我并不认为目前上江的那些事情是什么国家机密，因为上江市的改革已经即将拉开帷幕，所有的政策及规划也将马上出台，所有提前告诉他也无所谓，如果因此能够让他找到一些商机的话又何不可呢？只要是在公平竞争的条件下。
当然，对于一家企业来讲，掌握先机往往才是最大的商机。所以我觉得自己能够给他一些信息，他从中能够找到商机，而且也能够对我指点一些迷津的话，这又为何不可呢？
随即，我把自己到了上江后的整个情况对他讲述了一遍，同时也讲到了自己如今的困境以及对酒厂那件事情的疑惑。
他听完后点头道：“上江市是我们省，同时在全国范围内看也算是重工业基地了，但那只是它们以前的辉煌，如今这些企业已经成了政府的包袱，经济发展的绊脚石，所以对其进行改革是势在必行的。
你们陈书记的那种思路是对的，而且也非常可行，其实这就是国企的优势，因为它们有政府的庇护，如今这些国企就像母亲怀里正在生病的婴儿一样，有着政府这样的母亲的关爱，它慢慢变得健康起来是必然的。怕就怕在当母亲的不知道自己的孩子病了，或者明明知道它病了却因为各种原因不去对其进行治疗。
我们私营企业就不一样了，我们从头开始都需要自己去打拼，去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谋求生存之道。不过国企要改革的难度也是很大的，一是体制的问题，二是工人的安置问题，这两点比其它任何方面都重要。当国企改革到了一定的程度后，最关键的就是政企分离了。
企业一旦脱离了政府的庇护，就会被完全推入市场经济的竞争中，存活与否，就要看企业的真本事了。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水平的不断提高，市场经济的竞争也会越来越激烈，企业要想生存，就必须做出变革，革除自身的种种弊端，才能立于不败。
这其实就叫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说实话，作为我们民营企业来讲，也特别希望对国企进行改革，因为这样一来的话大家都同时站在了一条起跑线上，我们在面对有些项目的时候就可以得到公平竞争的机会。”
我点头，“是这样。您可以对这里面的事情详细讲解一下吗？”
他随即说道：“目前国企改革面临的问题主要是，第一，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以外的国有企业脱困问题突出，难度很大。绝大部分国有企业脱困问题没有解决。而且职工的安置，技术落后，缺乏资金都是不可忽视的问题。
第二，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的任务还很重。一方面是认识不统一，一些地方不敢积极推进改革，另一方面，一些国有企业改革中出现蚕食国有资产，出现国有企业承包一轮，国有资产流失一轮的局面。
第三，对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仍然是真正的目的。真正的投资主体多元化应是股权相对分散、均衡的，不应一股独大。避免一家说了算，以利于政企分开、持股者相互制约、形成较合理的治理结构等。
第四，加紧探索和建立国有资产有效的管理体制。改国家统一所有、分级管理为分级所有、分级管理。不但有助于清晰产权，也有利于形成发展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多元投资主体，改善国有企业的股权结构。
国有资产管理应实行管资产、管人、管事统一。政府应有专门的机构，专司国有资产的管理，负责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而且管资产和管事管人相统一，不再多头管理。完善三个层次的管理形式。由地方国资委到国有酱经营机构再到企业。实现了出资人最终控制企业同企业作为独立法人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分离。
第五，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企分开仍然任重道远。政府干预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现象时有发生，国有企业吃国家大锅饭的状况仍有待消除。改革审批经济体制，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打破行政和部门垄断。当前我国行政和部门垄断还相当严重，这很不利于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的形成。
