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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得之,我幸;不得,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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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政六年(1859年)六月底的时候,咸亨洋行跑路,自嘉永三年(1850年)开始与幕府进行的密贸易由此中止。

因为之前毫无预兆,所以幕府中枢闻讯后异常震惊。

经过勘定所、长崎奉行所和目付所共同努力,在折腾了约一个半月后,这才发现此事早有征兆:

第一,咸亨洋行的人员早就开始撤离,但幕府居然迟钝地对此毫无警惕。

于嘉永七年(1854年)成立的对马水军传习所中,本来有八名西洋水军教授,都来自咸亨洋行。但安政四年(1857年),幕府在江户开办筑地军舰教授所,裁撤对马水军传习所,这八名洋人就离开扶桑了。

同时,本来韭山炼铁所还有一些西洋技工,也是咸亨洋行提供的,但后来也都走了,时间同样在安政四年。

至于经商的人员,因为咸亨洋行做的是密贸易,因此采购、销售都委托给长崎奉行所,只在对马岛有3个常驻人员。可这些人这次也以探亲的名义一起随商船溜了。

现在看,一个人都不留,当然是极其可疑。

可之前两边亲密无间、如胶如漆,谁能想到咸亨洋行突然撤走呢?对此,幕府严加惩处了监管的人员,可依然与事无补。

另一个征兆就是双方交易商品种类的变化。

本来,咸亨洋行在输入书籍、报刊、机械、军械之余,也会输入一些布匹和其它兰物。但自从安政二年(1855年)开始“以扶桑金易海外银”后,这些普通货物的份额就逐步降低。

按理说,交易额下降是贸易中断的明显征兆,可因为双方金银兑换的数目逐年增加,居然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因为表面看贸易额是上升的。

其实,也不是没有人提前察觉危险。

小栗忠顺在长崎奉行任上时,鉴于咸亨洋行的重要性,他就曾向江户提出过多次建白:

“自安政元年签署三国和亲约定以来,西洋船往来日多,因行隐秘事,咸亨船往来长崎多有不便。请另择新泻或它地为隐港,以防不测。”

其实,小栗已经发现了咸亨洋行中断贸易的一个理由,那就是往来不便。

自1854年扶桑与米人、英吉利、兰国签署了和亲约定后,到扶桑特别是长崎港的西洋船只日渐增多,这给咸亨洋行造成了很多不便。

要知道,当时签订的只是避难港、补给港的内容,名义上能和扶桑通商的还是只有兰国一家。因此,咸亨洋行做的密贸易,虽然交易对象是幕府,但也得偷偷摸摸地,不然兰国抗议是小事,如果惹的其它西洋诸国以此为借口要求通商,那就麻烦大了。

原本也不是没有遮眼法,开始时咸亨洋行打的是唐人旗号,但现在西洋船多了,万一兵船将其堵在港口里,那不就真相大白于天下了么。

说实话,兰国商馆当时还真动了这方面的心思,就算自己不动手,但可以通知米人、英人啊,干系自然可以摘除得干干静静。但考虑再三,鉴于其在扶桑的利益不小,最终兰人还是没有轻举妄动——虽然有人和自己抢生意,但如果打掉这个弱的,然后召来一群饿狼和自己抢食,好像犯不上啊。

小栗第一次相关上书是嘉永七年(1854年)夏季,当时与咸亨洋行的密贸易地点已经转到了对马群岛的芋崎港。

“无事身非!”

幕府觉得对马岛已经足够隐秘和安全了,因此小栗的上书没有得到回应。

其实,小栗是一片忠心,这通商就是财路,作为长崎奉行,他建议换地交易,这就是把金银往外推啊。

但奈何别人不怎么看啊。

他的上奏写啥都行,可万万不应该提及“新泻”这个地方:

首先,新泻港附近有个幕府的心头肉——佐渡金山。作为扶桑当时最大的金银产地,佐渡岛就是幕府的命脉,谁碰谁死。这把咸亨洋行放到新泻去,万一召来其它西洋饿狼怎么办?

再一个,小栗忠顺的老爹忠高,曾经担任佐渡奉行多年,这换地对别人是舍弃一条财路,对小栗而言,这不是从碗里挪到锅里去了么?

