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吴川想要对斯维尔德洛夫说点什么的时候，他现在的秘书兼安全助理张云荣突然打开了办公室走了进来，向他报告道：“日本驻哈尔滨的川上领事过来了，他要求今次一定要和你见面，否则他将会判断革命委员会对于日本帝国持有敌意。”
吴川还在沉默之中时，斯维尔德洛夫已经出声向他劝说道：“我看这次是非和这位日本领事见面不可了，之前我们还有借口推托不见，不过长春事件爆发之后再不见他，这就确实表示我们是别有用心了。
而且，就算我们和俄、德、美三国驻哈尔滨领事达成了一定的默契，可英、法两国驻哈尔滨领事对于革命委员会的态度也越来越不耐烦了，他们和日本领事一样，也是想要从革命委员会这里获得对于不平等条约的认可承诺。
在我们攻下了长春的今日，具备了席卷东北三省的力量之后，他们显然已经急躁了起来，试图在革命力量彻底打破当前局面之前，先获得我们一个承诺，以作为他们在今后选择中国新政权的一个参考。就像我刚刚说的那样，我们需要稳住这些帝国主义的外交官，为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赢得一些时间。”
虽然知道斯维尔德洛夫的判断是正确的，但吴川还是沉默了许久方才出声说道：“就算你说的对，但我现在还是有些心神不宁，现在恐怕不是接待日本领事的好时机，我怕自己会在交谈中给一些出不应该给的承诺。”
斯维尔德洛夫想了想回道：“那就在会面时不要谈论任何实际问题，但你要有所态度。我们不能让日本人现在就盯上革命委员会，起码在开战之前不能让日本人觉得我们真想要向其动武。”
吴川一边吩咐张云荣把日本领事请去一楼的会客厅，一边向着斯维尔德洛夫说道：“看来我们确实有必要成立一个专门的外交委员会来负责外交方面的工作了，不过你不打算去一楼的隔壁房间听听这个日本领事会说些什么吗？”
斯维尔德洛夫摇着头摊手说道：“这种场合并不适合我出现，而且我想这次会面不会有什么结果，因此也就无所谓旁听不旁听了。”
走到房门前的吴川向着他默默的点了点头，便拉着门把手走出了房间。被张云荣引入会客厅，在沙发上坐下的川上俊彦，其实心里并没有表面看上去这么镇静。
这位50岁的日本外交官，正好出生于动荡的倒幕时代，青少年时还遇到了日本国内最后一场内战-西南战争，之后三十年所经历的却是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国势一日千里的所谓坂上之云的时代。
川上俊彦这一代人虽然没有维新志士们那种不惜一切都要获得成功的欲望，却因为经历了日本从沦为列强殖民地的边缘一步步挣脱出来的艰辛历程，因此在行事上相对要务实和慎重。毕竟在他们眼中日本已经不再是一无所有，可以光着脚随意下场的年代了。
在川上俊彦看来，长春事件完全是一场不可理喻的突发事件。陆军只需及时向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发出警告，帮助他们进入到满铁附属地就可以了，而不是动用武力去阻止革命军去进攻长春城。这种无脑的举动，使得日本在外交方面陷入了被动。
日本之所以能够确保自己在南满的利益，并不在于陆军在中东铁路沿线的驻军，而是在于《朴次茅斯和约》和《日俄秘密协议》。这两份协议，一份授予了日本在南满特殊利益的合法性，而另一份则杜绝了日俄以外其他列强对于中国满洲势力入侵的可能。
眼下因为明石元二郎事件，导致了日俄关系的破裂。在没有修复好日俄关系的状况下陆军的擅自行动，很有可能促使俄国进一步利用革命军在南满挑战日本的利益。川上俊彦并不认为革命军能够在陆军那里讨的什么便宜，但他很担心这是俄国意图挑起日俄战争的前兆。毕竟俄国国内叫嚣着向日本报仇的声音，可从来没有平息过。
川上俊彦觉得，日俄两国现在瓜分满洲的现状其实是最为符合两国利益的，任何试图单方面改变这一状态的行为，最终都会让日俄两国受损，而让第三方得利。
川上俊彦的想法和新上任的西园寺内阁的外交政策其实是一致的，因大逆事件和议会不信任案而接替桂太郎组阁的第二次西园寺内阁，此时更为关注的是国内的严峻财务状况，而不是对外扩张。西园寺组阁后就忙着和阁臣商议如何采取紧缩财政，合理整顿行政和财政，以防止日本债务的继续扩大。
