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检思索了一会，便说道：“只要银行行长没有触犯朝廷的律法，那么朕就不会绕过董事会任免行长。同样不管是朕还是朝廷，都会在合乎于银行章程的程序下，调用资金。
当然作为回报，中央银行将会成为各省税赋的唯一指定存储银行。在紧急情况下，将会得到朝廷的协助。银行的资金运输，也会得到朝廷的保护…”
皇帝的解释，让汪逢元将信将疑，他思虑了一会，便委婉的询问道：“长江以南的典当行，多以徽商经营。不过黄河以北的典当行，则以晋商为主。不知道陛下是否要邀请晋商加入…”
在无法确定这个中央银行是好事还是坏事之前，汪逢元想到的就是把晋商也拖进来。想来皇帝也不会冒着让整个大明经济崩溃的风险，对晋商和徽商同时下手。
朱由检注视着他的说道：“既然朕选择了你们，自然就不再会选择晋商。中央银行成立之后，一切经营货币的行业都将要纳入中央银行的领导之下。
如果晋商不能遵守中央银行制定的规定，那么他们就必须从典当行这个行业内退出来。”
汪逢元心里顿时咯噔了一下，以他丰富的从商经历，很清楚一件事。徽商联合起来的财力加上朝廷的支持，松散的晋商个体是无法抵抗这样的力量的。
而反过来也一样，皇帝说这话的意思，不仅仅是在给他吃定心丸，也等于是在警告徽商。如果他们不接受这个条件，皇帝也可以同晋商联手对付他们。
想明白了这一点，汪逢元也就丢下了犹豫不决的心思，当机立断的对崇祯说道：“小民一定竭尽全力，为陛下完成此事。”
朱由检看着头发花白的汪逢元半响后，才幽幽说道：“如果你能替朕建成中央银行，那么朕不但会支持你成为首任中央银行行长，还会选择恰当的时候给你册封爵位。”
汪逢元的心中顿时泛起了波澜，从一介商人踏入勋贵的阶层，汪氏一族从此就一步登天了，这笔生意显然做的过。
最后一丝犹豫终于从他脑子里消失了，他全心全意的对着崇祯言道：“请陛下放心，小人以身家性命担保，此事必成。”
朱由检拍了拍手，让王承恩拿出了一叠装订好的纸张，然后示意交给汪逢元后说道：“这是朕整理出来的，建立中央银行的一些设想，汪老你带回去好好琢磨琢磨，看看应当如何修改成实际可操作的章程。
王承恩给汪老办理一块牌子，汪老你有什么想法就直接写成文字送到大明时报，他们自然会转交给朕…”
朱由检同三位徽商代表的首领沟通过后，才去同其他徽商代表见了面。这些代表们显然已经被说服了，在皇帝到达之后就吩咐效忠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而崇祯在离去时，也托两名徽商代表向经营盐业的徽商传话，他将会给扬州额外增加7名科举名额，用来解决徽商落籍扬州的难题。
说服了徽州商人之后，崇祯对于剩下的各省代表就没有什么其他想法了。他走马观花的巡视了其他各省商人代表的分会场，并没有留下什么有用的消息。
山西商人们颇有些不安，他们隐约知道了皇帝在同其他各省商人代表进行沟通，希望能够通过征收商税的改革方案。这些山西商人们，原本打算在皇帝提出方案时进行哭诉，以此来抗拒现行税收的任何变动。
他们也做好了准备，如果实在抗拒不了，也要想办法同皇帝交换一些好处。他们甚至于想着要拉上，太原的晋王朱求桂，大同代康王朱鼎渭，向崇祯求情减免山西商人的商税。
不过显然他们的准备都没来得及用上，皇帝到了山西商人代表的会场，只是简单的问了问代表的名字，随意交谈了几句就离去了，并没有要求他们支持征收商税改革的方案。
事出反常，则必有蹊跷。山西商人的代表们，在皇帝离去之后，就疯狂的发动自己的关系，试图打探皇帝对之前几省的商人代表们，到底说了些什么。
他们最主要的，还是想要知道皇帝对于徽商们许诺了什么。然而，以往消息灵通的晋商们，这次却无法打探到确实的消息。即便是一向和山西商人共同进退的陕西商人们，这次也对他们的打探默而不语。
无计可施的晋商们，只能等待三日后重新召开的商人代表全体大会，从大会上获取他们想要得到的情报。
朱由检巡视了晋商的代表分会场，但是却没有听到任何一位代表的名字，是同他记忆中的满清八大皇商相附的，他也就把一点小心思给抛在脑后了。
