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还不够。”俄国人继续说道，“1937年夏天，斯大林在军队中恢复了早在国内战争结束时就被列宁废除了的政治委员制度。国内战争中之所以为军事指挥官配备政治委员。主要是因为苏维埃革命政权还不能完全信任这些军事指挥官：他们不久前多半都还是沙皇军队中的旧军官。而现在，军官的成份已彻底改变，他们都是在苏维埃政权下成长起来并接受军事教育的，斯大林为他们配备政治委员，明显地表现出自己对这些军官的不信任感。更有甚者，斯大林竟用对付敌人的手段来消灭他们。现在已经很难理解，斯大林如此疯狂地清洗红军军官，是由于从来就不信任他们，还是由于他认为不能再继续信任他们。总之，大批军官的被捕，使军事指挥员在部队中的威信急剧下降，相应地，军队中出现了纪律涣散，士气低落的状况，已不能再称为强大的军事力量了。如果贵国利用这个机会进攻苏联，毫无疑问会大获全胜。”
对于俄国人提出的建议，中国人只是笑了笑，他没有接话，而是点了点头，示意对方继续说下去。
“1937年8月，清洗红军军官的腥风刮到了西班牙。许多在西班牙共和军总司令部中担任顾问的苏联军官被伏罗希洛夫召回苏联，并未经任何审判就被枪决了。在他们中间，有帮助西班牙政府创建了共和军的旅长科列夫和瓦鲁阿（这是他俩在西班牙的化名），还有苏联坦克旅旅长戈列夫，他是马德里方面军司令的顾问，承担着保卫马德里的全部重任。曾经是伏罗希洛夫的挚友和酒伴的扬？别尔津也被杀害了，他是西班牙政府的首席军事顾问，当时化名为‘格里申’。”
“让人感到讽刺的是，戈列夫被捕的前两天，克里姆林宫中还专门举行过隆重的授勋仪式，加里宁亲手给他戴上了一枚列宁勋章，以表彰他在西班牙内战中的赫赫战功。”
“你刚才说的这一细节说明，甚至连你们的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成员都不清楚谁被列入了黑名单。决定这一名单和其它类似事务的只有两个人——斯大林和叶若夫。”中国人听到这里，脸上的讶异之色仍未消退，“如果说，斯大林是为了保护自己而消灭老布尔什维克还有那么一点道理的话，那么他摧毁自己的军队，动摇他自己的政权的柱石，消灭他亲自挑选和任命的优秀将领，就简直令人无法理解了。”
“我知道，在驻莫斯科的外国使节中间，广泛流传着有关‘克里姆林宫中的疯子’的说法。人们认为，只有神经不正常的人，只有患了迫害狂的人，才会干出如此古怪而残忍的事情。但是，他们都没说对，这位为所欲为的独裁者并不是疯子。一旦图哈切夫斯基案件的全部内幕昭然若揭，全世界就会明白：斯大林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是一清二楚的。”俄国人说道。
“我曾竭尽全力去了解图哈切夫斯基悲剧的细节，我特别想知道，元帅及其战友们在法庭上说了些什么话。我遇到过不少来西班牙执行任务的朋友和熟人，从职务上看，他们完全应该了解这次审判的详情，因为审讯和看守被告人的任务，按常规，都是由他们去完成的。然而，当我问及图啥切夫斯基案件时，他们却耸耸肩：在报纸公布这几位红军将领被逮捕和枪毙之前，他们对这一审判连听都没听说过。”
“直到1937年10月，我才从什皮格尔格利亚斯嘴里打听到我想知道的情况。原来，对图哈切夫斯基和他的七名战友，根本就没组织过什么法庭审判，他们都是根据斯大林的命令被秘密枪杀的。仅从头头们那惊慌失措的举动就能推断出来。当时，突然宣布出入克里姆林宫的通行证全部作废，我们的部队进入戒备状态！正如弗里诺夫斯基和说说的那样：‘整个国家正处于生死存亡的时刻’，不可能象正常时期那样先审判后枪毙，只能先毙掉他们，然后再由法庭作出判决！”
“图哈切夫斯基等人被处死之后，叶若夫才将布琼尼元帅、布留赫尔元帅等几名高级将领召到内务部开会。他向他们通报了图哈切夫斯基的‘阴谋’，并要求他们在预先备好的‘法庭判决书’上签字。这些身不由己的“法官”不得不签字，他们很清楚，不签字就会马上被逮捕，并成为图哈切夫斯基的‘同伙’。”
“我想问一下，既然那些在假判决书上签过字的将领知道图哈切夫斯基等人是未经审判就枪毙的，那么，斯大林还能容忍这些知情人继续活在世上吗？”听到这里，中国人又问道。