第六，这一点非常重要，就是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问题。对于国企改革后出现的下岗工人要妥善安排，国家不能为了甩掉包袱而无视这个群体未来的生存。
第七，我们发现了一个现象，那就是国企改革后所带来的红利滞留在企业内部，回馈社会的资源却非常的少。冯笑，你发现没有？现在国家某个地方发生了自然灾害之后，捐款捐物最多的是谁？是老百姓，是私营企业！难道你不觉得这里面有问题吗？
所以，这说到底还是国企始终认为自己是国有身份的问题，总觉得自己要高人一等。冯笑，你是知道的，我们江南集团每年都会拿出大量的自己去做慈善，我觉得这是自己应有的社会责任。
可是有时候我心里不禁就会想，这是为什么啊？我们每年向国家交了那么多的税，这已经算是我们尽了社会责任了。再看看那些国企，他们享受着国家的福利，在竞争中也占据优先的地位，交的税也没有我们多，凭什么一到国家有困难的时候我们就得去捐款捐物？你知道国家现在为什么要大力发展私营经济？这是因为国家已经认识到了一点，那就是，私营经济才是国家税收的主要来源。
呵呵！你看，我们的私营企业就处于这样不尴不尬的位置上，有时候想起来真是觉得可笑！”
他说的确实是事实，不过我倒是觉得他的话显得有些过激了，因为我们国家毕竟是社会主义性质，所以在政策上偏向于国企也是一种必然。其实我倒是觉得他应该这样去想这个问题：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如果国家不出台一系列鼓励私营企业发展的政策，而依然像目前的朝鲜那样完全信奉社会主义所有制的一切教条的话，私营企业还有存在的基础吗？所以，作为私营企业来讲，他们应该感谢国家的这种改革和改变才是。而且，对于意识形态上面的问题而言，这本来就是一种非常复杂的事情。
真正要实现完全的、彻底的自由竞争，真正要去遵循市场经济的法则，那只能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体制才可以。而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目前还存在着许多问题的国家来讲，如果一旦真正实行那样的体制的话，其后果就很难设想和预料了。其实我对于国家究竟是什么样的性质并不感兴趣，但是我真心地希望国家能够稳定。
国家的混乱，甚至发生战争，那仅仅是极少数人希望拥有的舞台，但是对于老百姓来讲却将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句话其实完全地道出了作为老百姓的悲哀。
和平、安宁，才是老百姓之福，对于我们每个人的人生来讲也是如此。
当然，我不会把自己内心的这些想法拿去讲给他听的，因为我知道他不一定能够接受。作为江南集团的董事长来讲，或许他看到的更多的是企业在竞争中的不公。而且这样的不公却是真实存在着的，因此，即使我讲出来的话他也肯定会不以为然的。
而此时，我更关心的却是另外的一个问题，“林叔叔，您说得对。那么，您觉得应该如何去解决您刚才提到的那些问题呢？”
是的，此时我非常关心这个问题，因为他的答案很可能会被我用到自己的那份调研报告里面去，而且说不定还可以让我产生一些新思路。毕竟他是企业家，而且他是私营企业家，他的智慧和经验都在那里，还有就是他是站在私营企业家的角度在去看国有企业，这叫旁观者清。
他沉思着说道：“我觉得吧，第一，所有的改革方案和举措，都要有利于国企的市场化、国际化和人性化。对大多数国企来说，改革的优先目标还是放在市场化上。
国企若是缺乏市场化的观念和能力，那改革的美好愿望就会如同空中楼阁。此外，还应该用人性化目标引导国企，要尊重客户、股东和员工，尊重各个利益相关者，以实现利益共享和事业多赢。第二，真正改善若干重要部门民营企业的准入条件，通过金融体制改革来增强民营企业获得融资的能力、降低融资成本，使得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能够平等地开展。”
我即刻问他道：“民营企业进入的问题，这符合国家相关的政策吗？”
他笑道：“当然。如果不符合国家政策的话，我还提它干什么？做任何事情都必须首先要想到两个字：可行。对于根本不可行的事情，再去多想就是浪费时间。你说是吧？”
我点头，“您说得对。”
