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不走这位希特勒先生设计的道路，也许是好事。”杨朔铭忽然说道，“对这个世界，也许也是好事。”
听了杨朔铭的话，周冠笙、水井、“降龙”、江雪莹等人都显得有些惊奇。
“那就是说，瀚之是不希望咱们中国，也走法西斯主义的道路。”周冠笙最先明白过来杨朔铭的意思，笑着说道。
江雪莹看着杨朔铭，知道他可能是受了国内最近关于“民主与独裁论战”的影响，所以才说出这样的话来。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大萧条”不但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也在中国的思想界掀起了巨大的波澜。
对于中国出现的“经济阵痛”，关于中国目前实施的政治制度是否合适的论战再次开始，最后集中到了“民主”与“独裁”哪一个更适合中国的论战上来。
清华大学教授蒋廷黻撰文认为，绝不相信中国的现状是民主能够解决的。蒋氏的意见，中国要强盛图存，“唯一的过渡方法是个人**”。其理由是：“第一，中国的现状是数十人的**。市是**的，省也是**的。人民在国内行动不过从一个**区域行到另一个**区域。至于权利的保障，处处都是没有的。我所提倡的是拿一个大**来取消这一些小**。大**势必取消各地小**，不然，大**就不能存在。第二，我们以为个人的**来统一中国的可能比任何其他方式可能性较高。如有地方军阀试图以握兵柄而割据地方，那末，唯独更大的武力能打倒他们。”
丁文江也认可蒋廷黻的观点，他推崇独裁体制的理由是：“我们当前的问题是不但政治没有脱离革命的方式，我们的国家正遇着空前的外患，和空前的经济恐慌。我们如何改革我们的政治，才始可以生存？陶孟和先生说过，‘意德诸国的独裁政府是一种危机时代的政府。欧洲大战之后，各国百孔千疮，社会、经济、财政、产业，无不陷于不可收拾状态之中。在一个政府硬闯，瞎撞差不多要束手待毙的时候，于是一个最能应用心理的人，因缘时会，便做了选克推多。我们应该注意，所有现在欧洲独裁的国家，即发现危机的政府的国家，全都是民治经验最短，民治的传统最脆弱的国家’。这是历史的教训。我们民治经验的短，民治传统的弱，当前危机的大十倍于欧洲任何的国家。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应该想想，那一种政治比较的容易实现，比较的可以希望使我们可以渡过空前的难关。陶先生说我是‘实际主义者’，这是不错的。请问当今之时，知识阶级还不讲实际，难道我们甘心去做南宋亡明的清流吗？”
丁文江这番话，表明了19世纪30年代大批信仰民主、自由的知识分子，受欧洲兴起的法西斯主义影响，选择去拥护乃至企盼一个强有力的独裁政体的出现的根本原因。蒋廷黻和丁文江不否认独裁是一剂毒药，民主才是良药；但民主政治是一种繁琐的程序化政治，缓不济急，已然无法满足迫在眉睫的救亡图存，丁氏也只好寄望于独裁这剂毒药，能够“使得要吞噬我们的毒蛇猛兽，一时不能近前”，至于以后的副作用，只好留待以后再说了。
清华大学教授钱端升的文章，则题名为《民主政制乎？极权国家乎？》。文章的具体内容，钱氏开篇就有交待：“我于这篇文章中将先论民主政治的衰颓，次及现代各种比较成功的独裁的内容。从两者的比较中我将探索在最近将来或可流行的制度，从而更推论及中国应采的制度。”
钱端升认为，民主政治的衰败是必然的。随着近代以来世界各国在经济上越来越多地奉行民族主义，以至于“没有一个国家敢长取一种放任的态度”，而“民主政治是不宜于统制经济的，故民主政治的衰败将为必然的趋势。”换言之，钱端升认为计划经济才是大势所趋，而民主政治不能适应计划经济的需要，所以其衰退是必然的。相反，苏维埃制度和法西斯制度“俱要比民主政治较适宜于统制经济”。对于未来的世界会采用何种政治制度，钱氏说：“我所敢言的只有三点。第一，民主政治是非放弃不可的。……第二，紧接民主政治而起的大概会是一种独裁制度。第三，在民族情绪没有减低以前，国家的权力一定是无所不包的——即极权国家。”而在一党独裁和一人独裁之间，钱氏倾向于选择前者，理由是：“因为一党的独裁不发生继承的困难，而一人的独裁则独裁者的死亡易发生重大的变动。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在党内独裁之下，即发生继承问题，也不至如在一人独裁制之下那样严重的。”