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政府的大力号召下，中国各阶层人民积极响应，表现出了罕见的凝聚力，。上海总商会随即决定，“购办面粉一万包，米三千包”，并垫付611万银元，由顾馨一、荣宗敬购置面粉及装船，虞洽卿办理报关。招商局则派出“新铭”号轮船免费运送。由于他们的效率非常高，在9月3日当天，满载着面粉和大米等第一批救灾物品的“新铭”号，就起锚驶往日本，这成为日本接受到的国际第一笔援助，也成为与美**舰同时到达的第一批国际船只。
时任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理事长庄德之、医务长牛惠霖，亲自率领医疗救护队及药品器械，于9月8日乘船起程前往日本东京参与赈灾工作。这是到达日本灾区的第一支国际医疗救援队伍。
为了救助日本灾民，京剧大师梅兰芳发起成立了“全国艺界国际捐赈大会”，余叔岩、杨小楼等明星都参加了义演，为日本赈灾筹集了5万银元。“上海伶界联合会”也在“新舞台”开展两天的义演，由何丰林、盛竹书、虞洽卿、叶楚伧、张季鸾等人赞助。上海书画保存会通过拍卖，为日本赈灾筹集款项。上海县教育局、教育会发起成立“救济日灾会”，为日本灾民募集款项物资。北京各界于9月5日在中央公园“来今雨轩”集会，北京银行公会捐助10万银元购买米面30000石。世界红十字会中华总会决定拨付5万元赈灾，派代表携带粮食、衣物、药品赶往日本。天津方面，直隶省长王承斌召集天津商界人士会商援助日本灾区。天津红十字会、天津报界公会等纷纷行动，筹粮筹款，支援日本。广州、南京、东三省等都捐出大额粮食、物品和款项。在段祺瑞发起成立的“救灾同志会”成立仪式上，倪嗣冲、周学熙、靳云鹏、曹锐、曹汝霖、鲍贵卿等出席并捐款，当场筹集了价值10万日元的款项，次日直接汇给日本首相山本权兵卫。此外，担任直鲁豫巡阅使的曹锟，个人捐款5万元，3万元为赈济日人，2万元为赈济旅日华侨、留学生；两湖巡阅使吴佩孚、湖北省长肖耀南各捐款2万元；江苏省长韩国钧、直隶省长王承斌、松沪护军使何丰林、安徽省长吕调元、浙江省长卢永祥、浙江省长张载阳等均捐款1000元至1万元不等。上海《申报》、天津《大公报》及另行刊登的“救灾同志会段祺瑞等谨启”的捐款实收公告，仅此三项的捐款总额就达到44万元以上。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地区，成为这次救灾的主力，包括温州在内的不少中小城镇也建立了赈济日灾团体。日本轮船甚至直放温州，运载木炭、烟叶、菜籽、鲜蛋等物，一次价值就高达51万元。中国的商人、画家同时也是上海佛教领袖的王一亭募捐白米6000石、面粉2000余包以及各种生活急需品装船运往日本，这是来自日本国外的首批救灾物资，日本民众对此极为感激，将王一亭称为“王菩萨”。中国人民在这次日本震灾中所表现出的纯洁的道德感和国际主义、人道主义精神，一时为世界各国广为称颂。
但是随后在日本发生的事，却大大的挫伤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地震次日，日本即宣布全国戒严，灾区的戒严任务在开始时实际上是由地方上的“青年自警团”承担的。当日，灾区流传说朝鲜人趁乱放火，而且还往水井里投毒。于是，从9月2日下午开始，在日本军警的配合下，“青年自警团”使用刀剑对朝鲜人聚居区进行了极为冷血的残酷屠杀，而在这场大屠杀过程中，日本人同时也将矛头对准了中国人。事后的统计表明，在日本大地震中被残害的朝鲜人有上万人，而华人被屠杀者共716人，其中当场死亡622人、失踪11人（事后查出一些已遇难）、负伤83人（事后一些人因伤重去世）。
当时中国国内的报刊媒体对此进行了报导，《北华日报》如下载道：
“……其时，东京及附近各县谣传朝鲜人有投火下毒者。于是竭军警、青年团、市民、村民之全力，大索鲜人，无论老幼男妇，恣意惨杀。其最可怖者，为朝鲜人、支那人往往同提并论。中国人遂因而罹滔天之奇祸，被故意杀害殴辱者，不可胜数，刀棒拳足一时交加，殆不以人类相待……”
“浙籍韩潮初（神户高商学堂）、沈诵填（高师）、蔡经德（高工）、陈悼诸人，曾经多方证明确为中国人，也不免毒打几毙，并且声言支那人亦应打。”
“江苏人蒋健吾等六人避署大森海岸东京横滨间，赁居日人家中，灾后家主拔刀拍案曰‘今日要杀支那人’。后经几许哀求，始免一死……”
“彼时之日人悲愤凄楚，多已全失人性，残忍刻毒，闻之战栗。且因中国排日，故每遇中国人，恒易受感情之冲动，而一快其意。甚者，以此时为扫荡华工之好机会。”
