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呈秀这一次的登门拜访，自然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自从崇祯登基将他和魏忠贤赶出了京城，所谓的阉党其实也就风流云散了。相比起接收了阉党大部分势力的黄立极，吴淳夫这位昔日的阉党骨干就低调的多了。
但是，谨守着工部这一亩三分地的吴淳夫，到了今日却已经成为了朝中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因为工部已经成为了科学进步党的大本营，和盘踞在礼部的新东林党并称为朝中的两大势力之一。
在崇祯元年之前的朝廷里，官员本人的声望及其同皇帝之间的亲密关系决定了朝中的权力格局。否则顾宪成也无法以一个区区吏部文选司郎中而左右朝中官员的任免，并试图操纵执政大臣的任命了。而严嵩父子也仅仅因为获得了嘉靖的信任，就肆无忌惮的操纵朝政达数十年，并不管他们身居何职。
这种任人唯亲和依靠私人关系掌控公权力的方式，本身就是封建王朝的政治特色。不过对于崇祯来说，这样的施政方式显然是难以容忍的。因为这意味着权力的失控和行政效率的低下，更换一名执政大臣，也就意味着要清除掉一群在他身后的官员，因为其他人根本使唤不动这些官员，反而要受到这些官员的掣肘，这也就是所谓的一朝天子一朝臣。
在农业社会中，这样的政治斗争方式乃是常态，也是统治者所默认的政治规则。所谓门生故吏和座师弟子，也是这种政治形态的外在表现。
当然，以后世的唯物主义观点来看，这也是小农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形态的客观规律。毕竟在小农经济的社会中，农业的结余一共就这么多，能够供养的勋贵官僚是有上限的。但是勋贵和官僚家族的人数，在和平时期的增长却是没有尽头的，为了保存自己家族所占据的阶级地位，就只能通过和平时期的政治斗争和战争时代的王朝更替来淘汰那些多余的统治阶级人口。
对于某个来自后世的灵魂来说，这样的行政架构无疑是难以接受的。所以在他登基之后，就一直推动着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给这种数千年不变的封建体制注入了一些工业时代的气息。
这便是先以内阁职能改制和新设国务会议集中朝廷的权力，提高朝堂上的决策能力。接着便是梳理六部职能和中央及地方官府的行政承接，一是分散内阁和国务会议的行政权力，二便是为了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
应该来说，集中权力这一部分其实还是比较顺畅的。比较大明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在统一全国之后就将一切权力收拢到了皇帝手里。如果不是明成祖朱棣搞出了一个内阁制度来，官僚集团想要干预皇权几乎是无计可施的。
虽然在内阁制度成立以来的这两百余年中，官僚集团中的历代精英不断拓展内阁的权力，甚至出现过张居正这样凌迫皇帝的真正权臣，可是内阁依然是无法同皇权相抗衡的。从张居正死后，万历轻而易举的就夺回了权力，就足以证明大明的内阁制度是极不完善的。
由是，对于崇祯登基后改革内阁职能和设立国务会议集中朝廷执政权力一事，文官们采取了乐见其成的默许态度。因为在这一体制改革过程中，损失较大的并不是官僚集团手中的权力，而是原本难以限制的皇权。
虽然在主观上，这一制度上的改革加强和放大了崇祯手中的权力。但是在客观上却是完善了内阁制度，从而让内阁在法理上拥有了抗衡皇权的名义。毕竟在过去，内阁乃是协助皇帝处理政务的助手，而现在则变成了向皇帝负责的行政机关，这两者之间的地位简直就是天壤之别。
由此而带来的另一个影响便是，内阁首辅真正成为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文官领袖，虽然难以同汉唐时期的丞相相比，但是已经能够令其在皇帝面前保留其独立之人格，这便让首辅之职位更加炙手可热了。
虽说此前崇祯许诺崔呈秀，当钱谦益任满之后，会支持其成为下一任内阁首辅。但是随着内阁制度的完善和国务会议的地位不断上升，崔呈秀发觉皇帝的这个承诺变得越来越缥缈了。
