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方方面面的配套设施增扩和长远布局上的投入，大都督府也要早早开始未雨绸缪了。不过相对于后世现代社会下那套复杂的保障体系和运作制度，在这个时代初见雏形的太平军政权要做的事情其实要简单的多，无非就是各级医疗、教育的铺开和将来的劳动岗位而已。
而这个时代的古人们对此的需求，也是简直低的令人发指；基本上就是野外放任自流、横生乱长的杂草一般；因此只要将其移栽固定在相应的框架内，当做苏生快长的韭菜来一波波割，还会被感恩戴德的伟大善政。
因此真正需要做到的，就是扩大相应童子营和工读所的容纳规模；招募和培养更多的人手而已。而这方面事务的后续督促和监察权，周淮安就交给了小夫人曹红药为首的后宅女人们；也算是物尽其用的让她们有所实现自我价值的事业，以及最容易直观体会到成就感的地方。
另一个附带的好消息是在经过了数年的推广宣传之后，作为粮食安全工程的核心项目——土豆和木薯的产量，也迎来了一个量变到质变的爆发期。也就是说，相应种植范围也不再仅限于那些太平军所建立的营田所和屯庄，而开始在民间广为流传和普及了。
因为大多数百姓既不乏保守而短视、愚昧的存在，也是相对功利而很容易走到盲从的另一个极端。因为经过这些年无数实例足以让他们感受到，土豆这种除了盐碱地外根本不挑土地，也可以适应亚热带带寒带大多数区域气候的作物，所带来的各种莫大好处和便利了。
而且土豆需要灌溉的水量，只有通常的小麦和大麦等旱地作物的一小半，但是却能在大多数谷物无法成活的寒冷、贫瘠、山区的边角地带生长；因为是埋在土里块茎作物，所以在抗虫害和气候骤变上也有相应的优势，投入劳动力周期和繁复程度却要少得多。
而且在相对温暖的亚热带（两岭、安南等昔日五管之地），土豆几乎可以全年种植全年收获，甚至比起当地传统的三季稻、双季稻（鱼养殖）甚至还要高产得多。然后由此产生的剩余产品，又对于当地桑基鱼塘禽畜三联养殖的田庄大有好处。
而在温带地区（湖南、荆南、山南、峡江、江西各路）也只要四个月就可以完成一个播收周期；比应季过度的大豆还要短一些。而且就算是到了成熟期，也可以继续呆在地里很长一段时间，不怎么受外界气候环境的影响，自然而不存在所谓需要劳力特别集中的农忙季节。
所以本着某种意义上占便宜的普遍性大众心理，土豆就很容易从各地田庄当中流散出去；而成为民间在稻麦种植之外最大宗的应季救急产物，甚至在很多地方直接取代了传统小米和糜子等旱地、山坡作物的角色，而成为地方地方一个新风尚。
也就是在春夏青黄不接的时候吃往年埋藏的土豆来过活。因为土豆虽然比谷物水分大，但是挖出来无论是烹煮还是火烤做熟了直接可以吃；不必像稻麦那样需要经过打谷、脱壳、春碾等诸多工序后才能做成饭食勉强入口，简直就是各种缺乏炊具和烹饪手段的下层小民新救星。
按照那位恩氏革命导师的说法，自从土豆开始普及之后，最直观的变化就是英伦三岛能够养活的人口在百年间就翻了好几番，而一度在青壮劳力上压倒了海峡彼岸的老对手法兰西，而奠定了工业革命的根基和欧洲搅屎棍的基本盘所在。
而作为另一个历史上的范本，则是以穷困贫瘠著称的爱尔兰地区；在土豆普及之后据说光靠一英亩土地上的土豆产出，就可以基本养活一个六口之家。因为土豆在同等土地上的产出是小麦和大麦的六倍还多，甚至最多可以达到亩产六吨（没有进过现代改良过的品种）。
所以爱尔兰人才能绝大多数土地都被英吉利大地主、贵族占有，还要保守殖民式压榨下的情况下，依旧顽强的繁衍出大量人口来；直到那场著名的土豆瘟疫导致的大饥荒的发生。当然了，在如今大都督府已经发明的波尔多液和石灰硫磺合剂面前，后世的土豆瘟疫也没有这个机会了。
因此按照统计部门的抽样调查，如今太平军治下的荆南、湖南、江西、两岭地区大概一百四十七座城邑，三千多所村庄当中的饮食结构；已然变成了三成土豆/红薯类，五成稻米和一成（大麦小麦燕麦等）麦类，两成其他的（山药、菱角、芡实、薏仁、雕胡米）杂粮瓜菜等物的比例。
而且还因此普遍琢磨出了最有利的组合方式。也就是上半年主要吃土豆，等到夏末后开始秋获才转而用晒干的（刨丝）薯米和土豆片，间杂着陈粮吃；然后把新收的稻麦拿去交粮，则可以更多抵扣一些田赋，或是还有剩余买个好点的价钱。然后抢着过冬前再种上一波土豆，以为来年备荒。。。
