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行动简单地讲还是搜查，但范围将大大地缩小，强度则将增大。经过了一周大规模的搜寻，苏珊的那辆酒红色马自达轿车还是不见踪影。按说要藏个把人可能不难，但要藏起一辆车来却绝非易事。案发后苏珊徒步走到了麦克劳家，如果她是单独作案，那辆车也应该在可以步行到麦克劳家的范围以内。办案人员再次把目光投向那深邃不见底的约翰·D·隆湖。然而，指导州警署潜水员搜查湖底的专家们在此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们认为，如果想要把车藏在湖里，作案人应该让车在入水之前高速行驶，这样才可能使车尽量远离湖岸，而且扎得更深。他们做了很多这方面的模拟实验，并让潜水员们按照实验结果在圈定的湖岸附近水域进行搜查。警方同时也加强了地面上的行动，区域为距约翰·D·隆湖和麦克劳家半径两英里的范围。
至于内部工作，还是找苏珊谈话，但是侧重点将放在如何诱导她坦白招供。办案人员们通宵达旦地研究对策，大卫·A·卡卓尔甚至逐条逐款地设计并写下了提问的台词。他们还反复讨论和排练说话时的神态和语气等等，连谈话者应该穿什么样的服装都考虑到了。他们的目的，既要一层一层地攻破苏珊的心理防线，使她最终讲出事实的真相，又不能操之过急，因为苏珊的情形十分不稳定，施加过多过重的压力很可能会导致她从此缄口不语，以沉默封闭自己，甚至自杀。
大家一致认为，大卫·A·卡卓尔所扮演的“坏警察”的使命已经圆满结束，接下来应该由“好警察”豪德·韦尔士和毕特·罗根上场。毕特·罗根在司法界干了5年，其中有7年供职于联邦调查局。他与苏珊谈话，或“聊天”时，轻言细语，和风细雨，如同一位慈祥的长者。豪德·韦尔士则以兄长和朋友的身份，语重心长，循循善诱。两位“好警察”逐渐“骗取”了苏珊的信任。
他们还将谈话的地点移出警署，这样既能使苏珊“放松”，又可避开媒体的耳目。
11月日，星期四，迈可和亚历克思失踪后的第九天。史密斯夫妇从一大早就忙碌开了，他们要接受全美三大电视台早间新闻的连轴采访。苏珊和戴维坐在卢索家客厅的沙发上，肩并着肩，手握着手，这正是广大电视观众所希望看到的在患难之中相互支撑的夫妻形象。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今晨》节目中，记者问苏珊是否与她孩子们的失踪有什么关系，苏珊答曰：“我和我两个儿子被劫持的事件没有任何关系。”“不管是谁干下的这桩恶事，那人一定是有病而且神经不正常。”虽然史密斯夫妇正在办理离婚，当记者问戴维是否相信苏珊的故事时，戴维说：“是的，我毫无保留地相信我的妻子。”
午饭后，1点0分，苏珊告诉戴维她出去寄几封信。戴维记得她临走时穿着带帽子的绒衫和牛仔裤。
实际上，是办案人员再次找苏珊谈话。苏珊随身带去了一份警方文书根据她头天的谈话内容整理的证词，和往常一样，苏珊可以带回家来阅读修改，第二天再交还给警方。这一次，苏珊只改了一个词，将她等红灯遭劫持的地点由“莫那科磨坊”改为另一个通往黑人社区的十字路口“卡里梭”。
毕特·罗根当着苏珊面念了一遍她带来的证词，问她还有没有其他要补充修改的地方，苏珊说没有。
1点40分，豪德·韦尔士警官与苏珊一起来到和联盟地区法院大楼坐落于同一条街的第一基督教浸礼会教堂，在教堂家庭中心一间小小的屋子里面对面地坐下。
