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说高强走进化肥厂，陆续看见有人往同一个方向走，他就跟着他们走去。
走了大约五六分钟，就到了一个废旧的仓库。里面灯火通明，早已经聚集了两百多号人。仓库里当然没有那么多椅子，大家有的蹲着，有的垫着张报纸席地而坐。高强就到一个光线暗一点的地方蹲下了。旁边果然有人问：“兄弟，哪个车间的？怎么看着面生？”
高强说：“我们家老头子病了，让我来听听会议精神。”
好在那人也不喜欢寻根究底，高强就这样蒙混过去了。他问：“哥们，听我老头子说，牛大毛出来了，我还没见过他呢，他人呢？”
那人说：“不止是牛大毛，当年组织游行示威的几个头也回来了。”
正说着，人群一阵骚动。有几个人走了进来，坐到了临时由几张桌子拼成的“主席台”上。
坐在主席台上的一共有七个人，其中一人高强认识，此人就是人称“牛最牛，官场人称鬼见愁”的牛得草。牛得草是有名的告状专业户，这次来化肥厂，必定又与上访和告状有关。
牛得草坐在中央，俨然是一名主要领导。虽然已经有六十多岁的年纪，但是精神矍铄。只听他干咳一声，说：“各位请安静，下面我们开个会。”
人群立即安静了下来。牛得草因为早有为民请命的名声在外，所以在一般老百姓心目中的威信很高。
牛得草说：“今天把大家召集起来，不是来煽动大家闹事的。大家也知道，我是一名退休国家干部，我绝不会干违法乱纪的事，今天主要是和大家商量怎样保护我们化肥厂工人的权益的。几年前，我们化肥厂的工人们也组织过一起维护权益的的行动，但是由于出了一次特殊的变故，导致行动以失败告终了。不但没有为我们工人争得正当的权益，反而让牛大毛进了监狱，让几个为民请命的好同志有家不能归。大家心里一直都感到很窝囊，我也曾经为这事上访过几次，但每次都是无疾而终。不过，这次，大家的机会又来了。化肥厂这块地被昌盛地产公司买去了，我们这马上就要拆迁了。我觉得我们可以利用这次机会，为我们争得一点权益回来。召集大家，就是为了商量怎么办？怎样让我们的利益最大化？大家发表一下意见吧！”
高强心里想，这个牛得草真是一个民间活动家！与他个人利益毫不沾边的事，他都积极得不行。高强对他的感情很复杂。从他这么执着地为别人请命上访这个角度看，他很佩服他。这俨然是一个无私的有信念的人；从自己作为政府办公室主任的角度看，这个牛得草又显得非常讨厌，总是给政府和领导添麻烦。
人群中有人提议道：“让牛大毛先说吧！”
牛大毛站了起来。几年的牢狱生涯让他添了几分沧桑。他说：“各位老工友，几年前，因为我的鲁莽，出了人命，导致我们的维权行动遭到了挫折，我个人也吃了几年窝窝头。不管是集体还是个人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个人的我就不说了，那是我运气不好，我也认了。但是我们的广大工友吃的亏就大了。大家到别的县市访一访，像我们这样国有企业的正式工，下岗之后，每月都有低保的。可是我们呢，没有。我们年轻的有点本领的人不要紧，但是我们那些年纪大了的工人怎么办？刚才牛大叔说得对，我们必须要借这次拆迁的机会为我们争一点东西回来。这次决不能就这样算了！”
高强听他们说话，，好像句句都在理，的确，在别的县市，正式工人下岗后，都有最低生活保障的。在江南县，却没有这样的项目。这在任何县市都是没有的，而这一切都是源于死了一个郭副县长。
这时，主席台上的另外一个人站了起来。他西装革履，颇有风度。他说：“大家应该还记得我，我是张清明。自从那次游行出了人命后，我就在家人的劝告下，离开了江南县。其实，当时我并不想走，但是父命难违啊！不瞒大家说，这次出走，成全了我。因为我在外面混得还不错，现在已经有自己的企业了。他们这几位，也和我一样，都是当年背井离乡的人，现在都有了自己的事业。我们这次回来，不想为自己谋半分钱的利益，因为什么低保啊房子啊，对我们都没有任何意义。我们什么都不要。但是我们一听到召唤我们就回来了。为什么？我们想为我们那些还困在化肥厂的贫民窟里的老哥老姐们谋一点利益。我建议，我们新帐老账一起算，要政府为化肥厂的低收入家庭发低保，为老工人们办养老保险，解决那些还住在危楼里和旧工棚中的工人的住房，。不然，我们就不让这个项目动工。大家说，好不好？”
“好！”下面想起了一阵欢呼声和掌声。
高强暗暗称奇，这个张清明还真是一个人才，很有鼓动能力。表现出的无私精神也令人尊重。难怪当初能够组织那么大规模的游行？难怪现在能够在外面打拼出自己的事业？
张清明接着说：“这几年我也想通了。其实，那位郭副县长的死与给不给我们工人落实待遇没有直接联系。这是两码事！他的死该由谁负责，就由谁负责。牛大毛不是为这件事坐了几年牢吗？我们工人的权益不能因此就被取消。这一点我已经咨询过律师了。我们完全可以重新向政府提出要求，如果他们不答应，我们就提起行政诉讼，状告江南县县政府伤害工人权益！”牛得草说：“这次我们一定要齐心，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不过我们要吸取上次的教训。这次我们不要动武。文化大革命时有一句话是这样的，我们要文斗，不要武斗。很适用我们现在的形势。”（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