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志荣走过去一看，上面赫然印着“总经理”的头衔。
这三个字就象三把利剑直刺他的心脏。说实话，他以前如此努力的力量源泉和唯一安慰，就是这一空头衔。现在好了，连这一个空头衔都被人不明不白地抢了去。
他想问问蒋山峰这是怎么回事，可还没来得及问，这天，他又看见陆德才从自己的抽屉里拿出公章，炫耀般在他面前给人在一份什么东西上盖章。
向志荣的心又被狠狠地戳了一刀：原来阴谋篡权的是他！
可陆德才却根本不在乎他的反映，压根就没把他放在眼里。独往独来，我行我素，有事不跟他商量，仿佛他不存在一般。而且神气活现，得意洋洋，说话还拿腔拿调。当着客人的面大声说笑，无所顾忌地做事拍板……
这些都让他心发堵，气不顺，胸口发痛。他觉得他这样做，不仅是夺了他的权，更是对他人身的蔑视和人格的污辱。
有一天，有人奇怪地问，你们公司怎么有两个总经理啊？陆德才不阴不阳地笑笑，冲客人使使眼色，然后竟然当着众人的面，对他说：“向志荣，你的名片去重新印一下吧。”
他气不打一处来，反击说：“我是按照公司章程上规定的职务印的，为什么要重印？”
“蒋山峰没跟你讲？”陆德才一点也不害羞地反问。然后对客人说：“其实，名片上印什么无所谓。名片名片，明着骗吗，啊？”说着，就与客人毫无顾忌地哈哈大笑。
在他们放肆的笑声中，他的脸变黑，心紧缩，手颤抖不止，真是忍无可忍啊。
可他还是咬牙切齿地忍着。他现在最需要的是吃饭，而不是阶级斗争。在忍辱负重的痛苦中，他更加坚定了自己单独出去创办公司的信念。
但很快，形势就又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蒋山峰发现了陆德才的种种劣迹后，开始后悔。据他所知，陆德才与几个个体户串通一气，私人捞钱，损害公司利益。几个挂靠公司的个体户，明明一年上缴一万元管理费的，他只让他们交两千，其余的就说不清了。
后悔不迭的蒋山峰重新想到了他，把他请到家里，痛心疾首地说：“我上了他的当啊，那时听了他的挑拨，说外地人不可靠，怎么怎么的，教我如何一步步解除你的武装，把你排挤出去……唉，事实证明，还是你好啊。”
蒋又想与他们联合起来搞倒陆德才。
向志荣从踏上上海滩的那一刻起，就知道上海人具有很强烈的排外观念，可他没想到会有这么严重。
在上海人的意识里，全国人民都是外地人和乡巴佬。尽管这些年随着时代的发展有所改变，但他们的骨子里还是很瞧不起外地人。
尤其是上世纪末期，外地人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越来越多地涌进上海滩，他们是很排斥的。
一些既得利益者，甚至象解放初期解放大军入城时的顽固派一样，对外地人的涌入表示出既抵触又无耐的复杂心情。
他们一方面欢迎外地人来帮助他们建设新上海，另一方面又害怕这些如狼似虎的外地人来抢占他们的利益和好处。所以，他们中的一些人就千方百计，甚至是不择手段地进行抵制和排挤。
向志荣正好赶上这个时候，也正巧遇到了这种上海人，就倒了大霉。他不仅被篡夺了权位，还遭到了他们无情的歧视和嘲笑。
可现在蒋山峰要倒过来搞陆德才，就不象他那么好搞了（蒋山峰也是个在上海工作的外地人，只有陆德才才是正宗的上海人）。他化了多少心思，费了多少口舌，甚至跟陆德才闹翻了脸，都没用。任你风吹浪打，陆德才都胜似闲庭信步。
一次，蒋山峰让向志荣和茅锦元来开会，三个人*陆德才交出公章。陆德才死也不交，一副誓死捍卫革命政权的英雄形象。
一直到天黑，任他们怎么说，他都稳坐钓鱼台，一声不响，一动不动。多么的坚贞不屈啊，大有砍头不要紧，只要权在手的大无畏英勇气概。
五个董事中算曹兴平最厉害。他觉得苗头不对，早已不来参加任何活动，只派来一名会计对付他们。
这个会计的眼光也很厉害，呆了几个星期，就看出了问题的严重性，向曹兴平汇报说：“这里是个专门搞阶级斗争的地方，还是早点撤退吧。”
曹兴平就当机立断：“那就撤吧！”
他第一个退出了公司，没有造成任何损失。
现在，向志荣和茅锦元也要退股，连法人蒋山峰都要退。陆德才终于得以独吞胜利果实，窃喜不已，立刻同意。
但法人按有关规定不好退，蒋山峰气得七窍生烟，却也无可奈何。陆德才巴不得他们都退掉，却又不肯退还他们的股金。
向志荣只得向法院起诉公司。请不起律师，他一个人出庭。陆德才虽然请了律师，但法院是公正的，最后还是判决公司归还他一万元股金。
可是陆德才能赖则赖，拖了一年多，他追了十多次，才还了他五千元钱，其余的就再也不还了。
于是，他一手创办的这个公司最后就成了一个连房租都付不起的空头公司，只剩下陆德才一个光杆司令。
在他自以为英明正确的领导下，公司越来越糟糕。下面那些挂靠的个体户以公司名义在外面招摇撞骗，弄得主管单位苦不堪言，管理费一分也没收到，还官司缠身。
就这样，上海兴兴经济文化实业发展总公司，这个名字多么好听的单位，在畸形可笑的争权夺利中，吵吵闹闹了两三年，终于关门倒闭了。
从成立到倒闭，两年多时间，一笔生意也没做过，一分钱也没赚着，还亏了几万元钱。
其实从开张的第一天起，它就走进了一条左倾排外观念和用阶级斗争方式经商的死胡同，亏本倒闭只是迟早的事。（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