钱氏还说，“大家对于独裁也不必一味害怕”，独裁不见得比不上民主政治，虽然独裁会严厉剥夺许一些人的自由，“如苏俄之于资本家，德国之于犹太人，然它们之能为大多数人谋福利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换言之，钱端升认可那种以自由换福利的独裁模式。对于未来的中国应该采取何种政治制度，钱氏说得很明确，他呼唤独裁政治，而且希望国人不要再提倡什么民主政治了：“究竟进步党是否有独裁中国的可能，如果没有，何人或何党将为中国的独裁者，这些是本文范围以外之事，故不必再予推测。我所要重复说的是：中国需要生产上极敏捷的进步，而要达到这目的则最好有一有力，而又以全民族的福利为目标的独裁。为早使这独裁能实现起见，我们再不要耗费精力于永不易得到、且得到了也无实力的民主政治的提倡；我们更要防止残民以逞的独裁之发生。”
在蒋廷黻钱端升等“独裁救国论”者的文章出炉之后，“民主救国论”者的主将胡适接连写了好几篇文章回应。其主旨基本一致，即认为在当前的中国，既没有**的可能（国民素质太低），也没有**的必要（民族国家的成型并不一定需要**）。胡适之外，赞同“民主救国论”的大有人在。常燕生即宣称“**武力统治没有前途，应该走民主德治之路。”
与蒋廷黻、钱端升等人有所不同，常燕生更关心“既具备武力，也具备道德感召力的政治势力”即“中心势力”的五项原则。常氏认为：“切实说起来，中国今日国基之所以不安定，完全因为没有象普鲁士，撒丁尼亚那样的有历史背景的中心势力可以凭借，改良主义所以不能实现，也是这个原因。今日中国要谈建国，要谈统治，必须先从创造中心势力入手。一个中心势力的造成，不是全靠武力能济事的，所需要的是道义上的力量。一个中心势力应该使人民仰之如慈母，奉之如严师，至少也要使大家觉得彼善于此，这一层若办不到，根本难望树立起中心来，而武力统治的政策却正和这个希望相反，断难有成。”
常燕生态度鲜明地支持胡适：“我根本赞同胡适之先生‘无为政治’的意见，中国今日已经民穷财尽，人民所唯一需要的是休息，不但任何性质的内战外战完全与人民的希望相反，即所谓生产建设也是现时人民力量所担负不起的。”
“中心实力派……在最初，他应该与地方实力派相约，制定几条保障民权的**，这就是葵丘之会的盟约。盟约定后，中心实力派应该首先在自己的领土内切实实行，首先成一立民意的机关，首先做出‘尊民’的榜样。然后昭告‘天下’，敢有蹂躏民意，遏制民权的，与天下共击之。如果中心实力派真能这样做去，我相信各地人民不是全无血气的，他们一定要团结起来，仗中央的声威，靠法律的保障，和地方实力派算账。在地方实力派与人民的权利冲突之中，中央政府可以乘机仗义执言，逐渐削减地方割据势力的权力，培植民权的基础，国家的真正统一，只有在这样民权伸张之后才能实现。武力和**的结果，只有使人民敢怒而不敢言，地方实力派反得挟持民意以与所谓中央者抵抗，国家是永远无办法的。”
出现这样的“民主与独裁论战”，对杨朔铭来说，既有些出乎意料，但也在情理之中。
作为一个民主国家，能够出现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观点，才是正常的现象。
而受西方兴起的法西斯主义影响的独裁论，则随着希特勒的去世而声势大减。熟知历史的杨朔铭，对于希特勒之死给全世界带来的巨大影响，了解得比任何人都清楚，因而才会说出那样的话。
“施特拉塞尔虽然对社惠主义有认同感，但若是他掌权，德国并不一定会发生‘赤化’。”水井说道，“他和斯大林不是一路人，也许会有一定程度的合作，但不可能走到一起去。”
“但是德国和苏联目前在经济和军事方面的合作却日益紧密。”江雪莹说道，“我听说苏联人已经建立了一支坦克部队，规模已经超过了我国。”
“这一点我们需要特别注意。”杨朔铭明白江雪莹在提醒自己需要注意苏联方面的动向，点了点头，“将来主宰陆地战场的，就是这钢铁洪流。”
在结束了会议之后，杨朔铭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他记起了刚才江雪莹说过的话，打了一个电话，不一会儿，一位情报军官将有关苏联坦克部队现阶段情况的情报送了过来，并附带有一些照片。
接过文件之后，杨朔铭将它们打开放在了桌子上，他并没有急于去看文字的内容，而是将目光集中到了那些照片上。
