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七年的初夏，对于越南后黎朝来说正处于一个内外交困的时节。上一年再次南征广南失败的清都王郑梉赫然发觉，北方边境和海边突然出现了大批的盗匪，这些盗匪四处劫掠人口摧毁村寨，正快速的摧毁着后黎朝的根基。
来自海上的袭击，后黎朝还能在沿岸设置烽火台报警，从而给驻军指明海盗袭击的方向，从而大幅度的降低被海盗袭击的损失。但是以越南漫长的海岸线，失去了对海洋的控制权力，就意味着军队的疲于奔命。
那些明显是广南军队装扮的海盗，可以坐在船上轻松的转移数十里甚至是上百里的距离，但是岸上的后黎军队可就要奔跑不息了。双方没有接战之前，后黎军队已经输了一半。更麻烦的是，作为一个沿海国家，后黎朝的渔业拥有不亚于农业的重要性。广南军队抓捕出海渔民的无耻行为，使得后黎朝的渔业陷入了崩溃的境地。
而在北面边境出现的盗匪，虽然规模不仅沿海的海匪，但是危害性却一样不小。北面边境的盗匪显然是同国内的一些反郑势力有所勾结，所以他们能够带着大批人口在北方边境来去自如。北方忠诚于郑氏的村寨，不是被这些盗匪一个个血洗，就是不得不逃亡到升龙府一带，这极大的影响了后黎北方的稳定。
不过郑梉从这些遇袭情报的背后，也嗅到了一丝不详的味道。那就是如果不是明国在背后支持，不管是北方的莫氏还是南方的广南，都不可能有这样的力量发动这等规模的袭击。
南方的广南在海上虽然拥有优势，但还没有这个能力封锁整个后黎朝的海岸线，这必然是那些被明国招安的海盗在作祟。而莫氏所占据的高平地区，地形大多为高山，仅有一部份土地是可供人居住的。因其交通不便，且无发展潜力，郑氏方才丢给了莫氏苟延残喘。但是高平同广西相邻，也只有在大明的支持下，莫氏才有余力跑到山下来劫掠后黎的村寨。
由此摆在郑梉面前的便只有两条路，一是派人北上，向大明屈服，请求大明为自己主持公道；二是发兵攻打较弱的莫氏，并借机攻入广西，迫使大明放弃对莫氏和广南的支持。
郑梉最终还是选择了以战迫和的决定，作为一名通过武力夺回郑家家主位置的后黎权臣，他始终更为相信手中的武力，而不是明国皇帝的仁厚之心。
六月中旬，两广总督熊文灿接到了安南国主莫敬宽的求援信。在熊文灿还在同属官们商议如何应对莫敬宽的求援时，郑梉派出的2万大军已经攻破了高平，然后尾随莫敬宽攻入了广西地方。
郑梉还派出了使者抵达了广州，向熊文灿声明，他此次入兵广西，实是为了捉拿莫敬宽父子，只要大明将莫敬宽父子交给他，那么他就会下令军队收兵。
熊文灿再次召集属官商议郑梉的要求，广西巡抚郑茂华便迫不及待的向熊文灿劝说道：“安南莫氏早已经向后黎称臣，此次郑氏讨伐莫氏也是事出有因。我们何必插手其中，惹来后黎的怨愤。下官以为，只要郑氏应允保证不加害莫敬宽父子，那么干脆就将人交给郑氏，让其赶紧退兵，免得我广西百姓受害…”
广东巡抚张镜心立刻拍案而起，愤怒的打断了郑茂华的话语说道：“后黎郑氏在国内挟持君主行操莽之事也就算了，现在还意图用刀兵来胁迫大明，这是为人臣子该干的事吗？若是地方上的土司也学着郑氏起兵胁迫朝廷，郑大人是不是也要顺着他们的意思，任由他们在地方上胡作非为？这样下去，朝廷还有什么威信可言？”