韦尔士警官开始慢条斯理地说，他看了苏珊修改后的证词，苏珊把“莫那科磨坊”改为“卡里梭”是因为警方告诉她，莫那科路口的其他方向如果没有车，她不可能在那里等红灯。但是卡里梭也不能使苏珊自圆其说，因为10月5日前后，联盟地区警署为侦破一起毒品案而在那个路口安插了一个全天候的监视岗哨。豪德·韦尔士刚才再次查阅了当时的值班记录，并与值班警员核对过，那天晚上卡里梭路口没有发生任何异常情况。
韦尔士警官又说，他知道苏珊讲的黑人劫车者是子虚乌有的事，但由此而引起的黑人社区与联盟镇官方及其他居民的紧张关系却日甚一日。警方正在考虑将苏珊证词中的不实之处向媒体公布。
苏珊沉默半晌，然后对韦尔士警官说：“你愿意和我一起祈祷吗？”
“愿意。”
“你愿意念祷告词吗？”苏珊握住韦尔士警官的双手。
豪德·韦尔士在祈祷中告诉上帝，这九天来，无论是当事人及其家人，警方，还是其他与本案有任何关系的人，大家都像是生活在一场噩梦之中。人们急切地想知道迈可和亚历克思在什么地方，他们是否平安无事。韦尔士警官的最后一句祷告词是：“上帝呵，我们知道，时候一到，所有的真相都将***。阿门。”
他抬眼看着苏珊，很诚恳地说：“苏珊，是时候了。”
苏珊垂下头，她开始哭泣：“我说不出口，我没脸再见人了。”苏珊要韦尔士警官把他的枪给她，她想结果了自己。韦尔士警官问为什么，苏珊哽咽着说：“你不知道，我的孩子们已经……”
豪德·韦尔士耐心地等待着下文。
1994年10月5日，一个平平常常的星期二夜晚，与南卡罗来纳州联盟镇的任何一个深秋之夜没有什么两样。
苏珊开着车，她已经在大街上转悠了将近一个小时，力图使自己平静下来。她先是准备去琳达那里，但她不愿意让母亲看到自己一脸的泪痕。她又开车到了卡里梭，打算从那里的宽河桥上跳下去。最后不知怎么的，苏珊来到了莫那科磨坊。她沿着49号高速公路，按照路牌所指示的方向驶到约翰·D·隆湖。这是她第一次来这儿。平时如果迈可想要喂鸭子，苏珊总是带上一袋面包渣，领着小哥儿俩去弗士特公园的池塘，那儿离家很近。
车道的尽头是一段通往湖水的倾斜砾石路面。周末到约翰·D·隆湖玩游艇的人们会把拖挂着游艇的车小心翼翼地顺着斜坡倒到水边，等游艇进到了湖里，再松开挂钩。斜坡长75英尺，约合米。苏珊把车停在斜坡的顶端，她静静地坐在黑暗里，聆听着两个孩子的呼吸声。迈可和亚历克思正在他们的婴儿车座里酣睡。
苏珊坐在那里想了很久。她觉得她的生活就像眼前的约翰·D·隆湖，孤独而黑暗，一眼望不到边的黑暗。
她在想自杀。她不愿意让迈可和亚历克思遭罪，只要想一想让他们和一个不知什么样的继母生活在一起，或被民政部门送到陌生人家里，苏珊心里就刀绞似地难受。她相信让两个孩子和自己一起去死，这对他们娘儿仨都是最好的结局。
她在想自己这短暂的一生，在想自己生活中一个接一个的失败，还有那些离自己越来越远的梦——关于上大学的，关于爱情与婚姻的，关于家庭与孩子的。本来提出和戴维离婚是为了赢得汤姆·费利，孰料汤姆又拒绝了自己，往后一个单身母亲的日子可怎么熬？刚刚岁，为什么自己的生活就被搅和得如此的乱七八糟，支离破碎？
她在想她生活中的那些男人们，巴威利·卢索，温-狄克斯的那位有妇之夫，戴维·史密斯，汤姆·费利，等等，等等。她在想她为那些男人所做过和经受过的一切，包括流产、怀孕、生孩子所带来的痛苦和折磨。直到现在她才悲哀地发现，他们中竟没有一个人真正地爱过自己。
没有什么好犹豫的了，死去比活着更轻松，更容易。