杨朔铭拿起一张照片看了起来，照片上是一辆有着圆形炮塔的轻型坦克。
熟悉各种历史上的武器装备的杨朔铭，不用看说明，便认出了这辆坦克的型号。
这是一辆苏联代号为“БТ-2”的快速轻型坦克。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初期，苏俄用内战中缴获的坦克建立了一批坦克支队，后来合编为坦克大队。1929年，苏联军事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决议指出由于“装甲武器是一种新式武器，我们对它无论在战术运用上（单独使用或与步兵、骑兵协同使用）或是最有利的组织形式上都没有充分的研究，因此，有必要在1929年至1930年组成常备试验机械化部队。”与此同时，苏联着手研制中型坦克，主要用于伴随步兵作战。后来，受德国装甲兵运用理论的影响，苏军逐渐摆脱了坦克兵单纯伴随步兵作战的观点。
由于历史传统的原因，苏联一直重视轻骑兵的作用，所以要求坦克具有很高的速度。1925年，苏联向美国购买了两辆“克里斯蒂”高机动性坦克，并于1926年在沃罗涅什进行了广泛的试验，同年设计了一种基于“克里斯蒂”坦克的简化型坦克，称为“БТ-1”快速坦克。1926年底又设计出了“БТ-2”快速坦克，经试验后，在1927年1月该坦克获准批量生产。虽然“БТ－2”快速坦克是苏联坦克发展的明显进步，但该坦克的性能仍然不能满足苏联军方的要求，因此后来又研制了“БТ-3”和“БТ-4”两种车型，主要改进在武器部分。1927年底，苏军提出研制另一种“БТ”快速坦克，要求该车不仅要火力强，而且要通过采用本国研制的新型发动机来提高机动性，这种车即“БТ-5”快速坦克，装有一门45毫米火炮和一挺7?62毫米并列机枪。1928年，苏军又提出重新设计“БТ”坦克，要求将车体装甲改用焊接装甲，并加大装甲板倾斜角度，以增强防护力。1928年10月设计出“БТ-7”快速坦克，该车采用新设计的炮塔，安装一门45毫米火炮和2挺7?62毫米机枪，还换用了发动机，使机动性有明显提高，装甲防护也有所加强。
БТ快速坦克经过多次改进，已经具有现代坦克的特点了。为了满足不同作战任务的需要，苏联人在该车基础上发展了多种变型车，主要有“БТ-3”坦克架桥车，“БТ-5A”火力支援车，“БТ-5-OT”喷火坦克，“БТ-5Y”指挥车，“БТ-7A”火力支援车和“БТ-7Y”指挥车等。而“БТ-7”的设计经验成功运用到了更新型的“T-34”中型坦克上，因为从“T-34”坦克身上明显可以看到“БТ-7”的影子。“БТ－7”坦克的高速度是依靠奇特的“轮履方式”实现的，公路行驶时使用轮胎方式，越野行驶时使用履带方式，不过这种复杂的轮履结构造成相当程度的使用不便。
“БТ-2”坦克一经出世并装备部队就深得苏联红军的钟爱（“次爱”就是由英国入口的“威格士”坦克,苏联称之为“T-26”），其实这种坦克是有很多缺点的，主要是来自美国的发动机性能欠佳,开不了多久就会过热；驾驶舱空间狭少阻碍了乘员的工作进度，比如在1932年11月7日，10架“БТ-2”坦克负责参加莫斯科红场巡行，就有两架临时坏掉了，这可以看得出“БТ-2”性能的不稳定。
“БТ”快速坦克主要供苏军远程作战的独立装甲和机械化部队使用，但因其装甲防护薄弱，在边境小规模的冲突中明显不敌中国坦克，所以苏军使用该种坦克主要用来攻击敌人的后方，以夺取诸如司令部，补给基地，机场等重要目标。苏联人明白“БТ”快速坦克的缺点，于是大力发展了“T”系列的坦克，包括“T-12”(此款坦克拖后到1929年才完成研制，而仿制的T-16，1925年就仿制成功)，“T-16”，“T-18”，“T-19”，“T-24”，“T-26”，“T-27”，“T-34”等。
“T-26”坦克和“БТ-7”一样是早期苏军坦克部队的主力装备。其原型是英国“维克斯”型坦克。T26坦克于1931年正式定型，1932年开始正式装备部队。
“T-26”轻型坦克的车重为10.5吨，车长为4.88米，车宽3.41米，车高2.41米，乘员3人，最大速度每小时30公里，最大行程225公里，武器为一门45毫米46倍径火炮，配有炮弹165发，7.62毫米机枪3挺、机枪弹3654发，装甲厚度10至25毫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