“时王希天君来我们中队访问中队官长们，对护送中国人一事，愿为工人们出一些力。中国人是没有人不知道王希天的。此后，有一天，我们走到税务署卫兵处，听说王希天已被日本某官长斩了。他骑来的半新旧自行车，被日军作为战利品占用着……”
在日华人及朝鲜人遭遇野蛮屠杀的情况见报后，中国国内的舆论大受刺激，抗震援日的热潮一变而为抗议日本屠杀华工的怒潮。中国民众纷纷指责日本“仁义道德沦亡殆尽。吾人本恤怜之义，集资以济其急，而其浪人反加横杀，以德报怨，莫甚于斯，吾人一息尚存，当速提抗议，惩办恶凶，赔偿损失。”
上海《晨报》社论说：“日本震灾，我国表其深挚同情，力尽救恤之义，吾人方藉此可以改善两国关系，促进国民亲善，乃日本于灾震发生之际，对于华侨极为残酷……吾人对于日本震灾，虽具有同情，而对于虐杀则不能不提出严重抗议。日本政府若不亟谋谢恤之法，则中日间感情将因此而愈难改善矣。”
中国驻日本公使陆宗舆、新任中国驻神户代办施履本在得到消息后向日本外务省提出了严重抗议，全国不少团体纷纷要求日本方面惩凶、抚恤等。日本方面接到抗议书后，对此先是矢口否认，随即承认这只是误杀：“震灾发生之时，韩民暴动随处发生纠纷，致华人误被杀伤殊属不少”，“地震时韩人暴动，群情愤激，误伤华人”，“如此多数人之被害，在常识上难于置信，且其原因，又为震灾、水灾等不可抗力，诚属无可如何之事。”中国外交总长顾维钧随即照会日本驻华全权公使芳泽谦吉，对日本虐杀华工之事，提出严重抗议，要求严惩凶手、公布暴行、抚恤难侨，并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随后派专使王正廷、刘彦、沈其昌等赴日调查。面对中国人民汹涌的抗议浪潮，日本政府迫于中国方面的压力，不得不做出“道歉”、“惩凶”、“赔偿”等项决议，“收捕行凶军警二十二人，首犯九人处死刑，余等判有期徒刑十年至数月不等”，赔偿死难华工抚恤金共计60万日元。
关东大地震被后人称为“影响历史的大地震”，因为它对亚洲未来历史的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中国援助日本的热潮刚刚兴起时，喜出望外的《大阪朝日新闻》曾发表了一篇题为《感谢善邻之同情》的社论：“……中国人会出此热心来救日本人的灾难，实在是日本人梦想不到的事，日本各界无不大大惊叹中国人此次行动之敏捷，而感谢中国人的高义。”但在10月6日，该报又发表社论《震灾对于中国之影响》，提醒日本政府和民众：“由中国人心里生出许多的友情，能否叫它成长与否，有一半的责任完全在于日本。”即指出日人屠杀在日华人事件对两国关系的恶劣影响。正如同日本国内的一些有识之士担心的那样，“此次震灾华人积极救助日本，本为日华两国关系回暖之最佳契机，然灾后日华关系非担并无改善，此后更趋恶劣紧张，日本政府对此应做全面、深刻、彻底之反思。”
而由于在灾后日本大肆屠杀朝鲜人，在日之朝鲜人共近万人死难，激起了朝鲜人的普遍愤怒，由中国托管之北部朝鲜各地均爆发了大规模的集会抗议和示威游行，而仍由日本占据之南部朝鲜则发生了武装暴动，随后朝鲜民众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复国运动”，最终导致中国政府迫于朝鲜民众要求中国帮助朝鲜复国的压力，在托管五年后不顾日本方面的反对，提前结束了对朝鲜北部地区的委任统治，以平壤为国都成立了“朝鲜共和国”。此后朝鲜便成了“日本帝国身上一直流血的伤口”，致使日本为了保住朝鲜南部牵扯了大量的精力，并成为了日后中日两国全面战争的导火索之一。
关东大地震对日本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在这场日本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地震中，日本人共计死亡99331人，下落不明43476人，受伤103733人。房屋毁坏128266间，严重受损126233间，烧毁447128间，而地震后引发的大火，使东京烧失面积约38.3平方公里，东京85%的房屋毁于一旦，横滨烧失面积约9.5平方公里，96%的房屋被夷为平地。地震又引发海啸，最大浪高超过12米，海啸卷走、冲毁的房屋也达到了868所，日本海军在海啸中损失巨大，包括“加贺”、“土佐”两艘主力战列舰及未完工的“天城”号战列巡洋舰、“那珂”号巡洋舰等多艘军舰及大批商船毁毁损。直接财产损失则高达300亿美元。
