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观完军工厂的后一天，总督大人给我放了一天假。
本来条例规定，军官参加了一场战役级别的军事行动后——是的虽然对幕府的战争，名字叫“第一次宋日战争”，但实际上被归入“战役”级别——可以获得一次不少于半个月的假期，但由于现在辽东形势风云变化，我的假期就顺理成章地缩水到了一天。
“这也是对你的栽培。”总督这样对我说道，“你现在付出的代价，承受的损失，在你以后晋升军衔时都会非常光亮。”
于是我只好放弃向国防部申诉，老老实实地享受起这天的自由。
好消息是我见到了我的老朋友，落别三个多月的江小白。
“你怎么来台北了？”看着坐在我对面的江小白，我把吸管从嘴里吐出来，面无表情地问。
“还有，为什么你出来逛还穿着这种衣服？”
江小白此时终于把头发留到足够的长度，把它们扎在了脑袋上。他穿着一身白色衬衫，下摆系在黑色宋装长裤里。手腕上戴着一块手表，脚上则是一双怀旧版的长靴，着实是一表人才的打扮。
江小白也露出个面无表情的微笑，把手里的果汁杯子放在桌子上，咧开嘴说：“小爷我休假了。听说你从日本回来，就来台北找你。”
“怎么，对你未来的大舅哥就这个态度？”
我差点把嘴里的果汁喷出来。
还好匆匆赶来的赫斯曼把我从尴尬的境地里解救出来。
他穿着一身灰色军装，隔着老远就大声喊着：“李，我来晚了，让你久等了。”
我笑着和江小白一起放下杯子迎了过去，向赫斯曼介绍了一下：“没事。这位是我的同学，江小白，现在在明国北京的大使馆工作。”
我没说出江小白还是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人员，这种身份还是不要到处乱说了。
赫斯曼是约了我在市内旅游的。这个第一次来到东方的德国佬对一切都很好奇，看着远远甩掉欧洲城市的台北，蓝色的眼睛里都在发绿光。
嗯，要是去了长安，这个欧洲佬还不得把眼睛换成电灯泡。
于是我们就在城区西面的阳明公园（注1）处上了公共马车，一路往台北那时最繁忙的士林区驶去。
从军区驻地到城区的道路要经过城区北面的大片工地。这片十几平方公里的超级建筑工地是为了接纳东江移民而动工的。
原本从明国的天启年间，澳宋第一次和东江镇建立联系时，把居住在辽南海岛和辽东山区的东江镇平民搬迁到台湾、济州和琉球的计划就已经被总督区民政厅提出来。只是由于明国人特有的故土情节，加上那时后金匪帮的进攻势头并没有集中在辽南，因此只有几千人的平民愿意乘船来到台湾——这部分平民被分配到当时刚刚建市的高雄。
到了今年初夏，情况早
已不能和五六年前相比了。不但广宁沦陷，辽西局势一溃千里，而且自从奴尔哈赤死后，皇太极是越来越重视牵制后金侧翼的东江镇，毛文龙们面对的压力也在与日俱增，不得不同意大规模转移平民。
赫斯曼坐在车上，一头金发的大脑袋一直凑在窗口，看着一望无际的工地发愣。
第一批到来的东江镇中青年人都被组织进了施工队。此时，他们都戴着黄色安全帽，挥动着锄头铲子，在澳宋工程师和土木工程系的实习生的指导下挖设地基。
成百上千人一起在阳光下劳动，嘹亮的口号声和号角声此起彼伏。鲜红的旗帜在海风中飘扬，不时有妇女组成的后勤队在工地上唱歌，为他们的丈夫兄弟鼓劲。
赫斯曼已经看呆了去。他从未想象过，几千个人在一起劳动，还有这样高的士气。在他家乡那边，即使是男爵亲自带着骑士去抓农夫服劳役，每二十几个农夫就有一个拿着鞭子的管事看守，那些懒惰成性的庄稼汉也是费尽心思的偷奸耍滑...而在这里，他还没看到一个监督工人的士兵或者骑士，而这些完全靠自觉的工人们却没有一丁点偷懒，每个人都鼓起全身气力去干活。
