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和刘文彩之间，看似“只羡鸳鸯不羡仙”，但这当中的酸甜苦辣，只有她自己明白。
对她来说，刘家大院，既是天堂，也是地狱。
凌君如回到房间里，换下戏服，坐在那里休息的时候，突然萌生了想要去看看那个爱看书的男学生的冲动。她装作不经意的随口又问了几句关于那两名学生的情况，得知他们都被关在西跨院小洋楼里，而且是分开关押的，便暗暗记在了心里。
过了一会儿，凌君如借口要四处走走，便在丫环的陪伴下，在刘家大院里逛了起来。
刘家大院是川南典型的中西合璧式院落，既有红砖碧瓦的中式传统建筑，也有西洋式的小楼，花园是按照江南水乡园林的样式布置的，其规模可以说堪称川内第一，凡是来过刘家大院的人，都会惊讶于这里的气象万千。
凌君如走着走着，不知不觉的便来到了西跨院，她看了看那间按照英国式别墅的样子建造的小楼，信步朝那里走去。
远远的，小楼里面似乎传出了阵阵吟诵之声。
“果然是个书呆子。”一位丫环笑了起来。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人有病，天知否？”
“今朝重隔双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霹雳一声肠已断，从此相隔无许。凭割断愁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
“竟然还是个多情种子。”凌君如听出来了这是一首词，笑了起来，她加快了脚步，向小楼走去。
此时的她，已经分辨出了这两个被抓起来的学生关押的地方，因为在听到这首词之后，有一间屋子里传出了女子的哭泣声。
看到凌君如进来，两名有些无聊的持枪民团团丁立刻站直了身子，脸上不约而同的现出了谄媚的笑容。
此时，远处的一间小屋里，女子的哭泣声变得越来越大了。
“这个女子真是烦人，整天好吃好喝的，还哭个没完。”一个团丁看了看那间房子，说道，“谁也没把她怎么地，真是要命。”
“要不是老爷有令不许打骂，老子早就……”
听到团丁的话，凌君如不由得皱了皱眉。
另一个团丁注意到了凌君如的不悦表情，自知失言，不由得立刻陪笑起来。
“她总是哭，大概是因为怕要永远见不到情郎了。”凌君如的另一位丫环笑着说道。
凌君如听了她的话，禁不住笑了起来，此时屋内的吟诵声已经平息了下来，凌君如透过雕花的窗扇向里面望了一眼，映入她眼帘的，是一个高大俊秀的青年。
此时屋内的刘德升也听到了外面的谈话声，他转过头，刚好和凌君如的目光碰了个正着。
尽管雕花窗扇挡住了他的视线，但他还是看清了窗扇后面那张艳若桃李的脸，呼吸禁不住一顿。
而窗扇后的女子看到他的面容，似乎也是吃了一惊。
此时的刘德升，感觉到了那从窗户飘过来的女人香气，已经把刚才献给爱人陶诗咏的那首《贺新郎》抛到了九霄云外。
从未涉足欢场的他，第一次完全被这个美艳妖媚的女人身上散发出来的迷人气息吸引住了。
正当刘德升在那里意乱情迷之际，屋外的院子里突然传来阵阵喧嚣声。
刘德升转头向窗外望去，看到刘家大院的仆人们全都在跑来跑去，很多人都朝着天空指指点点，刘德升抬眼看了看天空，一双眼睛因为吃惊瞪得溜圆。
碧蓝的天空中，赫然是一艘又一艘的巨型飞艇，飞艇的周围，除了在不断的盘旋着的飞机，便是一朵朵盛开的白色伞花。
对于这些伞花，刘德升当然并不陌生。
一种狂喜的感觉从心底升腾起来，刘德升知道，自己和陶诗咏应该是得救了。
此时，站在花园当中的刘文彩，看着一名伞兵落在了一座角楼之上，将屋瓦踢得纷纷掉落，心中满是惊骇之意。
他做梦都没想过，有一天，会在自己的家里看到这样的景象。
当然，他心里清楚，这些伞兵是来干什么的。
那名伞兵飞快的卸掉了身上的降落伞，拎着一支“花机关”快步的在屋顶上奔跑着，刘文彩猛地掏出了手枪，瞄准了这名伞兵打算开火，但是他犹豫在三，始终没有扣下扳机。
“六哥！别做傻事！”刘文正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了刘文彩的身边，他一只手一把抓住刘文彩的手腕，另一支手则按住了刘文彩手中的手枪。
“你要是开枪的话，一切就全完了。”刘文正看着刘文彩的眼睛，恳切的说道，“现在抵抗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刘文彩听了刘文正的话，手臂开始剧烈的抖动了起来。
“到了这一步，好好配合政府的话，保命还是不成问题的。”刘文正接着说道，“要是抵抗，这院子里死的人，怕是不光是六哥一个了。”
刘文彩长叹了一声，执枪的手无力的垂了下来。
“不错，就是抵抗的话，也根本坚持不到老七和袍哥会的人来。”刘文彩的手一松，手枪便落到了刘文正的手里。
