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怎么会窘迫成这样呢？
庆应三年（1867年）二月，“一会桑”的首领一桥庆喜，统和御三家中水户、尾张两德川的势力，联络京都公卿和倾向武力攘夷的诸侯，携手幕府老中首座酒井忠绩等保守幕臣发难,一举扳倒了维新派。
可主张开国的维新派失势，却引发了一系列严重后果，其中最严重的是洋人的反击和粮价的不断上涨。
因此呢，维新派失意后得势的武力攘夷派和保守幕臣，不得不发出这样的疑问和哀嚎。
至于，为什么要把洋人的反击放在事关生死的粮价上涨之前？
这个嘛，是因为，粮价飞涨不能抑制的重要因素，也和洋人的反击息息相关：
受对外开埠的影响，为了赚取更多的钱财，这些年扶桑各地粮田不断被转为桑园、茶园啥的，导致粮食持续减产。而为了果腹求生，扶桑不得不开始进口粮食——作为一个还没工业化的农业国度，这不能不说是个极其讽刺的事！
而维新派失势后，作为主要外部粮食供应者的米人洋商，开始大量收缩粮食输入。
其实也不是说不卖，只是价格一路提高，比原本足足涨了五成。
可问题是，扶桑本来的粮价就高高在上，这再一涨价，谁肯买啊。
对高高在上的大名、有权势的武士和富有的豪商来说，饿也饿不到他们。那既然近乎无利可图，谁肯当这个大傻子呢。
因此啊，大家买一点意思意思就好了。
可杯水车薪导致的结果，就是庆应二年（1866年）开始的大凶作弄假成真：
原来，庆应二年当年年末的粮食饥荒，其实并不严重。
但受高丽“丙寅洋扰”战胜米、佛的鼓舞，各方势力有意囤积居奇，加上经过大肆渲染，这才造成了大凶作的印象。
因为不怎么干，怎么能顺利扳倒了维新派呢。
可问题是，维新派失势了，可大凶作却成真的了。
说起来，不是玩火自~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嘛。
尤其坑爹的是，扳倒维新派的各方，大家惊愕的发现，自元治元年（1864年）起，维新派组织进口的粮食，除了米人洋商的渠道外，居然还有高丽密贸易的部分——难怪米人洋商只肯提供小麦，原来，这进口的稻米，都是从人家高丽来的！
可自去年丙寅洋扰后，高丽治政的大院君加快了锁国步伐，加上吃亏的佛、米经常派战船骚扰沿海，这高丽与扶桑的粮食密贸易，居然一时断绝了！
对此，在朝廷的带领下，各方对幕府相关人士进行了逼问，可将军家茂、幕府国内事务总裁酒井忠绩等人的回答如出一辙：
“事情确实是这么个事情。
可这是当时密贸易前高丽要求的，怕的就是引起西洋诸国的注意。
而且呢，你们事前也没问啊。”
到了这步田地，那也只能既往不咎了，毕竟还得解决问题优先。
这时大家才发现，导致攘夷之风再盛的“丙寅洋扰”，其实呢，对扶桑并非完全都是好事：
高丽呢，是短期死活不肯再进行大宗粮食贸易了；
可受“丙寅洋扰”的影响，被大大扫了面子的米、佛，反倒加强了对扶桑的侵迫。
其实让扶桑焦头烂额的粮食涨价，真的不是洋人的厉害手段，人家的辣手还没拿出来呢。
原来，米商的粮价上涨，主因是因为最近欧罗巴大陆连年歉收——当然，扶桑闹饥荒，这趁火打劫也是应有之意。
而洋人准备的真正辣手呢，其实是三样，假币问题、改税和定期开港：
第一件的假币问题，说的是扶桑各方的歪点子。
因为对外贸易尤其是进口不断增长，这啥烂事都跑出来了，居然有很多人用假钱唬弄洋商。
如今的大宗贸易，都是用金银结算。
这金大多是万延小判，因为重量太轻（3.3克），所以造假比较难，但银就不一样了，流通的丁银重量是约43匁（161.25克），这包铅也好，裹铜也罢，反正容易造假。
而且呢，受攘夷风气的影响，很多扶桑商人以付洋商假钱为荣——当然，这些人大多就是一锤子买卖，赚了
