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这东西,尤其是心学,理学这种“意识形态”级别的东西，自身逻辑严密不严密，说的对不对和他是否流行其实没有任何关系，或者说就算是初期有点毛病，几十年也早被徒子徒孙补得差不多了，关键的是，是否符合利益集团的需要……
明末是什么年代？那是科举为南方东林和北方晋商垄断，其他地方读书人被彻底压制的时代，南方东林和北方晋商都是发迹于逃税走私，这能看强调上下等级的理学顺眼就活见鬼了，存天理灭人欲怎么也洗不掉逃税走私这种事情啊！
而心学就完全不同了，逃税可以解释为对明初宝钞的逆反么，只许老朱家乱发票子坑害商人做十一，不许商人用宝钞交税哄骗皇帝做十五么？走私就更好办了，一句不可与民争利就拿到了大义名分不是！
这种“意识形态”级别的东西，在战乱年代就是一张纸，满清入关之后，何止要与民争利，直接夺取汉族人的土地【圈地】，捉汉族人当奴隶【逃人】，与民争利四个字苍白无力，是半点效力也没！但是到了和平年代，就是强盗手段起家的也要讲究个大义名分，满汉之别，旗人汉人不通婚，剃发令……毕竟和平年代维持一直极为强大的军队，成本实在太高了，哪朝哪代都需要用一种“意识形态”级别的东西去教化【愚民】.
明朝中后期，与民争利几乎成了政治上的不正确，万历皇帝要开征商税，根本在文官体制下无法成了税务机关，只好派太监，依赖流氓无赖去收税，结果是把商业税转嫁到了小民百姓身上，然后被大富商们利用，最后商业税都是不了了之，中学课本的五人墓碑记就是反应这事的，如果去掉里面煽情的语句，理性分析一下，大家可能会看出相反的东西.
实际上明朝皇帝的财权就是自家的小金库，通过小金库还能抓住军阀们的枪杆子，万里，天启两朝，正是太监们大肆收刮，才支撑了万历三大征之类的军事活动，而到了崇祯初年，停止了收刮才几年，各地军阀化的浪潮就开始了，一直到崇祯上吊都没法逆转，太监们大肆收刮的，其实才是明朝的吊命钱啊！
然而在与民争利的种“意识形态”的压迫下，文官们总是最后的胜利者，魏忠贤的屠刀再快，也无法改变读书人中阉党和东林党的力量对比，实际上从1624年，魏忠贤遭到杨涟的弹劾开始大规模迫害镇压东林党人士算起，到1627年崇祯帝朱由检登位以后，决定整治朝廷，扫除以魏忠贤和客氏为首的阉党为止，实际上才当权了几年？而且如果以魏忠贤党派借熊廷弼事件，诬陷东林党的左光斗、杨涟、周起元、周顺昌、缪昌期五人为开始，大名鼎鼎的九千岁掌控朝堂的时间就更短了.
当然，这和魏忠贤本身只是明熹宗的私人，而内阁太监们是一朝天子一朝太监有关，不过反过来说，这就是皇帝本身没有和与民争利抗衡的意识形态，不得不通过一朝天子一朝太监和文官们妥协，否则完全可以废了魏忠贤，换上自己家的张忠贤，李忠贤不是？
但是，如果魏忠贤的权势和刘白羽【五经正义】相结合，那形式就完全不同了！本来东林党人掌握大义名分，和魏忠贤的斗争是儒生对阉党的政治斗争，只要明熹宗去世，魏忠贤就只能倒台。
不过假如按照【五经正义】的说法，所谓的心学是什么？佛老之学冒名儒学，那就是比魏忠贤可恶一万倍的异端啊，简直是儒生人人得而诛之，再拔下心学这层皮，原来什么刚正不阿的东林党，骨子里是一群大商人的喉舌！甚至自己不少就是大商人，铜臭熏天的货色！加上东林党的代表人物杨涟“非吾同道,即为仇人”这种杀气腾腾的话，东林党简直就是千古第一奸党了.