“一定是澳宋制度的优越性！”实在想不出原因后，赫斯曼下意识地把这些奇妙的景象归结到澳宋国的特殊性上，“一定是澳宋的社会制度比欧洲好！那些愚蠢的容克和朝廷根本没有这种本事！”
“噢，不对。我在新加坡看到被俘获的西班牙葡萄牙水手，那些人渣在士兵的看守下也不肯好好干活！看来不仅仅是澳宋制度好，澳宋人民也是上帝的子民！他们那么勤劳，那么诚实，比欧洲人好一百倍！”
马车在一条小溪边停下，赫斯曼拉着我和江小白下车，准备近距离观察一下工地上的人们。
几个站在马路边休息的姑娘引起了我们注意。赫斯曼这人虽然生得人高马大的，在欧洲也是个反动邪恶的封建地主阶级，欺男霸女的坏事肯定没少干，但在这里面对华族女子却畏畏缩缩不敢上前，还是江小白上去和她们打招呼说话。
那几位女子都是义务文工团的，刚刚在工地上演唱了一首《南方红》，现在正在坐着休息。见我们过来想了解一些劳动方面的事情，其中一个穿着红色短袖的年轻姑娘便高兴地站起来，叽里呱啦说个不停。
“俺哥就是建筑队的，他在那边干活。”那姑娘指着远处一面红旗所在的地方，“你们看，就是旗帜下面那批，俺哥可是那个队的队长，他们对这周出了两个劳动标兵，还拿了流动红旗！”
“流动红旗是什么？”赫斯曼一口古怪发音问道。
姑娘有些好奇地抬头看着这个金发碧眼的大个子，笑嘻嘻地说：“就是住建厅提出来的，每周都有官员下来考核，合格的小队就能挂流动红旗，还能拿奖金呢！”
赫斯曼挠挠头，心中又记下一笔：要有流动红旗，给优秀的小队发钱。
“你们都是辽东人？”江小白笑眯眯地问。
那姑娘面对神色俊逸的江小白，态度马上就温柔起来：“对啊，俺家原来是铁原的。后来建奴鞑子起事，明国朝廷一碰就碎，俺爹就带着俺和俺哥一路逃跑，跟着毛大帅到了宽甸，上个月才来了台湾这边。”
“你们害怕建奴吗？”这倒是我问的。
“怕啥，有啥好怕的？”姑娘奇怪地看着我，仿佛在看一个外星人。“以前你们澳宋来之前，我们是有一点怕的...但也不怕太多，因为有黄斯通将军，他从来不会打败仗的，从金州到旅顺从来都是砍建奴的脑袋。”
“不过那时袁崇焕狗贼和山东狗官都卡我们粮食，一千石粮食运过来，能给他们漂没三百石、四百石！（注2）”
“不过你们澳宋来了之后，我们就再也不怕了！建奴那时开始就没在我们这儿打过一次胜仗，来多少输多少，粮食也再也没有缺少了。”
正说着，另几个女子喊了一声，那红衣服的姑娘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连忙跑过去，和她的同伴一起聚集，站在土坡上。
一首深沉的歌曲缓缓传来。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脱离了我的家乡，
抛弃那无尽的宝藏，
流浪！流浪！
......”
我和江小白、赫斯曼站在马路边，看着无边无际的工地。数千名辛勤劳动的工人在歌声中停下工作，看向了这边。
慢慢的，其他文工团的小队也开始合唱。
一声、两声、及至千万声。
一个接一个的工人张开了嘴。五十岁的老人，四十岁三十岁的中年人，二十岁的青年人，十几岁的少年人。
一百个人，一千个人，所有人。
所有人都不由自主地跟着歌声唱起来。原本轻柔的女声被无数的男声掩盖，低沉的旋律自发地转向高昂，一种力量在黄土纷飞的工地上汇聚，在蓝天白云之间飘扬。
“那是电，是光，是华夏的神话。”
很多年后，在武馆教授德国武术的赫斯曼跟子孙讲故事时，眼睛里依然会流露出一种无法名状的神情。
“那是希望，是未来，是一个民族的魂灵。”
注1：这个公园在台北一期扩容完成后，被改名为“劳动人民公园”。
注2：“每年津運十萬，所至止滿六七萬，餘俱報以漂沒”，《毛文龙回忆录》，第二版第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