长崎奉行有两个,因

此另一位长崎奉行对这个建议激烈反对:

“铁桶一般的长崎不说,芋崎也不为外人所知,哪里用的着换地!

真担心的话,长崎附近不是还有不少小岛吗?选一个做交易地好了。”

这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对马岛辣么大,又是海上交通要冲,怎么能算是“不为外人所知”;而长崎附近的荒岛确实很多,可要是能做交易地,那幕府这些年早干嘛去了?

再说了,日后西洋诸国压迫扶桑开港,提出的地点一共是五港两都,也就是七个港口。这些地方依次为长崎、箱馆、神奈川、兵库、新泻和江户、大坂,从隐秘看,也就是新泻是可选的转移之地——其它地方要么太繁华不利于保密,要么就是西洋船众多。

因此,小栗忠顺真是出于一片公心。

但奈何他说了不算啊!这些年来,咸亨洋行主动请求了多次,小栗忠顺也屡次上书,但这交易地还是一直没改,就固定在对马群岛的芋崎港。

等安政五年(1858年),小栗卸任长崎奉行役职后,咸亨洋行也认命了。

但交易地在对马岛芋崎港,这可把咸亨洋行坑苦了:

虽然是米人海商,但奈何扶桑和米人还没正式通商呢,这撇下同伴吃独食是犯了大忌!

而且,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向扶桑这样的非西洋国度输入先进军械、机器和技术,那可是犹大一样的行为,真被抓到,就算不被当众吊死,那也是群起攻之、身败名裂的下场。

就为这,咸亨洋行于1855年换皮为四海洋行,而且怕泄密没敢通知幕府。

同时为了建立防火墙,同年还成立了松江汇理洋行,彻底将直秀一系的海外力量分割为明暗两处。

但就算这样,事情依然向不好的方向变化。

安政二年(1855年),对马水军传习所里有西洋教授的消息走漏。

也不知道米、英两国水军是怎么知道的,反正开始偶尔有船在对马岛附近海域堵咸亨洋行的船——但万幸,这两家没有和幕府正式撕破脸,所以上岛硬抓人的倒霉事到底是没有发生。

咸亨洋行一开始就用的是蒸汽风帆混合动力商船,机动灵活不说,还特意为提升速度做了改造,因此,虽然被发现了几次,但都顺利逃脱了——其实是不是特意来抓自己的,咸亨洋行也不确认,反正见面就跑总是没错。

后来,为了保命,咸亨洋行开始了表演——换船名不说,冒充其它国度的商船是常规操作,行踪也开始诡秘,不再按季风规律来航。

等“以扶桑金易海外银”的贸易额大了之后,所幸连普通货物都不怎么装了,就一艘快船神出鬼没,如幽灵一般。

到了安政五年(1858年),扶桑的外国船只更多,这时咸亨洋行已经被逼的不行,甚至开始和长崎奉行所认真讨论,“对马岛看起来也不靠谱了,长崎附近不是还有不少小岛吗,在哪里交易行不行?”

但根据当年签署的通商约定,安政六年六月二日(1859年7月1日)起,长崎、神奈川(横滨)、箱馆对外正式通商,所以幕府方面只是劝咸亨洋行以换皮应对——都正式通商了,你们改个名字不久可以大摇大摆出现了么。

坑爹啊,站着说话不腰疼!

其实咸亨洋行一直做的都是杀头的买卖,但对这份付出幕府不够重视。

想想也是,这些年来扶桑天灾人祸、内外交困,江户大佬们又内斗不止,哪里有闲心关心这个——唯一重视此事的就是小栗忠顺,但别人都认为他是得了天大的好处,所以不舍得放手而已。

上杆子不是买卖啊!

咸亨洋行赔本卖吆喝本来就不被理解,“不赚钱,甚至不赚大钱,你凭什么这么卖力?”

真说起来,这些年咸亨洋行还真没少赚:

说是赔本卖吆喝,但远洋贸易本是暴利,就算价格定的公道些,但不赚钱是不可能的。

加上,军械等货物都是出自自家在米国的产业,供给的价格非常有优势,除了咸亨洋行自己,就没有其它中间商挣差价,那能不赚钱么!