苏珊把操纵杆从泊车换到中挡，她能感觉到马自达在缓缓地下滑，下滑，朝着阴森而神秘的约翰·D·隆湖。突然，苏珊全身一哆嗦，打了一个寒噤，她开始害怕了。她想象自己在水里挣扎，扑腾，透不过气来，想象自己像老人们说起过的水鬼一样，全身被泡得肿胀泛白。不不不，这种死法太可怕了。活着固然不易，没想到死亡却更加恐怖。苏珊踩刹车将车停住，又拉起紧急制动手闸，马自达不再动了。苏珊望着黑暗中的湖水，望着那可望而不可及的死亡，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有的人情愿在修道院里了此一生，为什么有的人情愿苟且活在世上。苏珊拉开车门，跳出马自达，然后压下手闸，轻轻地关上车门。
苏珊双手紧紧地捂住耳朵，朝湖岸上跑去。在她的身后，马自达亮着车灯，缓缓地滑下倾斜的砾石路面，缓缓地滑进黑黝黝的约翰·D·隆湖。森森的湖水漫过了车轮，漫过了车门，漫过了车窗。湖面平静地冒起一串串的泡，那是湖水挤过紧闭的门窗渗到了车里。良久，森森的湖水漫过了马自达的车顶。
苏珊朝着视野中唯一的光亮——后来她才知道那是麦克劳家——继续奔跑。此刻她的心里只有一个想法：活下去。于是，她开始编造她的故事。
豪德·韦尔士警官对苏珊说他出去一下。
“苏珊招了。”他告诉毕特·罗根。“我需要另一个人听到她的供词，我没有录音，也没有作笔录。你跟我一起进去让她再讲一遍。”
两个人进去时苏珊正坐在地板上。她抬起头望着韦尔士警官，泪流满面，像是一个无助的孩子。
豪德·韦尔士说：“苏珊，把你刚才告诉我的话再对罗根特派员讲一遍。”
等苏珊说完，豪德·韦尔士找来联邦调查局的卡萝·爱丽森，要她和毕特·罗根一起好好看住苏珊。
他反复强调苏珊一刻也不能离人，因为她很可能会自杀。
点0分，豪德·韦尔士警官驱车前往约翰·D·隆湖。在采取下一步行动之前，警方需要证实苏珊的供词。
从州警署闻讯赶来的头两位潜水员是柯第斯·杰克逊和麦可·高特。他俩划着一只小船离开苏珊所说的斜坡湖岸。柯第斯·杰克逊第一次潜入湖底时什么都没有发现，他和麦可·高特讨论了一阵，又根据豪德·韦尔士所交代的苏珊的供词调整了一下方位。第二次，柯第斯在18英尺(约5.5米)的水下找到了那辆底朝天的酒红色马自达，该水域的可见度只有1英寸，约合0厘米。
马自达被发现的位置距湖岸将近100英尺，合0米，比专家们按车辆高速冲入水中的模拟实验所圈定的水域离湖岸更远。事实上，车辆撞击水面时的速度越快，溅起的水花越多，激起的波浪越大，造成的阻力也越大。此外，因为速度很快，车辆便可能一头扎进到湖底的淤泥之中，陷在那里停滞不前。苏珊的车是缓慢滑入水中的，这种运动所引起的阻力要小得多，使马自达能够较长久地保持车自身的重力大于湖水和淤泥阻力的状态，因而能够较长久地沿着倾斜的湖底一直下滑。
另外两名随后到达的潜水员史蒂汶·莫若和弗兰西斯·米丘梅凭借着强力照明头灯的光亮仔细观察了马自达在水下的状况。马自达的四个门和所有窗户仍然关闭。史蒂汶·莫若后来在法庭上作证说，他首先看到：“一只小手扒在窗户玻璃上。”“我们必须把身子紧贴湖底的淤泥才能看到车的里面……他们头朝下倒挂在婴儿车座里。”“我从马自达两侧的窗户分别看到了迈可和亚历克思。”
豪德·韦尔士警官登上州警署的直升机，从约翰·D·隆湖直达弗侬山庄。聚集在卢索家里的苏珊家人，史密斯家人，及诸多亲友们已经从合众社一位记者那里听到了“未经证实的消息”，说苏珊向警方承认她杀害了两个孩子。韦尔士警官在卢索家逗留了约0分钟，他告诉大家迈可和亚历克思已经找到了。他还向他们讲述了苏珊招供的内容，并说警方已经以两项预谋杀人罪依法逮捕了苏珊·史密斯。