“七哥也许会来，但袍哥会的人，现在只怕早已经逃得不见影子了。”刘文正说道，“那些人，是根本靠不住的。”
“早听你的话就好了，否则也不会落到这般田地。”刘文彩叹息着说道，“你传我的命令，叫大家不要抵抗，放下武器，听候政府的发落。”
此时，在飞艇观察舱中的杨朔铭，正举着望远镜，观察着刘家大院及其周围的情况。
地面上偶尔传来零星的枪声，但很快一切都归于沉寂。
“果然不出‘吾豪’所料，这个刘文彩没有敢顽抗的胆子。”杨朔铭放下了望远镜，说道。
“算他识相。”站在杨朔铭旁边的陈宦笑了起来，“四川的事一直很棘手，这其实也是又一道坎儿啊！”
“是，好在这道坎儿，总算是好好的迈过去了。”杨朔铭点了点头，说道。
“咱们中国的坎儿，实在是太多了。”陈宦看着杨朔铭说道，“瀚之还能记得，上一道坎儿，是什么时候吗？”
“甲午故事，须臾不敢或望。”杨朔铭望着那些已经占领了刘家大院的伞兵，低声说道。
“不错，要说这最开始的一道坎儿，就是甲午年，可惜咱们没能好好的迈过去。”陈宦叹息着说道。
陈宦和杨朔铭虽然分属两个不同时代的人，但他们在这件事上的观点，却出奇的一致。
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从历史上看，是中国的一道坎儿。
中国近代第一轮“改革开放”是著名的洋务运动，在进行了三十多年之后，赶上了1894年的甲午战争。甲午战争的失败，令晚清的改革开放彻底改道，从“制度”和“主义”层面寻找灵丹妙药和捷径，成为精英阶层的共同追求，而围绕“器物”与“技术”层面的“洋务运动”，本应继续推进和深化，却在“制度万能”和“主义万能”的大跃进中被忽略。晚清改革正是自此走上了一条“主义”取代“问题”、口号取代实干、旗帜取代行动的歧途，终至政权分崩离析，“改革”被“革命”所替代。
而导致辛亥革命、清王朝政权崩溃的主导力量，并非是主张暴力革命、武装起义的革命党，推翻清政府的主流，其实正是当时所谓的“立宪派”，而这些人的大多数，都是晚清改革中形成的新兴既得利益集团。
这个既得利益集团，其主体是官僚、企业家。在“大清特色”的资本主义下，他们往往是“官商一体”的身份，无论其之前出身于官场还是商场，几乎无一例外地既是官员、又是商人。即便是所谓的“商办”（民营）企业，其领导人或者是官方任命的转岗的老干部，或者是获得了官位品秩的商人。如策动“保路运动”、引爆辛亥革命的川汉铁路公司，其高层就是这两种人的结合。这类企业，虽然打着民营的旗号，但却几乎完全依靠公权力的扶持而得以维持和发展。
而象这样的既得利益集团，在那样一个体制下，则必须两线作战：一方面，他们要与老的既得利益集团争夺，从这方面上讲，他们希望利益是流动的；而另一方面，他们要回避并切断“先富带后富”、走共同富裕道路的道义责任，并且为他们的“富加贵”继续提供廉价劳动力和广阔市场，从这方面来讲，他们希望利益是固化的。
在晚清时代，老的既得利益集团，以旧贵族为主，在改革中，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未直接得到“效用”的增量部分，却被稀释了曾经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垄断地位，因此，他们往往会成为改革尤其是政治改革的阻力。这种反对，尽管会打着“祖宗家法不可变”、“中体西用”之类“意识形态”的旗帜，但其实只是出于利益担忧及心态失落。总的来说，这个集团希望的是经济改革大跃进、政治改革慢慢行。
在与老的既得利益集团的争斗中，新的既得利益集团因为不存在当家包袱和维稳顾虑，采取的是攻势，敢于高举改革甚至是宪政的大旗，而希望持续稀释和解构老的既得利益集团的权力与权利。如果从个体的角度去考察清末宪政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其基色都是“利益”，绝非“理想”。
这个新的既得利益集团，在对付抱有“共同富裕”期望的草根阶层方面，却不惜过度地、破坏性地、不择手段地利用公权力，以图固化利益格局。比如以财产和文化水平限制草根阶层参与基层政治，以国家专政权力为后盾强行收取集资股本金(“租股”)，这是典型的“牧民”之道——草根阶层被他们当作奶牛，吃的只能是草，挤的必须是奶，甚至是血。
辛亥革命前，四川的民怨沸腾，并非因为政府苛政，而是川汉铁路公司将全省“公司化”，权力资本化、资本权力化，“羊吃人”的权力资本主义成为主旋律。而这些民怨，又都被这个既得利益集团巧妙地转嫁到了政府头上、转嫁到了老的既得利益集团头上，异化为政府与民众的对立，这正与革命党在川省推行的“离间官民”策略相吻合。两股力量叠加，再加上政府内部已经丧失凝聚力和执行力，最终导致局势失控。