听到张镜心的指责，郑茂华也是羞怒了起来，他豪不相让的反驳道：“这莫氏虏人为奴，难道我们也要护着他？而且他岂止在后黎劫掠人口，前两年莫氏部下还屡屡犯我广西边境，我们总不能养虎为患吧？更何况，广西官兵疏于训练，几名将领也是垂垂老矣，让他们守守城池倒也罢了，想让他们去同后黎兵马交战，那岂不是送羊入虎口？”
张镜心却不以为然的说道：“广西官兵不行，那就召左、右江的狼兵，我广东也可派遣人马助战，后黎终究不过是区区弹丸之地，倾举国之力，也不可能有十万大军。但是光广西周边诸省，短时间内也能纠集起十万之师了，怎么会驱逐不了后黎军？
俗话说的好：打的一拳开，免得百拳来。只有把后黎郑氏打疼了，两广今后才不用担心后黎再度入侵。更何况，现在云南矿产出省通道，正是借助广西通往海边。总督大人为何不向昆明修书一封，令云南出兵后黎，断了进入广西后黎军的后路，那么后黎军必然军心涣散而退却。”
郑茂华嗤之以鼻的反驳道：“后黎是以追捕莫敬宽父子为名进入广西，并没有打出公开进攻我大明的旗帜，你怎么会认为，云南方面会出兵协助，而不是坐视观望？更何况，动员起十万之师容易，这钱粮又要从何而出？我广西藩库如何支撑的起这这场战争？不知张大人愿意支援多少军费？”
张镜心一时语塞，坐在大堂上首的熊文灿正打算出声调解时，坐在张镜心下手的广东海关关长严玉振却突然出声说道：“如果只是军费问题，海关愿意先垫出30万元，另外再向广州各商会募捐30万元。下官相信，陛下一定不会容忍后黎郑氏对我国的入侵挑衅，洪总督及刘总兵也不会对此事件置之不理的。”
熊文灿顿时停下了动作，进入了深思之中。的确，正如这位举人出身的海关关长所言，崇祯登基以来对于外敌入侵还重来没不战而退让过。他这边向后黎郑氏低头，说起来只是不愿擅起边衅，但是在皇帝眼中说不准就是懦弱无能的表现了，毕竟后黎人马可是先进了广西才派出的使者。
熊文灿心中虽然偏向郑茂华的说法，最好还是不用兵而平息和后黎的纷争。但是他口中却这样说道：“后黎同莫氏之间的战争，我们自然是不会参与的。但是后黎入侵我大明边境却是不可容忍的，我看不如这样，郑大人去同后黎使者交涉，让他立刻回复郑氏，立刻停下侵犯我广西的人马，至于莫敬宽父子是不是要交还给他们，本官自会向朝廷禀报定夺。
张大人和严关长先行整顿两广人马，调拨军资，以备进入广西抵挡后黎军队的继续东进。本官会亲自写信给云贵总督请求他出兵协防广西，至于是否和后黎开战，还是由朝廷和陛下定夺…”
会议结束之后，严玉振立刻返回海关，一边使用信鸽向京城报讯，一边则动用了一艘快船将详细的情报送往京城。鸽信从广州到北京，通过数个鸽站传递，第六天便将消息送抵了北京。而快船花费了20天抵达青岛港，再从青岛上陆传递到京城，则整整花费了27日时间。至于熊文灿的奏折则更是比海关的详细情报晚了一周。
当海关传回的鸽信抵达北京时，崇祯已经被后黎郑氏的行动所激怒了。只不过广西、云南同安南接壤的地方都是群山环绕之所在，采用陆军攻伐显然是极为困难，也是事倍而功半的。因此在同陆海军参谋们商议之后，崇祯决定采取陆守海攻的方针。
考虑到两广总督熊文灿对军务一块并无什么建树，因此崇祯便下令以云贵总督洪承畴领前敌指挥一职，暂时统领云贵两广的军务，围剿后黎入侵人马，并视情况进攻后黎本土。两广总督熊文灿为其副手，为洪承畴做好后勤工作。