而依靠这些土豆作物推广过程中带来的各种加成和便利，对于岭西的桂管、扈管、交管、容管，湖南的永州、连州，荆南的澧州、朗州和峡州，峡江道的忠、万、渝等州的拓殖和土夷归化工作，带来了意想不到的诸多好处。毕竟就算是再蒙昧无知的土人和山夷，也没法抗拒吃饱肚子所带来的巨大诱惑和吸引力。
而木薯则是另一个大杀器，虽然木质纤维多口感不好而属于主食的候选。但是自从被贩奴殖民者传到非洲之后流传至今，在多灾多难的非洲大陆历史当中上，也扮演了一次又一次救世主的角色，而至今依旧是饱受饥荒困扰的非洲最主要的廉价口粮来源。
目前在太平军的生产序列当中，则是主要作为各种工业用途淀粉制品的原料，而在这个加工过程当中所产生的大量边角料，则又是作为动物饲料和绿肥的天然成品。只要简单的加工处理之后，就可以直接提供给各处田庄和养殖场，或是按照每石生料十几个钱廉价发售给民间。
相比这些消息，正在淮南发生的战事，就有些按步就帮的波澜不惊和凡善可陈了。
如今围困扬州的朱存所部主力，也在广陵城下与城内杀出来的杨行慜好好打了好几战。依仗阵地和装备的加成未尝让其讨得好去，反而是以相当微薄的代价，零敲碎打的前后杀获数千敌势。所以，扬州内外又再度陷入到闭门高挂免战牌的静坐相持局面了。
冷兵器时代的战争非常残酷，这个残酷不是体现在死伤上，而是表现在战场多发的不确定性概率上。因此在对阵之间，有备和无备之间形成的差距往往很大；或者说只要有备的一方不实太过污滥，对于无备的一方就很容易在来不及展开战斗阵型的情况下，被一鼓作气打出GG来。
但是随着火器和相关的配套战术投入到战场当中之后，这种不确定性和概率就被某种意义上的军事代差，给大大压缩到了一个相对恒定的范围当中去了。所以朱存能够打到这个程度，还是在周淮安的基本预期当中。
既然扬州境内的战线和格局被稳定下来，这也对于太平军在淮南其他地方的攻略和后续治平工作的开展，提供一个相对有利的短期和氛围了。至少长江沿线的江北各州，都被变相空了出来，等待太平军进行瓜熟蒂落的采摘了。
因此，钱具美带领的二三线部队，在后方的舒、庐、和各州这段时间也是没有怎么闲着。虽然真正意义上的大战没有遇上，但是在扫荡地方当中遭遇、爆发的各种中小规模的冲突和战斗就一日未停歇过；最多的时候一日就有七八处战斗爆发。
而在这个具有相对局部上风和优势加成的琐碎而繁复战斗过程当中；这位未来的“海龙王”则是表现出了与在广陵城下对阵时的坚忍耐心和长于布阵，完全不同的果决凛冽或者说是酷烈狠绝的另一面。
地方上敢于冒头的反抗者或又是阳奉阴违的乡土势力，都遭到他强硬推行的战时军法给杀的人头滚滚而哀鸿遍野；以至于随军的虞候和参军、从事官们，不止一次上书报告他在军力的使用和布置上，明显有用力过猛或是杀鸡牛刀之类的趋势；。
因为在这些日子里，他光是通过这些战斗消灭的敌人数目，就已然远远超过了广陵城下的战果好几倍；又比如在一次战斗中被歼灭和击杀的反乱武装只有数百人，但是事后被清算出来株连被杀和处刑、流放的人头，却是整个数字的足足三倍。
乃至后来在军中也开始有人在私下里的回报当中，毫不掩饰说他有嗜杀滥刑的嫌疑，或是缺少身为太平军将士的荣耀和是非大局观，或是干脆说他旧日积习难改，不懂数目叫做体恤和仁恕之道；亦有说他手段刚强有余而处事弹性不足。。。
当然了，在周淮安掌握的其他渠道作为参照后看来，这些言论当中固然并非空穴来风，却也有很多有意思的地方。比如，其中对他残酷和旧习方面抨击最多的，主要还是来自两岭、湖南出身的新、老义军的几个山头背景；似乎是对于这么一个得以大任的幸进之辈，隐晦的借题发挥和表示有所不满。
但也出乎意料的是，在其中少数变相替他说话的，反而是来自广陵城下围城当中本阵的主将朱存；虽然没有明着支持他或是为之辩解，但是在日常行文往来当中，大体意思对于他在后方的作为表示了还算满意和赞同。且无论他这是真心还是顺水推舟而为，在大局观上就值得周淮安赞许。
而批评钱具美缺少荣誉感和是非观的声音，反而是来自江西、湖南、山南等地前官军、降人背景的一些存在，这难道是某种意义上的原教旨主义者式的狂热激进么？故而会用这种方式来强调自己的决心和立场？