就跑。
不过呢，这种事幕府怎么管啊，除非当场抓住，不然离开柜台恕不认账，口说无凭啊。
而且呢，幕府自己也饱受假币之苦，但实际素手无策——尤其是假造的宽永铜钱，用料比真的还足，工艺也比真的精致，你说这算怎么回事！
接下来，洋人对幕府施压的第二件事，就是改税。
当年安政五年（1858年）签署通商约定的时候，扶桑出口以总价百抽五为关税，进口税则是分一成、两成、五成不等。
洋商对此积怨很久，于是呢，在文久二年（1862年），借幕府使臣提请延期开埠的时候，伦町约书就提及了修改，部分减少了进口税——此事是文久三年十二月正式通告，元治元年（1864年初开始执行的。
可是呢，相比西洋历1860年亚罗号战争结束后，西洋诸国在中华得到的进口税优惠，这还是远远不如。
最起码，中华开始执行从量税，对工业品来说，这可比扶桑的从价税征的少多了。
之前维新派治政的时候，洋人就开始闹这个。
在当时，以外国惣奉行堀利熙为首的交涉人员，是以安政五年通商约定中的“两倍条款”为由，把各国公使怼了回去。
至于啥是两倍条款？
就是当年在签约的时候，幕府方面在外国贸易挂江川英龙、长崎奉行小栗忠顺的坚持下，在约书加入了这么一条：
“凡是各国输入的货物，其进口关税，双方采用两倍原则。
对某种输入扶桑的货物，如扶桑取关税比率取一，则对于同样的货物，当扶桑出口到签约国的时候，其输入关税的比例，不得超过二。
同时，双方约定，以交易金额计算，扶桑出口到签约国的该种货物，其价值不得超过从该签约国对扶桑输入总额。
对交易金额的总体计算，以当年之前三年总额为准。”
对等是不可能对等的。
这个两倍原则其实就是个退让条款，对同种货物而言，不但扶桑的进口关税比签约方少了一半的比率，而且还锁定了享有此权利的交易总额——也就是在这种不利条件下，扶桑输出的只能是同种商品的输入贸易额。
说实话，这个条款，当年双方都不愿意签：
幕府方面，觉得这明显是低人一等；
而洋人公使呢，虽然不觉得扶桑能有能力卖啥东西到自家本土，但对这种有约束的条款，那是天然的反感。
但考虑到扶桑毕竟还不是殖民地，玩蛮横贸易那是有成本的，洋人公使出于自己建功立业的考虑，最终还是同意了。
而幕府呢，在江川、小栗“有约束总比没有强”的理由下，也捏着鼻子认可了——毕竟双方关税一致这种好事，那是想都不敢想的。
可当年双方都漠不关心的这个条款，如今却成了一个问题：
别看西洋诸国全世界强迫别人通商和降低关税，可自己的关税，却一直在严防死守，比如天竺，如今就英吉利被玩惨了。
其实这么做是有道理的。
前些还没看出来问题，可自幕府1864年大举进行殖产兴业后，根据此条款，扶桑丝绸开始在欧罗巴攻城略地。
唯一的好处是，因为扶桑这几年窘迫导致进口丝绸不多，根据贸易额限制，所以输入还不多，因此没激起多大的问题。
可西洋诸国有远见的人士，纷纷指出，这个两倍条款就是个彻头彻尾地大坑，轻轻松松地就让扶桑打开了欧罗巴的大门。
“滑铁卢之惨败”，这就是各方对此的一致评价。
有了这个“两倍条款”，外国惣奉行堀利熙等人在和各国公使谈判关税的时候，那简直不要太爽：
如今扶桑也在搞殖产兴业，也大批引进了机械进行生产，论人工的话，扶桑可是比你们低多了。
要降低啥种类关税，可以啊，小心日后扶桑搞返销啊。”
虽说，全种类返销扶桑根本就做不到，这可多恶心人啊。
维新派这一失势，诸国公使们就联合起来，要求幕府先废除“两倍条款”，再把从价关税改成从量税——维新派熟悉各国形式，颇有软硬不吃的姿态，换成这些只会对内作威作福的幕臣，说不定就能偷袭一把
。