这并不是说崇祯想要反悔，或是说崇祯的权力变小了，而是在内阁首辅地位的不断上升之后，阻止他登上内阁首辅的力量变大了。
崔呈秀虽然在后金入关一役中表现出色，替皇帝稳固了蓟州地方，从而使得朝廷大军能够在地方的配合下逼退了黄太吉，获得了复起的机会。可他毕竟是朝中上下默认的，同魏忠贤齐名的阉党首领，也因为承担这个责任而被迫退隐乡间。
虽然皇帝将他召回了朝堂，但不管是执政的黄立极等人，还是在野的前东林党人们，都拒绝让其再次回归到权力中枢来。被朝中主流势力边缘化的崔呈秀，不得不接受了崇祯的提议，接下了得罪天下士绅的土地改革事务。
土地改革事务虽然让他更为恶名远播，但是却也成功的让横下一条心的崔呈秀，重新在朝堂上占有了一席之地。不过这也令崔呈秀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令其成为了拥有大量土地的缙绅们的眼中钉，被痛恨的程度和当初力主清丈天下田亩的张居正不相上下。
而崔呈秀的恶名太著，也使得他数次想要申请加入科学进步党，都被对方给婉拒了。到了崇祯十三年，只要智慧在于中人之上的官员都能够看得出，不管由谁来接任内阁首辅，如果不能得到科学进步党或是新东林党之一的支持，这个首辅的位置也是相当难坐的。
之所以有这样的结论，就是因为六部职能和中央及地方官府的行政承接改革，使得部门的组织制度终于压倒了官员个人的声望和关系，成为了行政权力实施的保障。在这一现象的背后，其实也就意味着组织所拥有的资源彻底压倒了个人所拥有的资源。
就人类本身而言，想要生存下去就必须要获得一定的物质资源。所以当一个人想要支配另一个人时，最好的支配方式不在于双方之间的感情有多深厚，而在于你能否掌握对方所需要的物质资源，人可以背叛自己的感情，但决不能背叛自己的生存基础。
在崇祯元年之前，天下万物理论上都是属于皇帝一人的，包括除了皇帝之外的所有人的生命。在这样的理论之下，皇帝自然不希望见到官员或是民众形成一个个小团体，从而威胁到皇权存在的基础。
毕竟当人群开始集结起来，随之而来的必定是一定物质资源的集结。在当下的这种农业社会中，物质财富的结余其实并不多，这种团体形成之后，很容易就能掌握起令地方难以抗衡的势力，从而形成地方上事实的独立王国。
因此当明太祖朱元璋夺取天下之后，就开始打压勋贵集团，这便是因为勋贵集团占据了过多的物质资源，从而形成了对于皇权的威胁。在这样的政治斗争之中，讲感情、讲功劳都是不现实的，当勋贵集团掌握的物质资源超过了皇帝掌握的物质资源之后，皇帝也就失去了控制勋贵集团的力量，这是基于物质基础之上的现实。
当然，对于苏长青这样的后世灵魂来说，想要解决这样的矛盾其实并不困难，大力发展生产力，使得自己手中掌握的物质资源远远超过其他个人及团体，这种矛盾也就不复存在了，这也是工业社会比农业社会更为稳定的社会基础。
基于这种工业化思想指导下的六部职能改革，也就形成了更为紧密的聚集物质资源的政府组织机构。同这样的组织相比，个人所拥有的物质资源是难以比拟的。而同样，借助于党派政治去控制这些政府组织机构的科学进步党和新东林党，也就拥有了远超过去那些官员小团体的物质资源。
在这样的格局之下，即便崔呈秀真的做上了内阁首辅这个位置，他也难以仅仅凭借一个名分去压制，拥有着控制这样巨大物质资源的两个政党，令两者完全服从于自己的。所以想要让皇帝兑现承诺，崔呈秀就必须获得两者之一的支持。
对于脱胎于东林党人的新东林党来说，他们和崔呈秀本身就存在不共戴天的仇恨，当崔呈秀成为土地改革政策的推动者之后，更是成为了这些大地主代表精英们的眼中钉，他们之间存在着不可化解的仇恨，崔呈秀自然不会自找没趣的去获取新东林党的支持。
于是他便只剩下了一个选择，获得科学进步党的支持。就名声上来说，科学进步党或许略逊新东林党。但是从实力上来看，科学进步党却远超了新东林党几条街。毕竟对于政府部门来说，想要聚拢起大量的物质资源，最好的方式莫过于做事。
你修一条路，就拥有了修建一条路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你修建一条大运河，就拥有了修建一条大运河的各种资源…通过这些资源，也就拥有了支配他人的权力。由是，以工部为据点的科学进步党，其掌握的物质资源自然远远超过了控制礼部这等清水衙门的新东林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