此时，各式各样大道小道的消息已经通过各种渠道传遍了整个联盟镇。当苏珊被警方递解去约克地区监狱，在联盟警署门前上车时，围观者上千。不少人高声叫骂：“刽子手！”“杀人犯！”“溺婴凶手！”
下午5点整，豪德·韦尔士警官主持召开联盟地区警署新闻发布会。他在会上正式向媒体宣布了苏珊·史密斯被捕的消息，但他拒绝就其作案动机回答记者们提出的问题。
很快，联盟镇上随处可见的黄丝带被蓝白二色所取代。浅蓝色在美国是小男孩的特征色，白色丝带则代表无辜——指史密斯小兄弟，而不是他们的母亲。
当天晚上，苏珊的车被拖出了约翰·D·隆湖。操作人员花了大约45分钟才把车顶朝下的马自达从湖底的淤泥中拔出来。当车被拖到浅水区时，操作人员把它翻了过来。由于温度和压力的变化，车内注满的湖底冷水挤碎了车窗玻璃，喷涌而出。
迈可和亚历克思的残骸连同他们的婴儿车座一起，被现场人员小心翼翼地捧进急救车，连夜送到00英里外位于南卡罗来纳州东南部大都市查尔斯顿的州立大学医学中心。验尸结果表明，当苏珊把他们连同马自达轿车一起送入约翰·D·隆湖时，小兄弟俩还活着。他们是被束缚在婴儿车座里，在阴森冰冷的湖水中活活淹死的。
苏珊被捕的第二天，各大报纸在连篇累牍地报道这一重大案情进展的同时，就苏珊在其编造的谎言中诬陷黑人一事发表了若干评论。在苏珊·史密斯双命谋杀案侦破期间，联盟地区有不少黑人被警方怀疑、盘问和调查，两人被带到警署。11月4日，星期五下午，苏珊的哥哥司各特·沃恩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代表苏珊及全家宣读了一封信。信中说：“我们在此诚恳地向联盟及所有其他地区的黑人公民们致以最深刻的歉意，希望你们不要相信那些关于这是一起种族歧视事件的谣言。”
苏珊在她被捕的当天晚上，给已分居的丈夫戴维写了一封信，除了一连串的“对不起”“我丢尽了脸面”“我不配再活在人世”外，苏珊还在信中抱怨，现在大家都转而去哀悼迈可和亚历克思，没有人再理会她心中的苦闷和挫败感，也没有人再关心她所经历的悲伤和痛楚，使她再次陷入了深深的孤独和绝望之中，觉得自己再次被整个世界所抛弃，云云。
同一天，J·卡瑞·费利在康硕产业内部发布了一道禁令：
凡对媒体谈及苏珊·史密斯和汤姆·费利者，开除。
禁令就张贴在公司大厅里。J·卡瑞·费利还雇了临时保安人员把守公司大门和费利庄园。费利家的律师专门为汤姆·费利起草了一封公开信：
这场悲剧使我的心情异常沉痛。自上周以来，就苏珊·史密斯的孩子们失踪一案，我一直在与司法部门合作。我此时发表这封公开信的唯一原因是，外界流传了一些关于我与史密斯夫人关系的不实报道。
我与史密斯夫人曾有过一段时间的关系。我于10月17日写信告诉她，由于种种原因，我决定终止我和她之间的关系，并当即交给她一份信的副本。我已在本案调查的早期将这封信呈交给有关当局。信中说，我终止这一关系的原因之一是，我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去承担起作为一个父亲的重大责任。
然而，这绝对不是我终止这一关系的唯一原因，也不是最重要的原因。我从来没有在任何时候向史密斯夫人表示过，她的两个孩子是我们关系的唯一障碍。
我对那天晚上所发生的事情及原因一无所知。