而且,光“以金易银”一

项,因为本钱是幕府掏的,咸亨洋行的毛利就达到了近60万美金之多——折合15万天保小判金。

虽然咸亨洋行这个钱挣的不亏心,没有鸿之舞金银矿兜底,这些大的金银兑换足以击溃香江市场,但幕府方面不知道啊,只看到了好多一笔钱落入洋行的手中——再说了,金银比价在海外是一比十五,可不是扶桑的一比五,这么算就是挣了四十五万金,抢也没这么快吧!

坑爹啊,哪有这么反复计算的。

咸亨洋行挣的这笔钱是能多换不少银子,可海外银价低,幕府给的金子没变,所以毛利还是近60万美金——数学老师您多保重啊,世界非常需要你!

当然了,等咸亨洋行跑路后,幕府仔细翻账本,这个普遍误解终于消除了。

造成这个的原因就是咸亨洋行太懂事了。

因为每次交易时打点得十分周到,从给公方样、江户重臣到长崎、对马的负责人、经手人,每次无一遗漏,还殷勤的很,难免被怀疑挣了金山银海一样的财富。

但幻觉是会消失的。

等安政六年(1859年)六月底咸亨洋行跑路后,幕府全面评估此事造成的影响,这才发觉,“本来是两相得利的事,可能因自己一方自视过高,到了把事情搞砸了。”

当然,可以这么想但不能这么说,幕府中枢还是捏着鼻子“坚信”:

“既然咸亨洋行留书‘情势所迫’,那肯定是遇到别的困难了。幕府这方面一直以来是没问题的,其乐融融啊。

说不定日后人家去而复返,这生意不就继续了么。”

这种“得之,我幸;不得,我命”的豁达,可不是每个人都有——勘定奉行小栗忠顺就追悔莫及,觉得自己返回江户奉公后,因公务繁忙导致对此关注不够,为此他痛心疾首得很:

咸亨洋行对幕府的帮助太大了!

从风说书、及时通报海外消息来说,比兰国商馆给力太多了。虽然幕府在和西洋诸国打交道时没占到便宜,但力不如人,“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本就难免,没有咸亨洋行结果肯定更差;

而且,从提供先进军械开始,到后面帮助提高兰学产业,这炼钢、铸大筒、制铁炮水雷,无一不是咸亨洋行鼎力相助的结果;

就算通商,也是价格公道从无欺瞒,不说之前与兰国商馆相比,就看今年六月开始的对外通商情况,简直是物美价廉的典范;

而且,“以扶桑金易海外银”这样的大事,人家不声不响地就办了,西洋诸国在远东的人居然毫无察觉,这实力,真是可怖可畏;

更重要的是,小栗忠顺如今作为勘定奉行主持财政,这才发现,咸亨洋行之前提出的相关产业建设和对外贸易的见解,那真是明见万里,对如今开国通商后的情形居然料得分毫不差。

因此,跑了咸亨洋行,是痛失一大臂助!

考虑到从西洋虎狼群中再也找不到相熟的面孔,一种孑然的感觉挥之不去。

咸亨洋行和箱馆奉行崛直秀的关系匪浅——这点虽然直秀从未承认,但默认的态度是对自己摆出来的,所以小栗准备派人问问直秀,“这有啥委屈可以直说,咸亨洋行能不能回来啊?这次肯定不会再遭轻视了。”

但自安政五年(1858年)六月坦庵先生病逝后,不知不觉间,小栗忠顺和崛直秀两人的政见开始不尽相同,虽然情谊还在但彼此开始有了间隙。自己又不能去箱馆,随便派个人去吧,这种性命攸关的话题,恐怕直秀不会轻易涉及——可能连谈都不会谈。

真是愁死个人!

从和历七月中旬一直拖到九月,这才让小栗找到了机会:

幕府流放要犯到北地,又令六家大名助垦箱馆,他赶紧找人运作心腹松前顺丰当了使番,相信以松前的伶俐,一定能把这件事办好!

但松前到了箱馆,他也挠头啊:

“这勘定奉行小栗丰后守说得不明不白的,好像是让崛直秀勾搭得力的西洋商人。可再找个咸亨洋行这样的,那有如此容易!

再说了,这可是破家灭门的罪过,没有幕府的旨意,人家崛直秀肯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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