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日下午，在文思院的一处院子内，一大群人正挤成了一个紧密的圈子，大家都伸长了脖子，围观着中间一个固定在地面上的铸铁器具。
徐安臣颇为紧张的站在了这个看起来奇怪的器具边上，对着周边的人群介绍着这项器具的原理和功用。
也不由得他不紧张，现在站在周边听他介绍的，已经不是之前燕京大学的同学和文思院的工友，而是皇家科学院的研究员同文思院的一干管事了。
“…这个手压出水井的原理，是我们根据大气压强的试验提出的一个设想，如果把一根铁管通入地下的水源处，把管子周围密封好，再把管子内的空气想办法抽出来，管子内便形成了近似真空的环境，然后地下的水源便会被真空牵引上来。
虽然这个原理在年初时就已经被提了出来，但是真正把这个原理变成为现实，却足足花费了我们半年多的时间。如果不是陛下和各位的极力支持，恐怕我们在中途就不得不放弃了。
这个器具引用的原理虽然简单，但是想要把它变成现实，最为困难的的地方就是，如何密封管子，和如何抽取管内的空气，使之成为真空状态。
最后我们经过了无数次试验，终于设定了现在这个结构，管子上方是一个能够往复运动的塞子，我们称之为活塞。
管子下方设置一个阀门，这个活塞和阀门都是指向同一方向的阀门，使空气往上走而不往下走。
活塞往上走时，下面的阀门开启，可以将下面管子里的空气抽到上面空腔来；活塞往下走时，阀门关闭，空气从活塞边上冒出来，如此不断循环，便将下面管子内抽成了真空…”
李之藻、李天经、汤若望、罗雅谷等人站在人群的前方，津津有味的听着徐安臣的讲解和现场演示。大家看着徐安臣在管子上方倒了一瓢水后，就开始迅速的压起了，从管内伸出的一根铁棒，然后很快就从管子另一边的出水口冲出了强劲的水流。
周边的不少人都非常好奇这个效果，便纷纷上前挤开了徐安臣，自己亲自操作试验了一遍，连李之藻、李天经也不例外的上前试验了一把。
很快压水井下方接水的大木桶便装满水溢流了出来，把周边的地面都给淹成了一个个小水洼，往来的人群中不少人因此湿了鞋子，不过兴奋异常的人们都没有在意这点。
李之藻退下后，便笑容满面的对着身边的同僚说道：“这东西的确不错，南方地表水源丰富，因此土质含水量太大，想要挖掘一口可用的饮水井耗费颇巨，平常百姓不得不到河中挑水饮用。但是河中肮脏的事物太多，到了春夏之际，往往会引发疫病。现在有了这件物事，倒是大利于平民百姓了。”
李天经则一边用手挽着已经被打湿的袖口，一边插嘴说道：“前辈说的不错，不过余以为，这压水井在北方的功用更大。
今年京畿旱情严重，不过是因为天旱不雨导致河流水量减少，但是地下的水源并不缺乏。京畿不少地区，便是在田地之间紧急挖掘了数百口水井，渡过了这次旱情。
不过提水浇灌田地对于人力的需求太大，一口井日夜不停息的提水浇灌，也最多不过七、八亩地罢了。若是换了这种压水井的话，就算是浇灌十亩地，也不过小半天罢了。
若是能够把这压水井给推广开来，今后即便是遇到了天旱不雨的状况，也不会如同以往一样束手无策了…”
在李之藻、李天经这些中国官吏交谈的团体对面，金尼阁、汤若望、罗雅谷等耶稣会传教士也对着面前的压水井称赞不已。
金尼阁神情兴奋的对着身后的耶稣会同僚们说道：“皇帝陛下提出的这个大气压强猜测，果然是正确的。我认为我们应当把之前的试验和现在的这个压水井全部记录下来，然后汇报给教廷。”
几名耶稣会的传教士都不由点头赞同着，原本他们跟随金尼阁北上京城，是遵循了利玛窦等耶稣会先行者开辟出来的道路。通过向中国的士大夫们传播欧洲最先进的自然科学，从而得到中国士大夫们的认同，从而让他们获得在中国自由传教的权力。
新登基的中国皇帝邀请他们入京，曾经被这些耶稣会的传教士们认为，这是上帝事业在东方的伟大胜利，也是欧洲自然科学研究走在这些自我封闭的中国人前面的最好证明。
但是当他们进入京城，和中国的皇帝接触之后，便愕然发现。曾经他们所认为的，习惯于在思想上自我封闭的中国人，一旦放开了被束缚的手脚之后，对于自然科学的研究速度简直就像是插上了翅膀。
