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害怕有本事的外国企业家到来后，会付给工人以更多的薪水，从而引起国营企业的工人们的嫉妒和不满。这些情况赫里欧应该是不知道的。但是，‘目前没有并且也谈不上左派共有主义者的胜利。’列宁同志补充说：‘问题在于英国不肯让我们参加会议这一不公正的做法在俄国引起了极大的愤慨，不但使右派共有主义者同左派共有主义者，而且使俄国广大的非党工人和农民群众都紧密地团结起来。’这就等于彻底埋葬了租让。”
“赫里欧在其最后一个问题中提到了不久前对一些外国企业在俄国的代理商的逮捕问题，他问：‘这是否意味着国有化和没收政策的恢复？’列宁同志让他不要相信这些，列宁同志说逮捕的不是工业家，而是‘一些黑市的外汇贩子’，这些人在进行白银和黄金的走私活动，将其倒卖到国外。列宁同志告诉他：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在举行的这次常会上，政府的全部工作也是要把叫作‘新经济政策’的东西以法律形式最牢固地固定下来，以排除任何偏离这种政策的可能性。”
“10月31日，即在列宁同志答赫里欧提出的问题发表之后过了4天，我得知列宁同志要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这个苏维埃的‘议会’的上午会议上发表讲话。这是他从4月份以来第一次公开发表讲话。克里姆林宫大门口的卫兵看了我的证件，指给了我去往沙皇宫殿的路。”
“58个用大理石筑的宽阔的台阶从人口处的大厅向上敷设，一直通往金銮殿。在楼梯的上方，列宾画的亚历山大三世接见农民代表的画占满了整个墙壁。一条很长的走廊通到金銮殿，走廊里装饰着很高的大理石石柱和一人多高的精制玻璃花瓶。金銮殿本身是一个豪华的大厅。几百个很小的电灯泡把它照得通明，这些电灯泡安装在十个精制玻璃的大型枝形吊灯架上。墙壁上还依然挂着皇帝家族的图形标志——双头鹰、王冠，等等。但是现在代替王位的是一个高出地面的平台。平台上面放着一张铺了红布的长桌。桌子后面坐着苏维埃的领袖们。列宁和斯大林没有出席。”
“尼古拉?克雷连柯首先做了关于苏维埃司法部门的报告。代表们有的穿着政治委员们穿的皮夹克，有的穿着军大衣和国内战争时的弗伦奇式军上衣，脚上穿着粗糙的皮靴，在华美的镶木地板上擦来擦去，一群一群地分坐在舞厅用的镀了金的小椅子上。我坐在他们中间，不感到有任何拘束。”
“不一会儿，列宁同志在没有任何人陪同的情况下从旁门走了进来（走旁门的既有俄国的代表，也有俄国和外国的记者）。他坐在一把镀了金的椅子上。在起初那一会儿，谁也没有去注意他。但是后来人们便开始把头转向他，接着传开了一阵低语声：‘是列宁同志’，再接着就响起了掌声。会议主席请列宁同志登上讲台。”
“在一般人看来，列宁同志的个子不高，秃头，干枯的、棕黄色的皮肤，淡红黄色的胡子既小而又稀少。他好象是踮着脚急速地跑到讲台上去的。这时又响起了掌声。但是既没有很高的欢呼声，也没有‘万岁’的叫喊声。他指着从口袋里掏出的怀表对大家说，医生不许他讲话超过20分钟。对他的演说，我连一句话也听不懂，或者充其量可以说，我只听懂了5句话或10句话，不过后来我读了他的演说原文，不久前我又读了一遍。从质量上来说，这篇演说不亚于他在脑力极盛时期所发表的那些演说。”
“列宁同志从两个消息谈起：红军在前几天已经把剩下的最后一些白卫分子赶出了俄国。他说：‘在这里起作用的不仅有红军的功绩和力量，而且有国际局势和我们的外交活动。我相信，我们的外交家们能维护各个联邦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的利益（这其实是在安抚各个‘独立’共和国。）”
“随后，列宁把话题转到了内部事务方面，他说：‘我们在这方面取得的成绩是很不小的。’这些成绩的例子是：通过了劳动法典，确立了八小时工作制。‘而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失业现象十分严重，资本家正在组织向工人阶级的进攻，但是同它们比起来，我们的文化水平最低，生产力最不发达，工作的本领最差。正因为我们意识到这一切，不怕在讲台上说，我们为改变这种状况花的力量比任何一个国家都多——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一定能够以其他国家梦想不到的速度赶上它们。’”