至于来自底层的士委会中反馈，则是说他虽然平时也能体恤士卒而同甘共苦，乃至身先士卒，但在私下里却有些孤僻和喜欢独处；除了个比较熟稔的旧部之外，对于诸多配属的佐僚也是以公示之而始终保持距离和分寸。
最后还是杨师古的一句话“莫非是有意自污？”，让周淮安有些补上了全盘推演中的缺口，而彻底放弃了进行调整和干预前线作战安排的最后一点念头；既然要快刀斩乱麻，那在盘根错节的麻团被割暴力手段干净之前，这刀子又怎么能够让他不快呢。
至于刀子可能割到点其他什么花花草草的意外风险，在达到某种潜在的上限之前，那也是无可避免的代价和过程。然后周淮安又批复从有待机的军政编制里，抽调和派出了见习生员和士官，好加快地方肃清和基层组织的构建，作为整体意见上的回复和表态。
还有一份是最新一轮各种节日和民间文艺、娱乐项目的解禁方案，及其后续引导和策划书。附带的还有一份关于佛门五个主要宗派，近期将要举办大型辫经、论法的无遮大会的申请，及其相关的人员和组织内容的附录。
这也是如今太平军治下的一大常态。出了在家闭门起来开斋堂和念佛修行的个人行为之外，任何复数以上有组织的公开宗教活动，或是相应场所的会典、礼仪，都必须申请相应级别的官方部门许可才能进行，不然将遇到严厉的取缔和禁绝，乃至追责作为惩罚手段。
不过周淮安略有些意外的是，则是其中还有作为最晚出现在太平军治下，以京城的大兴善寺和大青龙寺为祖庭的唐传密宗。据说相比那些已经深入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显宗教派，这群辣子京畿的密宗和尚表现得要更加活跃的多；
尤其是在主动参与的医药防疫和匠作工艺方面，更表现出了许多显宗所没有的独到之处；也对于太平冠军治下的荆州佛学院，贡献了不少两大寺中世代秘藏的相关典籍：《摩诃胡出胡国方》《人身四百四病经》《龙树菩萨药经》《论气治疗方》《婆罗门药方》等等。
当然了，如今这群和尚能够在眼下的格局当中，让来自两岭的南禅，江东的天台宗，江西的净土莲宗，还有来自关内终南山的律宗等既得利益教门，同意在江陵一起举办论法大会，也是难得的事情。所以，最后周淮安还是在诸多审核和调整意见末尾，画押上了自己的印信和大名。
毕竟，所谓的牧民，就是把百姓当作牲口一般照看的道理，既要关心他们的吃喝拉撒以确保身体健康，也要操心生老病死的繁衍传续，才能确保以此为依托的政权相对良好的运转下去。但是人又不比真正的牲口，还有思想和精神上的基本需求。
从后世的经验来看，无论是那个时代的人，在摆脱了饥寒交迫之后，必然然会本能追逐起相应的娱乐和消闲活动来；所差别的只是不同生产力水平之下，表现出来的不同方式。比如古希腊人玩奥林匹斯竞技，罗马人玩角斗场，早期阿拉伯人抬羊，乃至中世纪教会的狩猎女巫和火刑科学家。
无论是仪式感十足的宗教行为或是国家文体活动，或是下三路的屎尿屁之流的段子和路数，都是为此应运而生的。这是人类社会进程当中不可分割也无法回避的一部分，更不是人为意志或是强制行政力量可以根绝的。
所以太平军同样需要把握和引导好这个阵地，才不至于被历史上其他形形色色的牛鬼蛇神和其他偏门玩意，给填补和占据了相应的空白。这一点从改开后在沉默中爆发的轮子之乱，到西域的乱象都是最好的证据。
乃至发展到阿訇、喇嘛之类的宗教人士代行基层职能，而将国家拨给的救济款和扶贫物资，过手后变成是上天给于虔诚者的奖赏，乃至对着国家领导人当众说出“感谢XX神为我们送来大BOSS的关怀”之类的言论。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个时代的大多数公众性娱乐活动，大半都与佛道宗教教场所有关；而每到时令佳节这些场所都会大开方面之门，招揽和引入香客游人赏花观灯、揽胜题留，乃至在门前举行傀儡戏、杂耍、参军戏等等表演节目。而现在所谓“庙会”就从古至今沿袭下来的产物。
所以在太平军的治理下，既要鼓励和引导有益的娱乐风尚，也要严防和控制宗教对于世俗的渗透，至少那种“靠菩萨保佑才有好日子”“或是求神拜佛多多奉纳才能有好年景”的想法是决计不允许公开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