我将继续就本案与司法部门合作。我也和这个社区的所有人一样，为失去两个孩子而深感悲痛。我将不再就此发表任何形式的评论。
迈可和亚历克思的葬礼定于11月6日，星期天，在巴菲罗的卫理公会基督教堂举行。这是卢索家常去的教堂。孩子们的父亲戴维·史密斯不愿意用两个小棺材把兄弟俩分开，于是众亲友们为他们选购了一个白色金边的大号成人棺材。
自两个孩子的尸骨和马自达一起被打捞起来后，戴维一直要求看一看他的两个儿子，但每次都被人们以各种理由婉言谢绝了。入殓之前，戴维再次表示要最后看一眼小哥儿俩，伯父道格拉斯把他拉到一旁，轻言道：“你知道，戴维，他们在水里浸了九天。”但戴维说这是他最后的机会，他决不放弃。道格拉斯和教堂的主持商量后，把戴维带到一间侧室里，指着棺材旁两个白布小包说：“他们都在这里了。”主持解释道，州立大学医学中心送来时就是这样。
葬礼的前一天，11月5日，星期六晚上，来自全美各地成千上万的人们参加了史密斯兄弟的遗体告别仪式。虽说是向遗体告别，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人们看到的只是合上盖的棺材。告别仪式一直持续到午夜以后。据戴维后来回忆说，他和他的家人们站在教堂里和前来悼念的人们依次握手达六个多小时。
星期天的葬礼之后，迈可和亚历克思的合葬棺被送往联合卫理公会基督教堂的公墓，掩埋在他们的伯父、戴维的哥哥丹尼·史密斯身边。三年前，就是在这座教堂里，戴维和苏珊举行了婚礼。孩子们的墓碑上镌刻着迈可充满稚气的话：
他是我的弟弟。我爱他。
墓碑是一位素不相识的石匠赠送的，上面镶嵌着小哥儿俩的合影。
卢索夫妇几乎完全没有时间让自己沉浸于悲痛之中，或使身心从这场悲剧中恢复过来。就在苏珊被捕的当天晚上，琳达和巴威利·卢索为苏珊聘请了科伦比亚著名律师达韦德·布卢克。时年46岁的达韦德曾就读于哈佛大学，1975年从南卡罗来纳大学法学院毕业后，云游北美大陆，遍访美国加拿大各地，最后又回到家乡。达韦德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当时在南卡罗来纳州，绝大多数被判死刑者皆为黑人，达韦德·布卢克认为，这些人被处以极刑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罪孽有多么深重，只是因为他们无钱聘请一个好律师。在接手苏珊·史密斯双命案之前，达韦德·布卢克办理过50多桩极刑案，只有名委托人被判处死刑。他的不少委托人已经是死刑犯人，经达韦德据理力争，案子得以重新开庭审理，并改判为有期或无期徒刑，其中一人最后被无罪释放。达韦德·布卢克的这些赫赫业绩不光在科伦比亚，而且在整个南卡罗来纳州的都是有口皆碑的。
达韦德·布卢克特地从华盛顿州请来了女律师茱迪·克拉克做他的助手。茱迪·克拉克是一位颇有影响的极刑案专家，也是华盛顿州联邦法庭的公设辩护人。公设辩护人属政府官员，其职责是替无钱聘请律师的被告人作辩护。茱迪必须向有关部门请假并被批准后才能参加苏珊的辩护小组。在苏珊·史密斯双命案之后，1997年，茱迪·克拉克曾任轰动一时的系列爆炸案案犯泰德·卡任斯基的辩护律师。
为了支付昂贵的律师费用，卢索夫妇抵押了他们在弗侬山庄的房子，巴威利·卢索还卖掉了他的一栋办公楼。（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