“列宁同志还祝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土地法典和刑法典。他说，对这些法典，可能很快要进行必要的修改。‘在这方面你们大家当然都很清楚，象我们这种立法的速度，其他大国可能还从未有过。且看不久的将来它们会不会也不得已而设法在这方面稍微赶上苏维埃俄国。”
“但是列宁同志也指出，反对官僚制度的斗争进行的速度比所希望的要慢得多。在1918年8月，布尔什维克对莫斯科的机关进行了一次调查，那时国家和苏维埃职员共有231000人，包括中央的和莫斯科市的。当时决定要精简机构。1922年10月间，又进行了一次调查。原以为机构一定是缩小了。可是结果发现它竟有243000人。列宁同志说，‘这种机构在全国范围内膨胀了一倍有余，往往不是为我们工作，而是反对我们，这是实际情况，不必害怕说出来，哪怕是在我们共和国最高立法机关的讲台上说出来。’”
“列宁同志希望这种现象会得到改善。但是他也指出：‘还要经过好多年，我们才能使我们的国家机关得到改善，把它提高到——不是就个别人，而是就整个机关而言——更高的文化水平。’”
“在列宁同志发表完演说之后，宣布休息。这时全体代表开始进行布置，准备拍团体照。有的代表伸直身子躺在地板上。在位于中心的一排里，自左至右坐着加米涅夫、列宁、季诺维也夫、加里宁和我以及其他一些外国的客人。在摆好姿势之后和摄影师关于‘只再照一张’的请求后，我们围住了列宁同志。祝贺他康复。列宁笑着用英语回答说：‘我不懂中国话。’他转过身子，笑着从外国客人的包围中跑掉了。”
“列宁同志于10月2日从哥尔克回到莫斯科后，又恢复了旧习惯，又开始催促和他在一起工作的人。这是他的神经不安引起的，而这种情况又使他的神经更加不安。但是，如果他关心自己健康的话，那他一定会神经不安得更厉害，他会预感到有什么意外的灾难将要到来。无疑列宁同志的行政工作才能和充沛的精力在他最年轻的时候挽救了苏维埃制度，使之免于灭亡。列宁同志不只是实现了十月革命，而且在革命以后的困难年代里还保护住了革命，使之免于灭亡。”
“从11月5日到12月5日，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召开了第三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列宁同志接见了很多代表团和个人代表。11月初，他象往常一样，对自己在代表大会上要作的报告拟定了一个详细的提纲。11月13日，他在克里姆林宫的金銮殿里作了这个报告。我和其他资产阶级的记者们来听了这个报告。这一次列宁同志讲的是德语，我懂德语。”
“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是第三国际的脑袋和钱袋，但它同意认为自己应当正式服从于第三国际的管辖，因此它应当象其他国家的代表团那样，也必须在每次代表大会上作总结报告。列宁同志作的也就是这个报告。”
“列宁同志作报告时声音相当高，快得象机关枪似的。他说：‘我的讲题范围是很有限的。《俄国革命五周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这个题目太广、太大了，要一个人在一次讲话中把它说透彻，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我只来谈谈这个题目中的一小部分，即关于‘新经济政策’的问题。’列宁同志说，这是个重要问题，而由于他自己‘此刻正在研究这个问题’，所以对他来说是最重要的。”
“和从前一样，他先谈论的是国家资本主义，并提到了自己的一个老论点：‘国家资本主义虽然不是一种社惠主义形式，但对我们和俄国来说，却是一种比现有形式更为适宜的形式。’也就是说，是比‘战时共有主义’更为有利的形式。他承认。对于这种退却，他们当时是没有准备的。他提醒代表们注意，要知道那是他在1918年时对国家资本主义的看法。‘这短短几行论战性的文字，在当时决不是什么退却计划。例如，很重要的一点，即对国家资本主义具有根本意义的贸易自由，在这里就一个字也没有提到。’这证实了列宁同志的这样一种初步看法，即他所说的国家资本主义指的是国家所允许的私人资本主义，而不是指国家对企业的所有权和国家对企业的管理。”