而象川汉铁路公司这种新型的既得利益集团，既可以成为权力的执行者，又可以成为民意的代言人，欺上瞒下，在两边都占尽信息不对称的绝对优势，成为“改革”异化为“革命”甚至“暴力革命”的催化剂。
这样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既没有对政权的忠诚，又没有对民生的责任，享受着改革的成果，却不必承担改革的成本和风险。
而杨朔铭现在要做的，就是如何在符合程序正义的前提下，减少和削弱这些利益集团的干扰，制定相应的游戏规则，避免已经贫富分化的中国社会进一步分化乃至撕裂。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杨朔铭说道，“我们这个民族，有一个非常要命的共同心态，就是不耐烦，总想走捷径，一蹴而就，跑步进入最高社会。”
“不错，这种心态，具体的表现，就是经济上总是追求超常规、跳跃式的发展，而在政治上，也同样希望进口或者构建一个‘主义’的框架，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的问题。”陈宦的话里带有一丝沉痛，“这种认识还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我们相信：无论改革还是革命，似乎都是越快越好、越激进越好。就好比开火车，我们总是为不断提升的速度而欢呼，直到超速颠覆、车毁人亡，才能反省一下这样做的危害。”
“制无美恶，期于适时；变无迟速，要在当可。快的未必就是好的，激进的未必就是进步的。速度绝对不是改革的核心问题，实效才是核心。”杨朔铭说道，“昔年清廷的崩溃，绝非一些史家所说的政治改革步子太慢而导致革命，其实恰恰是步子太快导致失控出轨。”
从后世穿越来的杨朔铭在这个时代经过认真的研究和反思之后，已经明白，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行，必须有权威资源的保障，这是改革的基本前提。而晚清推行的宪政改革，初定的预备期是9年，大大低于日本的30多年及英国的上百年，但还是被后人指责为太慢！而细细考察一下，这些责难者的主流，恰恰正是那些新兴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需要从政汉改革的大跃进中，尽快地为自己攫取更多的权利，而这种超越基本国情的大跃进，根本不可能实现他们口头宣称的普通民众分享权利的美妙远景。
即便在推翻了清政权之后，长期以激进面貌出现的孙中山，也提出了“军政”、“训政”、“宪政”的三段论，孙氏的预备立宪期与晚清相比，其实要更加漫长。这充分说明，无论哪一种政治势力，当它占据了中枢地位，成为执政者之后，都不能不认识到，政治改革上的“大跃进”，不切实际，无法操作，其功能只是帮助在野者夺取政权而已，无法成为执政行政的根基！
历史在这里，可以说对那些以革命家面貌出现引领“主流意识形态”的中国人进行了无比绝妙的讽刺。
晚清因政治改革超速而导致了政权崩溃，这并不足惜，但这一超速颠覆，却也中断了循序渐进的、有规则的温和改革，而代之以暴力流血的、无规则的武装争斗。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主义”大旗下，精英阶层裹挟草根阶层党同伐异、争权夺利，谁也无暇关注培育民生与厚植国力这种关乎国家复兴、崛起的根本，这种“城头变幻大王旗”，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正是杨朔铭试图破解的“王朝更替律”。
一些人总是将对政治改革的任何速度控制，都指责为保守。这种指责，如果不是缺乏基本的社会阅历和行政常识，就是另有所图。殊不知，超速颠覆之后，作为司机的执政者之死，或许并不足惜，但是，那些一味叫嚷提速的人们，是否考虑过这辆车上的乘客安危呢？因为这辆车上面，不仅承载着整个中华民族，而且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现实和将来！
说什么“而今迈步从头跃”，都是不负责任的鬼话！
“瀚之可知，当今世界上，或许很少有几个民族，会如同我们中国人这样，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都热衷于‘主义’之争。”陈宦声音里透着苦涩，“这种偏好，其实是最应该去除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