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管子治国】
此时张昶已被董承的声势给吓了一跳，不过他也算是有几分急智的，当即移席站起，小步趋到中庭，对皇帝拜伏道：“臣只想着为朝廷排解忧难，早些定下铸币大政、平衡财货，绝无揽权之意！还请陛下睿鉴！”
“重铸五铢，修复钱法，无论是于国、于商、还是于民，皆为一大便宜之政；也是眼下当务之急、刻不容缓的事情。如今收各郡自行铸币之权，归于中央，不仅是为了事权一统，更是为了统一规制，彻底杜绝钱币良莠不齐、币制混乱的现象。”皇帝未有表态，先是夸了董承与张昶二人：“这一点，二位说的都很对，与我不谋而合。”
张昶胆颤的神色这才缓和少许，董承面色一喜，还未说话，只见皇帝把脸转向坐于次席上的侍中杨琦，开口说道：“杨公可有高见进陈？”
杨琦似乎早有预备，不慌不忙的说道：“臣以为，当今之忧，不在于钱货，而在于民饥。积年以来，稻苗毁于蝗螟，机杼劳于催征，民所患者非是钱币之轻重，而是饥无所食、渴无所饮、居无所处。”
“是啊。”皇帝明白杨琦话里的意思，虽然对方此时此地说这种话有些不合时宜，但正符合对方仗义执言的秉性，而且也的确是苦口良言。皇帝听了不能不有所表示，他目光忧郁起来，叹了一口气：“民以食为天，黎庶可以一辈子没钱，但决不可以一天不吃饭，故而农桑才是至急。”
本来众人正在讨论铸币，太尉董承与少府张昶都为铸币权的归属而争执不休，可好端端的杨琦居然说起了农桑，似乎并不把新铸五铢当做极为要紧的事情，尤其是对方看上去丝毫没有因为黄琬的黜退而有所收敛本性。
皇帝想起自己初来乍到的时候，为了尽快笼络近侍、好提前布置，他特意向侍中马宇探听了杨琦的底细与品性。正是由于他得知了杨琦敢当着孝灵皇帝的面，拿虞舜与唐尧作比，来嘲讽他与孝桓皇帝两人都是半斤八两的事迹后。皇帝由此认定杨琦是个不可多得的强项忠直的人物，所以当时才下定决心，对杨琦大胆的表露心迹。
最后也不出皇帝所料，杨琦论忠论能，都是一时之选，为皇帝联系各方、共同抗衡乃至于扳倒王允立下了汗马功劳。
只是人以利合、以利分，当初的盟友们纷纷随着王允这个强敌的离去而各自为营、分占权力，这是无可奈何的一件事。皇帝层出不穷的改革措施，由一开始的清丈上林、到募民屯田、甚至到盐铁专营，逐渐触及到各方的深层利益。无论是马日、黄琬、还是杨氏；无论是为了门户私计、还是出于稳健保守的政治立场，众人无可避免的互相疏远、对立，再也不复当初的亲近。
这就是为什么马日与杨氏等人一开始如胶似漆的团聚在皇帝身边，到后来却分道扬镳、互相算计的缘故了。他们对皇帝本人不是不忠、对同僚的德行不是不敬，仅仅只是秉持的理念、坚守的利益不一样罢了。
“农桑乃朝廷之要、农殖为生民之本，理应专重，而眼下却多言铸币之便。臣以为，即使现行小钱败坏钱法、扰乱市价，朝廷宜议良策处之，但也不该矫枉过正，有失所重。”杨琦神色肃然，抬眼环顾四周，宣室殿里坐着的尽是录尚书的三公、专管其事的九卿，包括他还有两个平尚书事、算半个宰辅的侍中。
这么大阵仗在以往都是用来讨论决定事关国运的政务，可现在为的却是议论铸币这种次要的事情，这传出去势必会将铸币这一项政务抬升到一个不该有的高度，甚至有可能盖过朝廷对农桑的重视程度。要知道在去年，皇帝议立屯田、重兴农桑的时候，也不过是召集了这些人而已。
所以在杨琦心中，皇帝完全可以单独唤相关臣工、或是诏命群臣议论，犯不着郑重其事的把宰辅们都叫过来，就好比后世为了讨论是否让钱币贬值而专门召开常务会议一样，实在有些小题大做。
杨琦刚才刻意做出这么个扫视众人的动作，用意也是十分的明确直白：“孔子曾言：‘割鸡焉用牛刀’，臣请陛下思之。”
跟外表正直、内里圆滑的执金吾司马防相比，杨琦才真正算得上的是耿直强项，即便如今杨氏因为黄琬的黜退而遭受波及，杨琦依然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为朝廷打算，该说什么就说什么，绝不会为了明哲保身而委曲求全。
这就是杨氏子孙，这就是强项之辈。
马日虽与杨琦立场不同，但心里还是极为叹服对方的人品，此时抚须看向杨琦，轻轻颔首。至于董承则是不以为然，为对方耿直的表现而感到轻蔑，他心里想着，都这个时候了，保持沉默或是曲意逢迎不好么？非得耍强项的性子博取声名？
不过想归想，董承到底是没有插话，他看得清楚，在皇帝发表看法之前，自己最好在一旁察言观色。
“入春以来，朝廷连发数道诏书，督各地郡县务必以生民为重、农桑为要。此外，更有整修水利、推广新农具、开荒屯田等策正逐一推行，这正是专重农事的表现。”皇帝自然不会承认自己小题大做，他一脸认真的看着杨琦，说道：“如今百姓大抵安定，朝廷于去岁减免了税赋，今年百姓手中当有余财，正是为自家购丝做衣、添置农具之时，若是此时钱币不行、交易不畅，岂不是累及百姓？”
杨琦一愣，从没想到皇帝会从这个角度来辩驳他，他竟有些不知该答什么了。本想下意识的说百姓物物交易沿袭成风，可以直接让百姓照往常一样以物易物，可这样一说却又显得今天谈论的事情十分多余。
正在他组织语言的当口，皇帝接着说道：“我这半年在石渠阁浏览史书，发现但凡百姓叛乱，无不是贫苦无财的流民所致，鲜有家境殷实而造反的。管仲曾言：‘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何也？百姓有了家资，就会为了保全家资而遵纪守法、安居乐业。而若是百姓贫困无财，便会铤而走险、生起犯禁之心，如此则难治。”
杨琦转过弯来了，迟疑着说道：“陛下的意思是，如今朝廷有诸多重农之策，百姓不愁生计。所以新铸五铢，是为了钱币畅行，使交流货物，充裕黎庶家资？”
“正是如此。”开元盛世的时候天下‘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百余年间未灾变’，正是国强民富，从而大治无乱的缘故，皇帝鉴古知今，对管仲的理论深信不疑：“治国必先富民，然后治之。”
杨琦跟那些为了反对而反对、只知道索取声名的人不一样，他只不过是提出自己的意见与看法而已。如今皇帝说得算是在理，虽然没有直接回答召集这么多人来究竟是不是大费周章，但已经委婉的表示皇帝对铸币的看重，是值得让他召集这么多重臣商议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