“列宁同志向在场的外国党同志（包括我们中国党的代表）提出了可能退却的问题。他说：‘这个问题在世界上发生了象推翻资本主义和十分艰难地建设社惠主义这样根本变化的时候，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在进行革命时，常常会有敌人张皇失措的时候，如果我们在这样的时候向他们进攻，就会容易取胜。但这还不说明什么问题，因为我们的敌人如果相当沉着，他就会预先集结力量等等。那时他会很容易挑动我们去进攻，然后把我们抛回到好多年前的境地。所以即使从实践上来看，凡是在不久的将来准备直接向资本主义进攻的政党，现在也应当考虑一下如何保障自己退却的问题。’”
“列宁同志继续说道：‘在国内战争末期，我们就遇到了苏维埃俄国内部很大的——我认为是最大的——政治危机。这个内部危机不仅暴露了相当大的一部分农民的不满，而且也暴露了工人的不满。到现在，即过了一年半以后，在1922年底，我们已经能够作一些比较了。我认为，我们可以问心无愧地回答说，过去的一年半，绝对肯定地证明我们经受住了这一考验。’”
“‘首先谈我们的金融体系和出了名的俄国卢布。俄国卢布的数量已经超过1000万亿，我看，单凭这一点，俄国卢布就够出名的了。这可真不少。但是即使从经济学观点来看也是如此，因为零是可以划掉的。如果我们能够使卢布稳定一个长时期，然后永远稳定下来，那我们就胜利了。那时这些天文数字，什么万亿、千万亿就算不了什么。1921年，纸卢布币价的稳定期不到3个月。1922年已经持续5个多月了。到今天我们已经学会向前行进了。既然我们学会了这一点，那么我相信，我们今后还可以学会在这条道路上取得进一步的成就，只要我们不干出什么特别的蠢事来。可是，最重要的是商业，即商品流转。两年来我们还是使商业开展起来了。因此我认为，可以大胆地说，我们可以对此感到满意了。要知道，我们是孤立无援的。’”
“后来列宁同志又谈起了他们的社会目标。最主要的当然是农民。1921年，农民对布尔什维克有不满的情绪，接着又发生了饥荒，用列宁同志的话来说，是‘国内战争的恶果’。他的话给人一种印象，好象俄国从前不曾发生过饥荒似的。好象布尔什维克那些武装的征粮队与此完全无关似的。但是，列宁同志又说，一年来，农民向国家缴纳了几亿普特的粮食税，‘而且几乎没有使用任何强制手段。在1921年以前，农民暴动可以说是俄国的普遍现象，而今天差不多完全没有了。农民对他们目前的境况是满意的，我们可以放心地下这个论断。’”
“列宁同志随后谈到了轻工业生产，即日用必需品的生产。列宁同志在这里指出‘轻工业有了普遍的高涨，因而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工人的生活状况都有了一定的改善。这一点在其他地区要差一些，’然后列宁同志提到了重工业问题：‘我们还没有一个有利可获的租让项目。但是商业已经使苏维埃政府能够把某些资本——2000万左右金卢布——用来发展重工业。要挽救俄国，单靠农业的丰收还不够，而且单靠轻工业情况良好也还不够，我们还必须有重工业。重工业是需要国家资助的。如果我们找不到这种资金，那我们就会灭亡，就不能成其为文明国家，更不用说成为社惠主义的国家了。但是2000万卢布已经有了。可见我们是有成绩的。’”
“列宁同志这样说：‘毫无疑问，我们过去干了而且将来还会干出许多蠢事来。这一点，谁都不能比我判断得更好，看得更清楚。为什么我们会干出蠢事来呢？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第一，我们是个落后的国家。第二，我国的教育程度极低。第三，我们得不到外援。那些所谓的文明国家都在反对我们。实际上常常发生这样的事情：在这里，在上面，在我们执掌国家政权的地方，机关工作人员还在勉强履行其职责，可是在下面，他们常常反对我们的措施。为了培养新的工作人员，我们办了苏维埃学校和预科大学，只要我们做得不太匆忙，几年之后就可以培养出大批能根本改变我们机关面貌的青年来。”
“列宁同志在报告快结束时向代表们提出劝告说：‘我认为，对我们大家来说，无论是俄国同志还是外国同志，最重要的一点是，在俄国革命成功之后，我们都应当学习。外国的党组织应当吸收一部分俄国的经验。我们的学习是一般的学习，你们的学习则应当是特殊的学习，是要真正理解革命工作的组织、结构、方法和内容。如果这一点做到了，我深信，世界革命的前途不但是美好的，而且是非常美好的。”
“最后，列宁同志在代表们和客人们的热烈欢呼声中走下了讲台。”
写到这里，狱中的青年扶了扶鼻梁上的圆眼镜，长吁了一口气。
尽管不明白那些抓自己的人为什么要让自己和难友们写“自述”，但他现在已经不去管这些了。此时的他文思如潮，仿佛又置身于克里姆林宫的金色殿堂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