崇祯搞定了半个大明的商人代表，却不料他自己认为十拿九稳的北直隶商人代表们，对他的决定反而闹起意见来了。
这些北直隶商人代表们，事实上都是四海商行的股东。他们对于皇帝要改革征收商税的方案，虽然有些肉疼但是也接受了。
毕竟大部分的商税，会首先用来建设京畿地区的水利和工矿业，而通过这些京畿的工人们，最终金钱还是要流入到四海商行之内。
短期内，四海商行的利润受到了一定损失，但是消费人群的增加，却能带给四海商行更多的收益。
因此在远期收益的诱惑下，他们认可了皇帝征收商税的改革方案。
但是皇帝现在要把四海商行内的货币兑换业务剥离出来，交给徽商成立什么中央银行，这顿时让这些商人们接受不了了。
这些四海商行的股东们，原本认为拿着足额成色的银两去兑换自己印刷的纸币，不会是一桩有利可图的生意。
按照他们的认知，拿到纸币的人，一定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兑换成白银，以避免财产遭受损失。
纸币刚开始发行的时候，也的确是如此。虽然京城各个坊区都设置了货币兑换点，但是人们还是迫不及待的拿到纸币就换回成色十足的白银，唯恐落后了会兑换到成色不足的白银。
但是一个多月之后，四海商行的各个货币兑换点前，换纸币的人就多过了换银两的人。
出现了这种状况的原因就是，朝廷下诏，南京和北京的太仓银实施了统一管理，两地都能拿纸币兑换到足额的白银。
京城的商人们，大多是从南方贩运货物到北方发卖，然后从北方带着银两返回南方去。
这种远距离的银两运输，始终存在着极大的风险。毕竟现在的大明，可不是什么承平之治的年代。
但是如果拿着纸币带回南京兑换成白银，虽然损失了一些损失费用，但是相比起长途运输银两的费用，简直是微不足道。而纸币的容易携带，对于商人们来说更是一个出色的优点。
除了这些商人之外，京城的百姓们开始接受纸币是另一个原因。京城钱法，每六百金背钱兑换一两白银，但是市面上更多的是品相不好的铜钱或是分量不足的私铸钱。
以往京城百姓收到了劣钱，自然会藏起好钱，先把劣钱花出去。而纸币出现之后，京城百姓自然是先把纸币花出去，把铜钱留着。
单是当京城百姓们发现，纸币并没有如同他们想象的一样，变成不值钱的宝钞，反而能够在四海商行随时花出去，且币值一直很稳定后。
京城百姓们自然就转变了思路，留下纸币，抛出和白银比例不断变化的铜钱。事实上，在京城之中商铺的商人们，开始欢迎用纸币付账，而排斥铜钱。
京城之中，从原来的白银-铜钱货币体系，开始慢慢转变成白银-纸币体系，铜钱的使用量开始慢慢下滑。
而不管是从商人手中兑换银两的手续费用，还是这些京城百姓因为保有纸币，成为了四海商行的忠实顾客。都带给了四海商行意想不到的额外收益。
四海商行的某些股东们，甚至已经开始互相串联起来，希望在下次董事会上向皇帝提出，把发行纸币的权力交付给四海商行，以让四海商行获得更为快速的发展。
朱由检收到了这些情报之后，并没有轻视，而主动召集了四海商行的股东们，向他们解释自己为何要把货币兑换的业务剥离出来，交给徽商们经营的原因。
“…诸位应当知道，货币兑换业务的重点，不在于印制难以作假的纸币。而在于足够的资本，和能够负责货币兑换业务的人手。
而想要让货币兑换业务获得较高的收益，那么就需要在大明各地建立足够多的兑换点，甚至于在大明之外设立兑换业务，这显然是一个前期投入非常大的工程。
此外光光是培训合格的货币兑换从业人员，具备基本的读、写、算能力的人员，我们现在也只能满足京畿地区开设的货币兑换点而已。
再说了，虽然朕和各位出资建立了四海商行，但是货币兑换业务的资本，可是朕动用了内库的存银作为发行纸币的本钱，各位可没有出过钱。”
为三大殿提供木材，从而意外的成为四海商行股东的徽州木商王本仁下意识的说道：“陛下，我们也愿意为货币兑换业务出资啊。这从业人员只要培训上几年也就有了，这么大一盘生意，何必让给那些徽州朝奉。”（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