还有一件事，可能很多明史爱好者都不知道，其实这明朝时内廷外廷交好不是什么大事，就是张居正同样也是靠和太监冯保交好，得以变法的。而东林党也不例外，和内廷也有勾结，按照东林党们罗织的只要和内廷关系好就是阉党的逻辑，东林党自己其实也算是阉党。
和东林党相交甚好的太监，其实就是被东林党成为，贤内相的王安！王安，明神宗皇宫太监，河北省雄县人，万历二十年（1592年）当过明熹宗的伴读,万历时由太监陈炬推荐，命为皇太子伴读。当郑贵妃谋立己子为皇太子，皇太子处于危机之时，多由王安保护。光宗即位，擢司礼秉笔太监，并劝光宗重用东林党人杨涟、刘一燝等人。光宗去世，熹宗即位，王安协助天启将李选侍移出乾清宫，迁住哕鸾宫。魏忠贤、客氏得势后被杀。
王安到底是个什么货色呢？无论任何派系，都承认他保护明光宗有功，这也符合明朝一朝天子一朝太监的事实，这是没有异议的.
不过说起来东林党捧王安的两个案子，那就让人忍俊不止了，用网络用语就是你可以欺骗我个人，但是不能欺骗我的智商……
这就是梃击案！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宫外男子张差手持木棒闯入大内东华门，一直打到皇太子居住的慈庆宫，后被内监捕获。王安则是护驾首功。
总而言之，就是有一个男人，拿着一根木棍，直接打进了太子所在的行宫，当然，这个家伙是不是如同武侠里一样，是啥武林高手咱就不知道了，说实在的，这幕后主使的手腕挺拙劣的，反正作者是不敢在中写这种弱智段子的.
但是，事情本身如何诡异不要紧，事情闹起来再说，万历皇帝不废除太子的位置，就只能牺牲郑贵妃安慰太子，同时太子的地位也就稳固了，结局是经刑部十三司会审，查明张差系京畿一带白莲教的一支红封教的成员，其首领为马三道、李守才，他们与郑贵妃宫内的太监庞保、刘成勾结，派张差打入宫内，梃击太子宫。
然而宫闱争斗并未真正结束，在泰昌、天启年间更为剧烈地展开，“红丸案”、“移宫案”接踵发生。
明光宗朱常洛自幼不得其父喜爱，13岁才出阁读书，又长期辍读，经历坎坷。朱常洛即位后，颇具心计的郑贵妃又竭力笼络泰昌帝的宠妃李选侍，二人谋合，欲为己请封皇太后和皇后之号。泰昌帝由于忧心国事，本已虚弱的身体，不几日更是“圣容顿减”，“病体由是大剧”。
此时，司礼监秉笔、掌管御药房的原郑贵妃宫中的内医崔文升入诊帝疾，他用去热通利之药，希使泰昌帝腹泻排毒，却遭到东林攻击。这些人攻击皇帝生病是纵欲过度；崔文升进药是受郑贵妃指使，欲置皇上于死地。众太医于是束手。此后鸿胪寺丞李可灼又自称有仙丹妙药可治帝疾，对其药大臣们多不主张皇帝服用。但皇帝由于无计可施，决计服用。初服一丸，四肢和暖，思进饮食，再进一丸，于次日凌晨即崩。此药为红色，称“红丸”，以铅为主，以参茸为副。
东林于是开展攻击，称郑家有意谋害皇帝。继泰昌帝而后新登极的天启皇帝朱由校迫于舆论压力，准许内阁首辅方从哲退休，将崔文升发配南京，李可灼充军，此案草草收场。“红丸案”成为明宫疑案之一。转年，东林孙慎行等复官，又曾发此案以攻击方从哲。
“红丸案”这是千古疑案之一，光宗是有被毒死的嫌疑，不过东林党们一样也有胡乱议论干预治疗并耽误病情的嫌疑，不过结果却是和东林党对立的内阁首辅方从哲退休，东林党实力大增.王安则是内外积极沟通，为东林党冲锋陷阵立下了大功.
天启皇帝朱由校曾经以为东林党的目的是为了独霸朝廷，出于对东林党支持自己父子登基的功劳，朱由校也是一忍再忍，然而东林党却是不单单要控制朝廷，甚至要控制皇帝自身，于是又发动了“移宫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