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允彝跟着吕琦上了二楼，在会客室门外整理了下自己的衣服之后，方才跨进了门内。虽然之前他也曾经担任过皇帝的御前秘书，但此前他的主要工作还是拆看来自各地的信件，并将信件的摘要递交上去，有时候也替皇帝拟写回信。
而这半年多的时间，他是作为皇帝的助手，把皇帝的意志正确的传达给内阁和各部，从而形成现实的措施。在某种程度上而言，他成为了皇帝对外的化身，从而真正的接触到了这个国家的权力中心。
站在平地上，站在屋顶上和站在山顶上，能够看到的风景是不同的。在地方上，在权力的边缘和在权力的中心，看待同一件事的政治意义也一样是不同的。
在上上下下的来回调动之后，夏允彝虽然还没能成为一个老练的政治家，但是他终于能够理解，从地方到中央对于同一件事的看待角度是不同的，而他们的想法和处理方式也是存在的极大的差异，这并不全然是因为个人的私心问题，也不在于聪明和愚蠢的分别，真正重要的是，全局利益和局部利益之间的博弈。
而这半年多来协助皇帝处理赈灾应急委员会事务带给他最大的两个好处，一个是学会了如何协调内阁和六部去执行一项命令；另一个则是熟悉了皇帝做事的方法和个人性格。前者是中枢重臣必须要具有的一项行政能力，而后者则是确保自己处理政务时，不至于处处和皇帝相左，使得双方之间能够以较为默契的方式解决争端。
当然在同皇帝的频繁接触中，夏允彝也终于能够以常人相待皇帝，而不再如从前那样认为，皇帝应该是高居于世人之上的道德表率，具体的政务则应该由下面的君子们进行料理，这也就是所谓的垂拱之治。
此时的夏允彝已经隐隐意识到，不管是内阁所代表的相权还是皇帝手中握有的君权，让任何一方独大，都不是这个国家的福气。
当然，越是对政治理解的深刻，夏允彝的言行就变得越为谨慎。因为他知道自己还没有资格对这个国家的政治格局说三道四，而他现在所代表的皇帝的意志，却又让他的言行都赋予了特殊的意义。若是不谨慎从事，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可能被有心人歪曲，从而用来攻击他或是皇帝本人了。
更何况，皇帝从中央、地方、中央的来回调动他，每一次的调动都让他在回京后前进了一步，。就算夏允彝自己都意识到了，崇祯正在试图将他培养为未来的朝廷中枢大员。像他这样的际遇，若是不遭人嫉妒暗狠，那才是令人诧异的事情。
越是位居高位，夏允彝就约显得冷静沉着，绝不给他人以可乘之机。当崇祯在会客室内看到了夏允彝之后，就发觉这位近臣是变得越来越无趣了。
坐在办公桌后的崇祯脑子里虽然转过了这个念头，但是他口上却未曾停下的说道：“瑗公回来了啊，今年赈灾应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已经出来了吗？捡些重点内容说与我听一听吧。”
夏允彝倒是很清楚皇帝召他上楼是为了什么，已经将写好的工作报告简略本带了上来。一听到皇帝的要求，他就答应着翻开了手上的简略本，为崇祯坐起了报告。
“…今年各地受到旱、涝、蝗等灾害的州县，总计约为216个，约占天下州县数目的15%，受灾人口超过4000万，经济上受到的损失近5亿大明元…
截止到上月为止，根据各县、各府、各省的报告及委员会下派工作组的抽样调查，我们有理由相信，今年灾区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应当在210万到300万人之间。
其中河南灾民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应当占据了总数的近三分之一，而开封一地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又占据了河南总数的近三分之一…
从4月开始，陕西、甘肃、河南、安徽、广东和福建交界地区都发生了程度不一的农民暴动。到了7月份的时候，各地的民变军一度占据了33个州县，人数突破了10万之众。
8月14日，有乱民混入到开封附近，想要煽动起开封城外数十万难民起事…9月16日，王琦调动河南、安徽、江苏三地军队击破了开封城外的乱民大军，从而将该地近20万乱民军击溃为13支部队，开封城外的乱民才开始向四方散去。
