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室里一下子肃静无声。双方都屏住呼吸，僵持着。
刘学贵不敢像以前那样肆无忌惮了。他转着两眼，衡量着双方力量的强弱。但不知他是怎么想的，最后竟没有下令动手，而是对小茅喊：“还愣着干什么？快打110。”
小茅真的拿出手机，打110报警。
这是向志荣估计到的，所以他一点也不害怕，反而暗暗松了一口气。
他冷静地一想，倒是十分担心双方动手打架。要是真的打起来，不管胜败，最吃亏的还是他。胜了，打伤对方，肯定要被警察抓进去；败了，被对方打伤，自己哪有钱治病养伤？
很快，警车呼啸而来。警察冲上来，大声喊：“谁在闹事？都不许动。”
刘学贵迎上去，递上一张名片说：“我是这里的负责人。”转身指指向志荣他们说，“他们在这里无理取闹，扰乱我们正常办公。”
向志荣知道这叫恶人先告状。他有这个思想准备，相信警察会凭事实依法处理的。就不慌不忙地走出去，言简意赅地说：“我们是来要钱的，他不给，还要叫人把我们推出去。”
刘学贵要说什么，警察把手一举，示意他闭嘴，对向志荣说：“你说他欠你钱，有证据吗？”
向志荣把几份协议从包里拿出来，递给警察。警察接过去一看，想了想，转脸对刘学贵说：“按规定，警察是不干预你们经济纠纷的，但你欠他的钱，应该给他。人家也是辛辛苦苦干出来的……”
刘学贵抢着说：“这其中有诈？”
老张马上顶上去说：“是你诈他，而不是他诈你。你仗势欺人！赖钱不还！”
警察立刻喝住他：“你们要钱，也不能闹事。闹事是犯法的，知道吗？有纠纷，就到法院去告。”
见没什么大不了的事，两面教育了几句，就准备走人了。
这时，刘学贵到外面不知给谁打了电话，不一会，刚才处理事情的那个警察手机响了。他接听后，在当地转了一圈，一抬头，脸色就象变色龙似地变了：“喂，你们是哪里的？身份证呢？拿出来看看。”
向志荣和李兵都有没有身份证。向志荣的，被一个债主抢走了。李兵的，因居无定所早就弄丢了。只有老张有。
这下，他们正好找到了理由。那介接电话的警察说：“三个人，两个没有身份证，走，跟我们到派出所去。”
老张说：“我们又没有犯什么罪，为什么要去？”
警察眼一瞪，一边推他们往外走，一边说：“你们扰乱人家办公，又没有身份证，走！”
他们就被呼叫着的警车捉进了派出所。
向志荣心里很难过，但他并不怎么害怕。他知道自己没有犯罪。问人讨钱，又没有过激行为，不管到哪里都不怕。
他只是不明白，那个警察只接了一个电话，态度就突然变了。刘学贵这家伙，真是神通广大啊！
警察开始一个个做询问笔录。先问向志荣：“你叫什么？”
向志荣不等他问下去，干脆自己说起来：“我大学毕业后，当过老师和记者……”他知道警察会看人头，戴帽子，所以故意这样说。他见警察疑惑地看着自己，继续说，“后来我下海，因种种原因失败了。没办法，就帮刘学贵跑业务……”
最后，他有些激动地说：“警察同志，当一个弱者被强人欺负时，你们究竟是支持弱者还是强人？“向志荣的反诘是有力的。
那个警察想了一下说：“不管是强人，还是弱者，我们支持一切遵纪守法的人，依法惩治各种违法乱纪行为。你们到人家办公室里去闹事，就是违法。你们的行为违反了国家有关治安条例，要罚款。”
老张急了：“罚款？我们没钱打官司，只好一次次地来问他要，他分文不给，还欺负人。你们不支持公道，倒要罚我们的款？哼，向志荣，你问问你以前的那些记者朋友，叫报纸给我们评评理。”
说着，给向志荣使眼色。向志荣心领神会地说：“我出去就联系，让媒体讨论讨论，弱者的报酬，到底该不该问强人要？”
李兵说话更急：“我们穷得快饭都吃不着了，哪里还有钱罚款啊？要命一条，要钱没有。”
警察严肃地说：“这里是派出所，你们说话要注意点。”
说完，把他们关在一间空房子里，就走了。到傍晚时分，一个不认识的警察来放他们：“你们走吧，这次看你们情节较轻，就不追究你们的责任了。下次再来闹事，就要严肃处理。”
老张说：“就这么放我们走了？我们还不想走呢，叫那个警察来给我们一个说法。”
那个陌生的警察说：“走吧，走吧，别不识好歹了。他们欠你们工资报酬，你们要通过正当途径去要，懂吗？”
通过正当途径要，就要跟刘学贵打官司。可向志荣目前既没有起诉费，也没时间和精力打。只得一边卧薪尝胆地做小工，一边冥思苦想着东山再起的办法。
他跟那个非常时期下放劳动的右派分子一样，成天低眉顺眼地跟民工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但他比右派分子前途渺茫，那时的右派分子后来都平反昭雪，重见了天日。而他现在被黑心人害得身无分文，无家可归……如果没有能力自救，谁来帮他呢？
他毕竟是个脸白手嫩的读书人，只干了几天活，脸就变得又黑又瘦，手上磨出了一层层的血泡和老茧。
民工们在工地上挥汗如雨的情景，使他想起小时候看到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来。前后只隔了二十多年，就如发生了海啸一般，海水倒灌了。那时，城市里的人往乡下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而现在，乡下的人都往城里流，为城市建设添砖加瓦。
连他这个曾经的教师和记者，也倒流进了城市，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民工。（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