如果说在一年前，他们还能以老师的姿态对着这些中国人介绍着欧洲的自然科学的话。那么到了现在，他们同中国人之间，大多数时间已经处于平等的探讨关系了。
虽然自从文艺复兴之后，欧洲各国的人文主义思想兴起，也使得以天文学为开端的自然科学，开始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知识体系。
而欧洲小国林立的状态，也保证了这些新的自然科学知识，不会被某个厌恶自然科学的国王所禁止。曾经禁锢了欧洲人思想数百年的教廷，也因为新旧教义的纷争，一时无法再对自然科学采取高压措施，使得现在的欧洲正处于一个自然科学大发展的阶段。
但是分散的王权和宗教思想的松动，虽然给自然科学以自由萌芽的状态。不过也使得欧洲各地的自然科学研究交流上，始终存在一个滞后的现象。对于同一现象的科学原理，往往有着数个地方在同时研究。
这样的重复研究竞争，事实上是浪费了这时代有数几个天才的生命，和大量的物资作为代价的。
而且虽然欧洲的贵族和知识分子们，还在用拉丁文字作为写作的载体，但是文艺复兴带来的欧洲各民族意识的觉醒，已经让欧洲各国开始把自己的民族语言作为交流用语了。
在这种状况下，使用拉丁文字记录的自然科学，便天然的同欧洲下层民众产生了隔阂。也就是说，虽然现在是过去几百数千年来，欧洲自然科学大发展的时期，但此时的自然科学发现同普通民众的生活并无多大的交集。
但是在中国却并非如此，当这位新登基的中国皇帝召见了耶稣会的传教士，并仿照欧洲的模式设立了皇家科学院和大学，用于研究和学习自然科学之后。很快的就把这些自然科学发现分门别类的归拢了起来，并开始利用这些发现的自然科学原理，来改善普通民众的生活，从而把自然科学的发展同普通民众生活的提高联系在了一起。
中国人这样对待自然科学的方式，显然同这时代欧洲科学家们研究自然科学的目的不同。欧洲人研究这些自然科学，一是为了进一步了解自身所处的这个世界；二则是以自然科学的实践，来驳斥教廷某些荒唐的说法，从而抵抗教廷对于民众的思想禁锢。
耶稣会的传教士们虽然对于后一种说法并不承认，但是在心里他们还是能够感受到的。只不过恪守于自身的信仰，他们摒弃了脑海中的这种想法罢了。
在除了中国以外的地方，耶稣会传教士们只会传播手中的圣经，而不是什么欧洲自然科学。也只有在中国，这些耶稣会的传教士们必须先要以欧洲的自然科学，去打动中国士大夫们对于新知识的渴求，才能对他们宣扬上帝的存在。
在这种状况下，使得能够进入中国传教的耶稣会传教士们，都是学识最为渊博的一群人物，那些愚昧而无知的传教士，只能留在美洲大陆上，向着那些土著人传教。
对于金尼阁这些传教士来说，他们现在也许还不能衡量出，东西方研究自然科学的方式上，谁能走的更远一些。
但是他们在京城却的确收获了不少惊喜，不管是预防天花的牛痘术，还是符合自然科学的度量衡测定，地形测量中的等高线画法，还有眼前这个应用了大气压强原理制作出来的压水井。
这些传教士们在向中国传播欧洲的自然科学的同时，同样认为他们在中国所见到的新知识，应当反馈回欧洲，从而提高欧洲人对于自然科学的新认识。
唯一让他们感觉遗憾的，便是中国同欧洲之间的遥远距离，使得双方的交流异常不便。他们现在倒是有些担心了起来，过上3、5年之后，欧洲同中国之间的自然科学交流，会不会变成单方向的知识输送。
对于身边同僚们的切切私语，汤若望并没有听进去，他整个人的注意力都放在了眼前的压水井上。相对于同僚们感兴趣的大气压强原理，他更在意构建了这个压水井上部的那个活塞构造。他总觉得，这个活塞结构应当能够得到更多的应用中去。
傅泛际突然叹息的说道：“这样的压水井，在墨西哥不少地方都能用的上。可惜没有水泥和铸铁管件的话，土著人是无法修建这样一个简单的器具的。
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压水井在墨西哥土著那里传播开，一定会有利于我们在墨西哥的传教事业的。”（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