他继续地道：“第三就是要调整优化好国有经济布局结构，进一步提升国有企业发展质量和效益，增强国有经济活力和竞争力。大规模实施企业之间和企业内部业务板块重组，要形成产业链的合力，拓展新的商业模式。
第四就是要完善现代企业制度。这一点对国企目前的情况来看也尤其重要。所谓科学的管理体制就是要理顺国企租金、税收、利润三者之间的关系。制定科学的租金征收标准，此外科学的管理体制也要理顺国企高管的激励机制。
建立有效的国有企业高层经理的激励约束机制要与国有企业分类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相结合，除极少数服务于社会政策目标的特殊企业采用准公务员管理方式外，绝大多数国有企业要建成现代公司制企业，通过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激励性的多元结构报酬制度、完善的市场竞争机制和荣誉效应的综合作用，来激励约束高层经理人员。
第五就是我前面讲的那个问题，就是要拓宽安置职工的渠道，维护职工切身利益。职工安置工作，直接关系改制的成功与否，更关系企业和社会的稳定......嗯，我能够想到的就这些了。
当然，你们上江市有你们具体的情况，我说的仅仅只是原则问题。说实话，如果我有国家公务员的身份的话，我愿意去当一家大型国有企业的董事长，保证能够在短期内把企业搞活、扭亏为盈。”
我笑道：“那是肯定的。在我们江南省乃至全国范围内，您都是非常有成就的企业家，而您取得的成就就是对您能力的最好说明。”
他却摇头道：“其实，在你们体制内还是有不少能干人的，要思想有思想，要能力有能力，可是为什么就搞不好一个企业呢？这其实是一个世界性的通病问题。中国的不行，前苏联的不行，国民党在大陆的时候和在台湾其实也搞了大量的国有企业也不行，他们的那些企业其实就是我们教科书上所谓官僚资本主义，那就是当时国民党当局办的一些国有企业，此外法国英国也办了一些国有企业也搞得不行，所以现在的国有企业绝大多数都又私有化了。那么，这是为什么呢？这首先要明白一个概念，那就是国企，首先是一个企业。
而企业的天职是不断发展生产力，从而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需求。纵使国有企业也不能例外，否则只能叫做人民政府。而企业要发展，不仅来自于自身的意识，更来自于同行业的竞争。为了谋求更好的发展，企业可以采取各种各样的策略，其中就有长期和短期之分。短期策略可使企业获取眼前利益，但不利于长期发展；而长期策略可获得丰厚利益，但是眼前必须付出。
但是不论是长期决策还是短期决策，都是有风险的！私人企业因为能够以自身的财产所有权作为抵押，所以无论做出什么样的决策都是合情合理的，都是不可侵犯的。而国企就不同，因为产权比较模糊，收益和风险无法分摊。所以不论做出什么样的决策都会有风言风语，让当时的一把手左右为难。所以，更多的时候，国企老总们只关注短期利益，这样更有利于自身绩效的表现，好在仕途上得到更好的机会，然而这样的话，往往后来者会苦不堪言，从而造成企业得不到长久的进步。
所以，国企搞不好固然有产权不明晰，工人懒惰出工不出力等因素，而国企的主管部门，不作为才是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改革开放最开始的时候国企搞不好还可以换经理厂长，后来在市场经济理论指导下，国企就很少在换经理厂长了，只要搞不好就卖，很多好的国企头头一看，搞好还不如搞坏，搞坏可以卖，可以贱卖，这样的好事谁不干？
于是好国企变差国企成风，凡是市场竞争的国企基本都卖完了，肥了一小撮人，损害了一大批人。剩下的垄断国企，有多少官不是买来的或者是有背景的？所以说，如果不真正改变国企的干部任命制度，国企早早晚晚都要败完。因此，我觉得国企搞不好的真正原因是用了一批不作为的官。你明白吗？你们用的国企负责人是官，而不是企业家！”
我顿时默然。因为他讲的确实是事实。如今的关系盘根交错，任人唯亲的状况根本无法避免。不过我觉得他前后的话似乎是矛盾的，随即就问道：“既然您说国企始终要完蛋，那么您前面讲的那些又有什么用处呢？”
他淡淡地道：“我说的是，如果用人用对了，再通过那样的一系列措施去对国企进行改革的话，这还是有希望的。比如海尔，它就是国企改革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可是，你们上江市能够做到用人用对吗？”（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