“您问的非常好，斯大林用实际行动回答了您的问题。”俄国人苦笑了一声，说道，“在利用这些高级将领的大名来从形式上掩盖了杀害图哈切夫斯基等人的罪行之后。斯大林就迫不及待把枪口对准了这些法官的脑袋。显然，他们的唯一‘罪名’就是了解斯大林的肮脏罪行。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审判’过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的‘法官’们就接二连三地被逮捕和被枪毙了。他们分别是空军司令阿尔克斯尼斯元帅、西伯利亚军区司令员布留赫尔元帅、列宁格勒军区司令员德宾科、白俄罗斯军区司令员别洛夫、外高加索军区司令员卡什林。对于他们，既没提出任何指控，也没任何形式的审判。他们直接就被镇压了。我想您明白，我用在这里的‘镇压’一词，取的是这个词最直接、最凶险的那层涵义。”
“在‘审判’过图哈切夫斯基的‘法官’中间，只有两个人活了下来，即布琼尼元帅和沙波什尼科夫。布琼尼过去是沙俄哥萨克军队的一名士官，后来参加了革命。早在国内战争期间，他就成了斯大林的知已和酒伴。此人脸皮特别厚，不擅长高谈阔论，却精于纵酒狂饮和猎取女人——特别是手下的女秘书。”
“胡子很大，脑子很小的布琼尼，呵呵。”中国人笑了笑，“对这样一个布琼尼，斯大林当然是无须顾虑和提防的。”他想了想，问道，“亚历山大？叶戈罗夫的情况怎么样？我们好久没有得到关于他的消息了。”
“斯大林在为了贬低托洛茨基和突出自己而篡改国内战争史的时候，曾多次求助于叶戈罗夫，让叶戈罗夫为他充当‘不偏不倚’的证人。斯大林有四个经常聚首的酒友。叶戈罗夫就是其中之一。他们的聚会通常是由布琼尼代替斯大林出面，在布琼尼的别墅中进行。斯大林成为至高无上的独裁者后，几乎拒绝了所有老朋友的这类阿谀奉承之举，但同叶戈罗夫的友谊却始终保持不变。而且，斯大林与叶戈罗夫之间还是以‘你’相称，就象是推心置腹的知己一般。所以，当斯大林开始有步骤地屠杀红军高级将领之时，我们这些‘消息灵通’人士都没有想到，这把屠刀会砍向叶戈罗夫。”
“1937年夏天，我的一位好友在国内休假后回到了西班牙。他同叶戈罗夫的女儿很要好，所以很了解有关叶戈罗夫的情况。他给我讲了这样一件奇怪的事情。”
“除掉图哈切夫斯基之后，斯大林建议叶戈罗夫去占用死者的豪华别墅。但叶戈罗夫摇了摇头，谢绝道：“不用了，谢谢！我这个人，有点迷信……’他没有想到，斯大林既不会放过谨小慎微的人，也不会饶恕讲迷信的人。1938年底，叶戈罗夫突然被免去国防部副人民委员的要职，接着就永远地失踪了。”
“失踪了……”中国人点了点头，没有再问。
“经过这番清洗，红军高级将领已经所剩无几，但斯大林还不肯罢休，他命令内务部继续一批接一批地逮捕军队的中高级干部。这是他所采取的特殊的预防借施。斯大林认为，躲过了镇压的高级军官们是不会忘记自己战友的惨死的，而且会时刻担心自己遭到同样的不测。用斯大林的话说，这种思想状况是‘不健康情绪’。而要消除这种‘不健康情绪’，斯大林认为只有一种手段——斩草除根，赶尽杀绝。”
“事情还不仅仅局限于军队。这股无法无天的恐怖浪潮已经席卷了全国各地和各个领域。根本不可收拾。这股浪潮的最可怕之处，就是谁也不知道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被新的镇压浪潮吞没的牺牲者，已经不再是昔日的党内反对派。而是一些为斯大林夺取政权出过力的人，有不少甚至是他最亲密的战友。有关‘克里姆林宫中的疯子’的传闻，已深入到党内外的干部群众之中。”
“你知道的斯大林的‘自己人’，都有谁已经被杀？”中国人问道。
“1937年下半年和1938年，被镇压的苏联政府重要官员——我敢说他们从未参加过反对斯大林的任何派别——有：重工业部人民委员梅米拉乌克、财政部人民委员格林柯、副人民委员切尔诺夫和雅科夫列夫、贸易部人民委员魏采尔、邮电部人民委员哈勒普斯基、国防工业部人民委员普希莫维奇、司法部人民委员克雷连柯、国营农场部人民委员卡尔马诺维奇、教育部人民委员布勒诺夫、水运部人民委员杨松、全苏中央执行委员会前后三任主席叶努启则、阿库洛夫和温什里希特、国家银行行长马里雅辛、人民委员会议副主席安蒂波夫、重工业部副人民委员谢烈布罗夫斯基、外贸部副人民委员埃利亚瓦、政治局委员柯秀尔和卢祖塔克。这些人个个都是忠于斯大林的，我敢说，他们至死也没弄明白斯大林为什么要逮捕他们，又为什么非要他们的命不可。”
“我们已经能看出斯大林在消灭自己的忠实战友，在摧毁自己的国家机器方面，达到了何等疯狂的程度。”中国人点了点头。