随着开封府这只最大的民变军被击散之后，各地的民变军也开始由盛而衰，他们吃光了自己盘踞地区的存粮后，因为无法打通官军把守的各个交通节点，不得不撤向山区或是塞外地区。
各省官兵按照总参谋部的命令，调用精兵进行追击，将这些民变军打散之后再聚歼其首领，最终收复了大部分州县。而那些民变军除了逃亡深山老林和塞外去的之外，大部分都为我官军所捕获…
赈灾应急委员会一共筹集了六千万的资金，其中337万来自民间捐款，220万来自盐业和海关捐献，户部先后调出了157万，内务府调拨了钱款和物资847万，发行长期国债筹集1200万，发行短期国债约3200万元…
到上周为止，委员会的账户上还存有1600万元的资金，只要明年的状况不要和今年一样坏，那么这笔资金大约可以撑到明年4-5月份，不过之后的资金来源，现在还无法确定…”
朱由检默默的听着夏允彝的报告，到这里方才插嘴道：“今年我们以收缴金银的命令，强迫国内的富商大户把手头上的黄金、白银更换成了纸笔，我记得三大银行为此补充了超过8000万两白银的准备金，其中有近四分之一被用来购买了国债。
如果确实有需要的话，明年3-4月份可以同户部继续评估发行短期国债的需求，我认为银行暂时还是能够支撑下去的。
另外，我国同荷兰阿姆斯特丹商业银行、西班牙王国达成的白银汇兑协议已经生效。西班牙秘鲁总督区今年第一批白银已经安全运回了上海，其中西班牙王国财产为315吨白银，个人财产为136.7吨白银，还有数百公斤的黄金，总价值超过1200万两白银。
虽说这笔硬通货，我们要以丝绸、茶叶、瓷器、香料及其他货物运往欧洲，从而变成现金支付给西班牙人。但是基本上未来10年内，每年美洲都会有这样一笔资金输入我国，因此以这项汇兑业务为抵押发行一两笔短期国债也应当问题不大。
现在最大的问题还是，各地的交通运输能力不足，和水利设施缺乏，导致我们无法将南方及海外的粮食运到北方受灾区，各地农业还需要靠天吃饭，这就是导致今年灾害面积扩大后，朝廷无法及时救济灾区，也无法引导灾民自救的最大问题…”
当崇祯谈起经济问题时，就算是户部尚书郭允厚也是只能竖起耳朵倾听的。毕竟这十余年来的国家财政好转，说到底都是崇祯做出的规划，户部官员不过是照着皇帝开的药方抓药而已。
而到了今日，崇祯用以改善国家财政的基本手段，朝中上下也算是基本有了一点数。一是发行国债，并以国债绑定纸币，从而将未来的钱挪到现在来用；二是垄断金、银，从而稳定住纸币的价值，令市场上获得足够的货币，从而推动经济的活跃；三则是利用大明对周边及海外各国的优势地位，把纸币输出到周边及海外各国，从而收割这些小国的财富，用以填补大明的财政缺口。
这套金融体系的精密程度虽然远不能同后世相比，但是在这个时代已经算是相当杰出的金融设计了。正是在这套金融体系的支持下，大明不仅筹集出了大量资本投入到国民经济建设的项目中，更是牢牢的支撑住了军队改革和对外战争所需的大量资金，更是在今年这样的严重自然灾害中，依然维持住了国民经济没有崩溃，并成功的进行了大规模的赈济灾民行动。
于是，当崇祯策划着筹集明年委员会的资金来源，虽然听起来这些资金都近乎是从民间及西班牙王国哪里盗窃财富，但是夏允彝却仔细的把皇帝的话语记在了心里，根本没有提出对使用这些资金是否合乎道德的问题。
当然，这也同大明打开国门之后，汲取海外财富以弥补大明所缺的主张成为大明上下的共识有关。就算是夏允彝这样的正人君子，此刻也不认为拿着国外的财富救助大明国民的贫穷和困难有什么不对。
相反，经过了今年这样惊心动魄的抗灾救灾之后，大明的官僚、士绅、百姓都开始意识到，如果没有来自海外的粮食和物资，那么遇到今年这样的大范围灾情，灾区的百姓只能等死，而灾区周边的地区也不会得到什么好处。
不管是灾民起来作乱，还是官兵强迫借粮借钱，没受灾的地区都要摊上一场人祸。那么这样一来，大家不得不把目光转向了海外，寻求粮食、物资和财富的新来源。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的转向，算是把那些还想要闭关锁国的旧士绅们彻底边缘化了，向海外开拓的运动掀起了又一个浪潮。
不过崇祯此时并没有着重思考这一点，他正忙着替今年的赈灾行动做收尾。说完了财政上的开源问题之后，他很快就将话题转移到了灾后防疫工作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