关东大地震的发生使日本两百年以来的江户文化瞬间化为灰烬。日本人由此大感国土之狭小，国土自然灾害频发，因此想要对外“开拓生存空间”。此后日本专注于西伯利亚东部地区的开发，日本先后在其所占据的西伯利亚东部地区建立了大量的移民村，使大批日本人迁移到西伯利亚，西伯利亚资源的开发为日本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使日本的军事实力大大的增强，侵略野心也急剧膨胀。在试图重新吞并朝鲜的同时，日本仍然和以前一样，主要目光瞄在了近邻中国身上。关东大地震后，日本为缓和国内压力，弥补国内的资源不足，制定了一系列侵华策略，“欲先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成为了日本的国策，关东大地震使日本国内陷入困境的同时，也加速了日本侵略中国的脚步，而正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最终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面爆发。
但此时的日本，无论是“准天皇”裕仁，还是乡下的农民，都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正一步步的走向地狱。
处理完公文的裕仁感到了深深的倦意，他离开办公室回到了自己的卧室里，宫廷女侍服侍他躺下，但不知怎么，裕仁虽然感到疲乏，但却没有丝毫的睡意，这让他感到有些难受。
此时的裕仁，脑海中不知怎么浮现出了在地震海啸当中触礁沉没的“加贺”号和“土佐”号战列舰来。
对于这两艘战列舰，他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
在第三次英日同盟到期之前，1921年3月3日，即华盛顿会议召开前半年多，20岁的日本皇太子摄政宫裕仁亲王乘坐新建成不久的“加贺”号战列舰，在“土佐”号战列舰的护卫下从横滨出发，前往英国访问，谋求将“英日同盟”延续下去。这次出行也是为他回国以后继承天皇之位作的铺垫和准备。
作为裕仁第一次出国访问所乘座的“御召舰”，“加贺”号和护卫的“土佐”号此行也有向英国展示实力的意思在里面。只可惜的是，这两艘新式战列舰归国后还不到两年，便在关东大地震引发的海啸中香消玉殒了。
现在回想起乘舰出海访问的那段经历，裕仁便感觉到似乎那时便有种种征兆在预示着什么。
裕仁的舰队一路途经香港、新加坡、科伦坡、亚丁、苏伊士、塞得港、马耳他、直布罗陀等地，全都是大英帝国最主要的海军基地，在这些地方，他受到了英国殖民地政府和海军部热情的欢迎。
经过75天的航行，裕仁舰队抵达了英国的朴次茅斯军港，英国政府以隆重的仪式欢迎裕仁的到来，威尔士亲王前往军港迎接，英王乔治五世亲自前往伦敦的维多利亚车站欢迎裕仁，并与其同乘华丽的宫廷马车前往白金汉宫。裕仁以乔治五世私人客人的身份在白金汉宫住了3天，与其相处甚欢，随后又以英国国宾的身份在切斯特菲尔德大厦住了8天，参加各种欢迎仪式，参观名胜，并与英国首相劳合-乔治举行会谈，商讨“英日同盟”的前途问题，但会谈结果并不理想。
“英日同盟”难以继续下去的原因，首先在于美国对于“英日同盟”这一日本在亚洲扩张的支柱的切齿痛恨，拆散该同盟一直是美国孜孜以求的目标。而美国之所以选择中国为伙伴的主要目的，主要也是针对英日同盟来的。早在1907年，美国便试图和中德结盟，以对抗“英日同盟”，结果被日本暗中破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和会”上，美国再一次试图拆散“英日同盟”的失败使得它感到更有必要必须打破这一在远东与日本竞争的重要障碍。其次，对美国更危险的是，“英日同盟”规定两国间“不相互宣战或敌视”，在其原来针对的目标沙皇俄国和德意志帝国已经不复存在的情况下，“英日同盟”的继续存在显然就是针对美国的。
巴黎和会之后，美国开始对英国施加更大的压力，要求英国废除英日同盟。在裕仁访问英国期间，美国国务卿休斯便警告英国驻美大使格迪斯，称“‘英日同盟’会继续助长日本在远东进一步扩张的野心，而且任何美国反对日本谋求新优势的行动都会导致美英之间的冲突。”而英国本身也不愿意日本利用这个对英国来说早已失去了意义的同盟，在远东继续扩张其势力。格迪斯甚至在《泰晤士报》上撰文指出“大多数美国人认为‘英日同盟’使日本有恃无恐、肆行攻取……然而日本在中国扩展势力，不仅有害于美国，而且也不利于英国，英美对华政策以及对于日本在华扩张之对策，实无不同……”此时“英日同盟”已经成为处理美英关系的严重障碍和影响远东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在美日之间关系日趋紧张的情况下，英国更不愿意为了日本而与美国对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