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和吴俊升驻足不肯向前，就是看到了革命军的重机枪和迫击炮在1000-500米这个距离内屠杀着北洋军二镇三协四标。这确实是一场屠杀，北洋军还没有学会卧倒避弹的技能，依旧按照操典上的要求奔跑着。以步枪对射为基础编制的操典注明，在这种情况下士兵应当加快前进，直接冲到敌军的面前，迫使敌军无法向你射击。
在数千次训练下，把操典印入骨髓的北洋将士，压制着自己的恐惧向前快速奔跑，想要尽快跑完最后的这几百米。不过人的体能还不及一匹马，连骑兵都无法突破马克沁重机枪组织起来的死亡之网，人又怎么能够打破这个奇迹。
当王占元这边反应过来，下令鸣金收兵的时候，第四标已经剩下不到1队人了，伤亡超过三分之二。就算北洋第二镇是北洋精锐中的精锐，也一样承受不了这样的伤亡，恐惧已经开始在军中蔓延了。事实上除了北洋军中的中高级军官外，底层官兵根本不明白为什么要打这一仗。
哪怕北洋军的士兵们再怎么不关心时事，也能从街头巷尾的谈论中知道，革命党人起来闹事，一是因为朝廷出尔反尔要收回铁路卖给洋人；二是满人再一次欺骗了天下人，不禁没有立宪的意思，还组建了一个皇族内阁。
虽然北洋军军纪严明，各级军官各有依附关系，也算是一只组织严密的近代军队了。但是既然袁世凯练兵的时候是存着练成私兵的念头，那么北洋军士兵对于满清朝廷的效忠之心就不会高。失去了对于满人朝廷的效忠，民族主义自然就会在他们之中生长出来。
只不过北洋军士兵大多为文盲，还没有形成国家民族的概念，所以并不能很快的对甲午战争以来的各项割地赔款条约产生共鸣，认为这些耻辱也是加诸在自己身上的。他们还依旧抱着封建伦理的观念，认为给与衣食者就是父母。既然袁大人是北洋军的父母，自然大家就得听袁大人的命令。
不过这种传统的效忠之心，并不足以支持北洋军将士进行这样惨烈的激战。即便平日里再怎么把“吃袁大人的饭，就要为袁大人卖命”的口号挂在嘴边，也不等于可以驱使北洋将士这样去送死。更何况，北洋上下此时都没有确定，到底是要保朝廷，还是保袁大人复出。
要保朝廷，就应该倾尽全力去扑灭革命军点燃的革命之火，而不是拖拖拉拉的在路上浪费时间。要保袁大人复出，那么就不应该和革命军闷头就打，而是应当派人去说和一二，大家坐下来好好谈，战场上则应当互有默契。
北洋军高层的首鼠两端，实际上已经消磨了将士们的不少求战之心。和二十镇、三镇这些叛军的作战，虽然轻易获得了胜利，但也令不少北洋将士生起了骄娇之气，使得北洋军过于鄙视了革命党的战斗力。既然连二十镇、三镇这样的新军都不能打，那么组建没有多久的革命军显然更不可能强大到什么地方去了。
一只训练有素，但却不知道为谁而战，且骄傲自满的军队，在四平郊外的村庄围攻战中受到这样的惨败，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特别是，革命军除了大炮、骑兵不及北洋军外，其他中、近距离武器的配置上，要比北洋军完善的多。而且革命军士兵从训练的第一天起，就被纳入了一个政治宣传的体系之中，他们总是比北洋军明白自己是为什么而走上战场的。
军官的素质上，革命军虽然不如北洋军，但是政治委员加上士兵委员会，已经说明革命军是按照现代军队的组织原则来建立的。这只军队中虽然还存在着一些山头主义，但像北洋军这样在军中完全依赖于士兵对军官的人身依附关系，低级军官对高级军官的私人效忠关系，在革命军中是被严厉禁止的且批评的。
因此在战斗过程中，革命军的军令能够贯彻到每一个士兵头上，而不会出现指挥者在发出作战命令时，还要考虑军中各派系的平衡，不能只让一派吃肉，另一派去啃骨头。所以在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之后，田亚斌能够立刻修正错误，从两翼部队抽调人员把受到损失的部队替换下来，在交战中进行调整防御。
但是当北洋二镇三协第四标退下之后，王占元根本组织不起第二次进攻。作为预备队的第五标，大多数军官都认为应当撤退脱离战场，等待后方的援助。面对部下们的争吵，王占元其实倒是知道，在这个时候只有自己亲自带队进攻，才能压下军中后撤的意见。