这理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而且“安南事败”和“丙寅洋扰”后，扶桑攘夷之风又开始高涨，这打压一下，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如果说假币是洋人受委屈不过的抱怨，改税是无事生非、得寸进尺，这两样做不做的到，可能都有得商量。
但定期开港，则是公使们势在必得：
本来根据安政五年（1858年）的通商约定，继长崎、神奈川、箱馆开港后，新泻港、江户、大坂和濑户内海某地，应陆续开埠——和横滨代表神奈川一样，兵库港当时并非是指点地点，反正是濑户内海靠近近畿那一块地方就可以。后来幕府和西洋人商量，才选择了兵库。
时间点呢，新泻是西洋历1860年1月1日，江户是1862.1.1，大坂和兵库则是1863.1.1。
新泻因为港口条件不行，之前各国公使都同意延期。
而拖到了今年庆应三年（1867年），这些地方都没有开埠的原因，则是文久二年（1862年）伦町约书的功劳。
文久二年，幕府使团在欧罗巴与各国交涉，以西洋历1859年7月1日三港开埠以来，扶桑物价飞涨导致民生艰难及攘夷盛行为由，通过减税承诺等条件，换取了延缓开埠的同意。
可延缓不是取消，根据伦町约书，两港两都应于1868年1月1日正式开埠。
而这个日子换成和历，那不就是庆应三年十二月七日嘛。
按照惯例，扶桑应该提前半年公告世人，并且开始准备。
可支持开国的维新派倒了，如今扶桑却一点动静都没有，这到底还开埠不开了？
庆应三年（1867年）四月初维新派失势之后，各国公使就对此十分关注。
五月初，各国公使联名向幕府施压，要求解决假币问题、改税和定期开港。
可一直到等到了九月，假币稍减猖獗，改税遥遥无期，就连定期开港，幕府也支支吾吾不肯明确承诺。
至于借口呢，幕府是破罐子破摔了，直接将御敕的问题捅出来——扶桑皇室不同意，我们不敢答应啊。
自“安南事败”和“丙寅洋扰”后，西洋诸国很是敏感。
得到这个消息，公使们当场狞笑一声：
“这事好办。
只要幕府没意见，御敕的事情我们帮你解决。”
庆应三年（1867年）九月十六日，以英吉利公主号为首的十艘战舰（英六、佛三、兰国一），离开横滨前往摄海。
九月十七日，全部由蒸汽风帆联合动力战舰组成的联军水师，到达大坂近海。之后诸国公使派人发出了强硬的通告:
“要么敕许按期开港，要么我们就自行登陆，到京都和新皇帝当面聊一聊。
这里面的是非曲直，不仔细沟通怎么行呢。
你说是不是啊？！”
得到飞马传递的消息后，京都小朝廷立刻陷入集体恐慌：
不是说，洋人也不是一味蛮横么。
元治元年（1864年），发生在中华的大沽口船舶事件中，普鲁士逾权缉拿丹墨船只，唐人据什么国际法，逼迫普鲁士低头服输，不还赔款来的嘛。
而且，不是说“安南事败”和“丙寅洋扰”后，洋人其实是外强中干吗？
怎么这次人家就打上门来了？
还有，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误解啊？
就这样，维新派大举失势不到半年，扶桑小朝廷、武力攘夷派及保守幕臣们就尝到了恶果——你们一直说开国通商不好，保持啊，继续强硬，我都看好你啊。
同时，就在这些纸老虎即将被戳破的时候，一场狂澜已经开始了：
北地的箱馆码头上，数十艘战舰整装待发，一列列全副武装的队伍，正在紧张有序地登船。
而迎风猎猎作响的大旗上，四个红字份外瞩目。
“温饱、共合”，虽然古老的口号和文明开化的要求一起出现，这不免显得有些诡异，但对于民众来说，这再协调不过了：
其中一个是永不过时的期望，而另一个则是实现前一个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