此时的日本负债高达24亿日元，每年光是利息就要支付1.1亿日元。1907年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同样打击到了日本的出口贸易，直到去年才稍稍有好转的迹象。
桂太郎内阁下台的明面原因是大逆事件和议会不信任案，但实际原因其实还是对于财政问题束手无措，才不得不主动下台的。
日俄战争教育了川上俊彦这样的日本外交官，并不是每一个国家都如同满清政府那么的无能，只要打倒了对手就能获得高额赔偿的。如同日俄战争这样的胜利，日本根本承受不了第二次。
当然对于甲午前出生的日本人来说，他们从一出生就没有品尝过日本被列强羞辱的年代，反而连续赶上了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两场大振皇威的胜利，自然就倾向于日本的武力可以解决一切的想法。这些年轻的日本人并不像川上俊彦这代人这样务实，认为拿到手的东西要先吃到肚子里才算是自己的。
他们只看到这个世界已经被欧美列强所分割，日本空有强大的军队却难以获得属于自己的海外殖民地。美国人叫嚣着美洲是美国人的美洲，欧洲列强算是基本表示认可。但是日本不仅不能喊出亚洲是日本人的亚洲，甚至于好不容易在甲午战争中取得辽东半岛，也被迫在三国干涉中还给了满清。
日本的年轻人开始变得焦虑，认为白种人明显是在歧视身为黄种人的日本。所以才会给与日本和美国以区别对待，明明大家走的都是弱肉强食的帝国主义之路，可日本却被针对了。
正是这种普通存在的受迫害心理，正使得日本的政治走上了分裂。在西园寺内阁还没有给出对于中国革命持何种态度的指示之前，朝鲜总督和关东都督已经在秘密商议要扩大陆军在南满的行动权力了，而这边长春车站的日本护路军已经更进一步的向革命军开枪射击了。
而川上俊彦此时才同霍尔瓦特缓和了关系，尚没有和革命军展开真正的联络。长春事件的爆发让他意识到，在无法确定国内对于中国满洲革命委员会的态度之前，他需要先搞清楚这一革命委员会对于日本的态度为何了。
就在川上俊彦思考着，这位久闻其名却一直拒绝同自己见面的吴川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时，刚刚领他来这间会客室的年轻人跟着一名比他大不了多少的年青人走进了房间。
“真是令人吃惊的年轻。”这是川上俊彦第一眼看到吴川时从脑子冒出的第一个念头，他很快就恢复了正常，起身向吴川问候了一句。
吴川对他颔首致意后，便伸手向他做了个邀请的手势说道：“川上领事不必多礼，我们还是坐下舒服一些说话吧。很抱歉之前时机都不凑巧，倒是辜负了川上领事的善意了。”
川上俊彦先是点头谢过了吴川的邀请，方才坐回了沙发说道：“这只能说明我们见面的时机未到，所以才会错过之前见面的机会。不过现在看来这也不算是坏事，这些天里倒是让我更加的了解了革命委员会的施政方针。”
吴川看了川上俊彦一眼，方才微笑着说道：“看起来川上领事今天过来是向我提意见来的，那么我倒是要洗耳恭听了。”
川上俊彦立刻收敛了脸上的笑容，向着吴川说道：“作为日本帝国驻哈尔滨的领事，我有义务保障日本帝国臣民在本地的商业自由和人身、财产安全。此外我还要提醒阁下注意，我国在中国地方是有着领事裁判权的，革命委员会不应当随意逮捕日本人，否则我国政府将会视革命委员会为扰乱满洲秩序的非友善团体…”
川上俊彦滔滔不绝的对着吴川讲了半个多小时的抗议，不过让吴川有些奇怪的是，这位日本领事把鸡毛蒜皮的事讲的细致无比，反倒是对着早上发生的长春冲突事件只是一句话就带过了。
吴川心中想着，这到底是意味着日本内部对于长春冲突事件的处理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呢？还是这位日本领事自作主张，不欲扩大事态，想要谋求安静的解决。如果是前者倒是很正常，毕竟日本政治的混乱，后世的介绍书籍也不止一本了。如果是后者的话，倒是让他有些担心了，这说明现在日本还是有着一些聪明人的。
假设让日本拖到一战开战，那么倒霉的就该是中国了。为了确保日本站在协约国这边，和解除俄国的后顾之忧，恐怕英国会迫使日俄两国保持和平，从而把目标对准不安分的中国了。嗯，这个不安分的对象自然就是指他和共和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