只是，王占元虽然在北洋军中以悍勇著称，也不代表他愿意带着人去冲重机关枪的阵地，那不叫勇气，而是叫自杀。
萌生退意的王占元，在召回了冯德麟、张作霖、吴俊升等将领后，向他们咨询道：“乱党过于狡猾，在此地设置了陷阱埋伏我们，以至于我军小小受挫了一场。我们北洋军到底是客军，你们奉天巡防营才是本地的主人。接下来怎么打，还是得听听各位的意见，我希望大家不要藏着掖着，有什么主意就都倒出来吧。”
冯德麟看了看身边保持沉默的张作霖和吴俊升，便咬了咬牙说道：“我们巡防营这次带出来的都是骑队，利于野战不利于攻坚战。让骑兵去进攻乱党已经修好工事的村子，这显然是不合适的，否则我部也不会有这样大的伤亡。下官以为不如让我部绕过村子，直接去扫荡乱党的后方，让其难以接应粮饷。我就不信没有了子弹，这些马克沁还能继续在战场上耀武扬威。”
张作霖和吴俊升连连点头附和冯德麟的提议，张作霖还跟着建议道：“眼下沈阳往北只有两条路最适合运输大宗军需，一是铁路；一是水路。我们还是应当请朝廷同日本人进行交涉，哪怕不给我们运兵，运些弹药军需总是可以的。否则用大车运输弹药军需，不仅费事还极为耗费时间。
另外，从沈阳到铁岭到郑家屯，正是辽河能够航运的河段。下官以为，我们应当派人夺回郑家屯，以防止乱党顺河而下，断了我们的后路。只要我部夺了郑家屯，四平的敌军就会陷入孤立，则大军再压上时，四平敌军就可被我军所围歼了。”
王占元看着自己桌上的地图半天后，方才顺水推舟的说道：“也好，我部就暂时撤到后方30里处的毛家店。张、吴两位统领去进攻西面的郑家屯，冯统领你和我去见见四平的日本人，看看能不能让你部驻扎于四平附近，然后去扫荡乱党的后方交通…”
北洋军和革命军在四平郊外的这一场激战，早就引起了四平镇内驻扎的日军的注意。日本从沙俄手中接管四平时，在四平街站前只有一条马路（三马路）的街基，并没有多少建筑，车站西南建有一二百米长的街市，路东只有一座水塔和几间货房。
不过到了1911年，四平“满铁附属地”从南北一道街至南北五道街之间的建设用地，已经由“满铁”地方事务所分放完毕，四平街道里的街道、设施初具规模。城市人口已增至3005人，比1907年增加了近4倍。
“满铁”不仅在四平设立了四平街地方事务所、警务派出所、宪兵分遣队，非法设置区级政权，还向“满铁附属地”的工商业、服务业征税讨捐。由于日本在东北强制实行领事裁判权，并以此为借口声称满清政府无权干预“满铁附属地”内的政事，故铁路附近的“满铁附属地”便都成了“国中之国”。
日本在四平驻有一个守备大队约五百人，当革命军十三团在四平郊外的村子修筑工事时，日方还在请求公主岭上级的指示。等到北洋军开始进攻革命军的据点时，这一守备大队才发现双方都装备有能够威胁到自己的重武器。
不管是出于自身的安全考虑，还是从公主岭发来的上级指示，四平的日军守备大队都对革命军表现出了敌意。在十三团打退了北洋军之后，便接到了从四平街道送来的日方通知，要求革命军遵照《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附约》第三款之约定，撤离到铁路以外之十二公里。
田亚斌还是从日本来使口中了解了这项附约第三款的内容。他立刻对日本派出的使者说道：“第三款说的是，日本军队未撤地方，倘有土匪扰害闾阎，中国地方官亦得以派相当兵队前往剿捕，但不得进距日本驻兵界限二十华里以内。
首先这是距离日本驻兵的距离而不是以铁路为基准的距离；其次日本是否具有在四平的驻兵权我尚未得到革命委员的指示；最后革命委员会尚未决定是否接受满清政府同日本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我无权向贵方承认该条约。
如果贵方有任何疑问，可直接向革命委员会办理交涉。我军现在并没有破坏铁路之意图，也无向贵方进攻之意图，因此贵方无权对我军的作战部署做出干涉。还有，为了避免双方的冲突，我建议贵方的武装人员远离战场3公里之外，否则我军将不能保证贵方武装人员的人身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