“我刚才告诉您的，仅仅是部份被害的苏联政府成员和政治局委员。至于在乌克兰、白俄罗斯及其他加盟共和国中被镇压的重要官员。简直不可胜数。除了枪毙的以外还有许多人自杀，如乌克兰政府主席柳布钦科、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切尔维亚科夫等等。其实到1937年年底的时候，苏联各人民委员部和其他全国性机构已经无人领导。所有的工矿企业都陷入了半瘫痪状态。到处都在要求配备新的行政领导、新的经理厂长。但斯大林却不敢使用中央委员会中那些幸存的老干部，因为这批人过去在工作上与那些被清洗的干部多少有些往来。紧急的形势逼得斯大林只有走滥竽充数一途，好些在正常情况下连当一般职员都没资格的人，现在却突然被提拔起来去领导国家的重要机构，甚至领导一个部。”
“作为实例，我再列举一件自己知道的事情，它可以称得上第一手资料。某天傍晚，莫斯科外贸学院突然来了两名党中央的代表。他们要求院长和党委成员们推荐两名政治上可靠、同时可以胜任‘领导职务’的大学生。院党委经过开会，提出了两个人，一个叫奇维亚列夫，另一个人的姓名我忘了。两位代表要求院长火速派遣这两名大学生去中央组织部报到。两天之后，该院师生打开刚刚收到的报纸时，惊愕得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报上登着政府公告，任命奇维亚列夫为外贸人民委员！可这个奇维亚列夫，不久前还是苏联驻德国商务代办处一个很一般的小职员。另一个大学生也成了政府成员——当上了另外某个部的人民委员。”
“众所周知，高加索是斯大林生长的故乡。然而，这个地区各个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也没能逃脱斯大林的血腥镇压。他熟悉那里的全部领导人，知道他们对他特别厌恶，因为他们对他的过去了如指掌。他必须在他们想起写回忆录之前‘摆脱’他们。这个任务落到了原外高加索内务分局局长，当时的外高加索党中央书记拉夫连季？贝利亚的肩上。”
“1938年6月。斯大林同外高加索最有名的老布尔什维克布都？穆迪瓦尼之间长达近二十年的‘决斗’终于宣告结束了。穆迪瓦尼是格鲁吉亚苏维埃政府主席，从小就认识了斯大林。他是那些最早从斯大林的权术中识破其篡党夺权的野心的人之一。他们之间的‘决斗’早在列宁在世时，即二十年代初就开始了。当时，穆迪瓦尼常与斯大林发生争吵，而列宁几乎每次都站在穆迪瓦尼一边。”
“当内务部派去的审讯员试图劝降穆迪瓦尼，要他用假供述来污蔑自己和诽谤其他的格鲁吉亚领导人时，穆迪瓦尼的回答是：‘您是要我相信斯大林的许诺，相信他不会加害老布尔什维克，对吗？告诉您吧，我认识斯大林三十年了。不把我们——从吃奶的孩子到瞎眼的老太太——全部宰掉，他是不会去安心的！’穆迪瓦尼始终拒绝诽谤自己，最后惨死在枪口之下。”
“可怕。”听了俄国人的讲述，中国人发出了一声沉重的叹息，“只有布尔什维克极权能够生出这样的疯子，当布尔什维克主义传到我国的时候，我国也诞生了不少这样的疯子，只是幸亏政府处置得力，才没有酿成如此滔天大祸。”
“我认为中国之所以没有出现这样的疯子，是因为中国人民觉醒得早。”俄国人说道，“不客气的说，我认为中国政府在制止布尔什维克主义传播的方面做得并不是很好，当然，作为一个在制度上接近美国的亚洲民主国家，中国政府出现这样的情况也是难免的。”
“苏联如今已经乱成了这样，而德国竟然还要和它结盟，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中国人问道。
“德国和苏联这两个国家，本来从任何一个方面来说，都是不可能成为同盟的，但现在德国和苏联结盟，却已经快要成为现实了。”俄国人答道，“不过，我认为这一现实也不是不可以从另外的角度理解。因为从地理位置的角度看，德国想要打破英国和法国的枷锁，苏联想要从中国手中收复失去的国土，都需要一个稳定的后方，从这一点来说，德国和苏联有共同的利益，因此两国结盟也就不难理解了。要知道，施特拉塞尔先生和斯大林一样，在很多时候都是非常现实的。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们都可以排除任何阻碍。”
“德国和苏联要是结盟的话，苏联没有了后顾之忧，就会全力向东发展，向我国进攻了。”中国人的眼中闪过一丝忧虑之色，“这可不是个好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