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之后，一场军阀内斗不但帮助湖南人赶走了号称“张毒”的省长，点燃了在中国现代史上颇有影响的“联省自治”运动。
1918年，北京政府任命军阀张敬尧为湖南督军和省长，他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人称“张毒”。毛泽东创办的《湘江评论》杂志只出了四期，就被张敬尧查封了。
1919年9月起，在“五四”运动的感召下，毛泽东等学界人士联络教育界和新闻界策划了“驱张运动”。1月日，长沙学生和工人举行第二次焚烧日货的示威游行，遭到了张敬尧的武力镇压，从此全省掀起了如火如荼的驱张高潮。毛泽东与同仁一起北上北京，南下上海等宣传，编撰了大量驱张的宣传文稿，发表在报刊上。
湘系军阀谭延闿乘机进攻张敬尧，连战告捷。190年6月，张敬尧退出湖南，“驱张运动”取得了胜利。
谭延闿号称民国的“政坛不倒翁”，他第三次坐上了“湘督”的宝座，紧接着便面临着“内忧外患”。“内忧”是因为他不肯分权给有军功的赵恒惕，一人大权独揽，引起内部矛盾。“外患”是南北两个政府都对湖南虎视眈眈。
这时候谭延闿便选择了梁启超提出的“联省自治”概念，以巩固自己的权力。190年7月日，谭延闿发表通电，表示要“湘人自治”、“还政于民”，实行民治。而后又通电提出了联省自治，他邀请梁启超起草了《湖南省自治大纲》和《湖南自治根本法》备用。
西南各省军阀纷纷喝彩，投机政客更把“联省自治”作为时髦的政治口号，胡适、章太炎、张东荪等人也支持在联省自治的基础上建立联邦制国家。
湘省自治激发了普通知识青年的参与热情，毛泽东在1919年9月日长沙《大公报》发表文章，主张湖南独立，呼吁“湖南的事应由全体湖南人民自决之”，这是谭延闿始料不及的。
谭延闿主张“联省自治”，四川、贵州等省的军阀也纷纷采取一致的行动，既不服从北方，也不屑服从广东军政府，使孙中山团结西南军阀广东军政府的计划严重受挫。虽然孙中山再三争取谭延闿，但是谭延闿仍然通电反对孙中山的武力北伐，于是孙中山派驻湖南的周震麟等人策动了湘军将领联合倒谭。11月5日，谭延闿出局，其部下赵恒惕接手了湘军总司令的职务。
联省自治最终失败，但是促进了民治意识的日益崛起，一些地方开始削减军队、整顿吏治、统一收支。
错过了联省自治
19世纪中期，中华文明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其中以制度和统治权正当性的危机最为严重，建立在暴力与世袭基础上的统治权面临了空前的挑战。自此，中国的知识分子们也开始探讨、尝试种种可能的制度转型方案。
戊戌维新运动提出的制度解决方案是“君主立宪”，希望以日本和英国为模型的“君主立宪”政体来实现中国的制度转型。
辛亥革命提出的制度解决方案是“废君共和”。辛亥革命的焦点是千年未变的、至高无上的世袭皇权，对地方与基层的制度转型却很少。但是皇权被推翻后所造成的权力真空则为各地探索自身的制度变革打开了方便之门，国家政体由君主制走向共和制的变革也需要有地方政制的相应变革作为补充。
于是，出现了联省自治运动。在戊戌维新与辛亥革命相继提出宪政与共和的制度解决方案之后，联省自治运动把目标设定为建立以美国和瑞士等国为模型的联邦主义的共和政制。
辛亥革命成功后，南京国民政府起草的政府组织大纲便以美国的联邦宪法为蓝本。中国无论在经济还是在社会文化上都具有显着的多元特征，中国本应是一个天然的联邦主义国家。
然而，上述三场政治运动之间的冲突，尤其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对宪政的轻视和后来对联省自治的彻底否定，导致中华文明政制转型因制度目标残缺不全最终半途而废。其结果是中央集权大一统有机可乘，在改头换面之后，以最新潮政体的面貌粉墨登场。（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