另外，调渤海舰队一部、济州卢象升部、台湾王嘉胤部、台海巡检司、西贡刘香部，组建征越舰队，以广南为基地进攻后黎朝。在熊文灿的奏折还没有抵达之前，渤海舰队已经接了济州岛卢象升部南下台湾了。
不过在崇祯和总参部的命令没有下达之前，远在云南昆明的洪承畴及刘兴祚已经再预备反击的事宜了。大明在云南200余年的耕耘开发，实际上已经将云南大部分的山间盆地开发的差不多了。特别是滇中地区之繁华，和内陆也是差相仿佛。
而进一步开发云南的矿产及修筑云南通往内地的道路，都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在云南这种山高谷深，沟壑纵横，河流纵横，北高南低的复杂地貌中，修筑道路和拿人命去铺地几乎没什么区别。至于开挖矿洞，更是危险重重。
这也是为什么，崇祯初年就开始放开对云南矿山开采，但是矿山的开发进度却没什么大的进展。一是因为找不到人挖矿；二是大部分矿山位于偏远地带，难以运输出山。
不过随着云南矿业局的成立和洪承畴上任云贵总督，在官府的支持和商人的引诱下，云南各地土司开始和官府、商人合作共同开发矿山。他们一边将部族中的奴隶娃子送去开矿，一边则大肆抓捕敌对部族和境外部族充当新的奴隶娃子。
在这些土司中，干的最为出色的就是和缅甸、老挝交界的车里宣慰司、勐卯安抚使司，和安南交界的王弄土司、阿迷州土司。沙源之子沙定洲和阿迷州知县汤嘉宾，更是和安南莫氏勾结，在莫氏的带路下，几乎每月都能从后黎朝弄来数百上千的壮劳力。
这些壮劳力不管是卖给官府还是卖给开矿的商人，都不会少于45个大明元。这些土司和莫氏的带路人起码能从每人身上拿走25元，剩下的20元才归捕奴手所有。但是对于这些捕奴手来说，他们过去在地里辛苦干上一年都未必能够赚到20元，现在抓个人就能抵得上一年的收入，这顿时令大明边境土司部族疯狂了起来。
对于云贵总督府来说，这些年轻的奴隶娃子使用起来不需要任何顾忌，哪怕死了也只要就地掩埋，而不必担心有家属找上门来闹事，比起雇佣当地土人要划算的多。
即便每个奴隶娃子要花费45元，但是卖给这些捕奴手一杆旧式的火绳枪就要60元，一斤*不过射击12-13次，但也要价1元。甚至于，洪承畴还开发出了捕奴牌照，只有获得捕奴牌照的土司才能在昆明进行交易奴隶娃子。
至于那些卖到矿山里的奴隶娃子，在矿山商人的残酷剥削下，几乎就没有活着从矿洞里出来的机会，比之修路的同伴更是悲惨。正是建筑在这些奴隶娃子的尸骨之上，原本一潭死水的云南经济顿时迅猛的发展了起来。云南各地的道路在不断延伸，各地的矿山区域也在不断繁荣，甚至于原本人心离散的云南诸土司，现在也越来越团结在了云贵总督的周边。
而这一切正是建筑在了，拥有共同利益的捕奴经济上。后黎朝对于广西的入侵，对于云南诸土司来说，无疑正是一个大举入侵后黎，抓捕奴隶的好机会。因此洪承畴稍一动员，云南诸土司就纷纷带着人马来昆明报道了。
七月底，沙定洲带着八百土司兵越过了安南边境，进入到了高平地区。八月上旬，洪承畴接到了总参谋部和皇帝的命令，他立刻调动了做好准备的刘兴祚所部及广西右江地区的土司人马南下，预备切断正在攻打南宁的后黎军。（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