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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那伊格那提耶夫的野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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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了解情况的人看来,那伊格那提耶夫完全可以称得上是少年得志——作为鲁西亚特使,1832年出生的他今年才26岁。出身大贵族不说,其父还深受过世的鲁西亚皇帝尼古拉一世信任,连他自己出生时,也是如今的皇帝亚历山大二世亲自施洗的。

不过,作为鲁人特使他也不是没有烦恼:

克里米亚战争中鲁西亚惨败,这导致皇帝和帝国威信受损,国内舆论沸腾,不但宫廷之中新老几派内斗不休,连民间的革新浪潮也此起彼伏。

这不是光靠铁腕就能压制住的——克里米亚半岛和欧罗巴领区内,物价飞涨、供给匮乏,连官僚都生存困难,就更不要说领民了;同时战败导致帝国财政困难,唯一的解决办法只能是大量增发纸币,但这又进一步推高了通货膨胀。生活艰难,过分的压制只能导致更大的反弹。

而那伊格那提耶夫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临危受命,皇帝亚历山大二世要求他,“灵活、果断地处理东方问题,重新竖立起帝国在世界的威信,以给帝国领民以鼓舞和信心。”

但豪言壮语无法补充实力——虽然克里米亚战争已经结束了两年多,但帝国的经济和军势依然在重建中,因此他得到的唯一支持就是八艘战船,其中的三艘还在1857年被扶桑击毁了。

想到此处,那伊格那提耶夫的瞳孔不由自主地收缩了一下,谁能想到,自从黑海舰队全军尽墨后,帝国已经从欧罗巴水军强国的位置上跌到如此危险的地步:

克里米亚战争前,帝国有两大一小三只舰队,波罗的海舰队、黑海舰队和鄂霍茨克区舰队。

抛开弱小的鄂霍茨克区舰队不淡,另外两只舰队实力十分强大,堪称是帝国的明珠。

黑海舰队曾经拥有4艘120门炮战列舰、12艘84门炮战列舰和4艘60门炮巡洋舰以及大量辅助战船;而在波罗的海,帝国光战列舰就有27艘之多!

不过,如今黑海舰队已经成了昨日黄花,主力舰在战斗中损失殆尽,目前还在重建中;而波罗的海舰队虽然损失不大,但蒸汽舰的比例太少,根据战争中的经验,战力堪忧。

帝国水军的变革正在进行,但因为时日尚浅,加上身居高位的顽固老家伙们的抵制,目前还没有根本的改变。

但变革缓慢的根本原因还是没钱!

想到这里,指甲刺疼了了伊格那提耶夫,他又想起出使前宫廷中激烈的辩论:

虽然已经卸任了外事大臣,但两任该职的涅谢尔罗捷掌握大权长达36年,扶植的党羽不可胜数。因此,即使作为外事枢密官的涅谢尔罗捷不说话,其手下众多的日耳曼裔外事官依然可以左右局势。

“荒芜的阿穆尔河流域是难以防御的包袱。

阿拉斯加已经卖给了英吉利人,那么,在远东的扩张和继续投入,无疑是非常危险的。

而帝国有限的金库,应该优先照顾忠诚的子民,不应轻掷于冒险之中。”

“不知水深浅,切莫过河。”

“千顶之城曾毁于一支小蜡烛,英吉利人刚刚得到阿拉斯加,帝国在远东的冒险无疑会刺激到英人,从而引发不必要的风险。”

克里米亚战争的大失败,不但导致了非常严峻的财政问题,也使很多大臣和贵族丧失了信心,他们都反对在远东的继续扩张——最起码不能是近期。

而且前面的教训太惨重了:

穆拉维约夫是帝国最近几十年里第一位战死的总督,而其麾下的东西伯利亚,堪察加半岛和伊尔库茨克两个地区,按当地官僚的话是,已

经退回到百年之前的状态,“叛乱不断,渔业、狩猎和粮食种植都已经无法维持。”

事情是这样的,早在1854年鄂霍茨克区舰队全军覆没后,加上大量商船、渔场的损失,沿海各领地就事实上基本处于孤立状态。

但更要命的是,以前平叛的主力,哥萨克骑兵,如今却成了反叛的骨干,三年来裹挟大量流放犯,不断袭击各定居点,导致鲁西亚移民纷纷逃离该地区。

之前的高压和残酷,如今显示出严酷的结果,反叛者作战勇敢、宁死不降。

克服交通不便调集的两千正规军根本无济于事,新到的哥萨克骑兵私下里和同胞勾结,完全是出工不出力;而因为机动性的落后,步兵则无法聚歼叛匪。

三年下来,除了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外,只有鄂霍茨克、阿扬勉强修复了秩序,其它地区则沦为法外之地。

所幸,东西伯利亚的环境恶劣是一视同仁的,如今叛匪也坚持不下去了,从1858年春季开始,要么北上逃亡,要么只能接受招安。

在1857年新上任的伊尔库茨克和东西伯利亚总督普嘉廷的怀柔政策下,东西伯利亚终于开始恢复秩序。

但经过战争和叛乱,原本十万冒头的人口,如今只剩下几万人而已;粮食输入则严重依赖于外部输入;财政也早就崩溃了,全仗圣彼得堡支援。

伊格那提耶夫是1856年10月离开的欧罗巴,当时谁也没料到,之后的东西伯利亚情况会如此严重。

想到这里,他苦笑了一下,“如果早预料到这样,那宫廷会议的结果估计会更加不利。”

当时大部分贵族都不愿在战争刚刚平息后就发动冒险,但幸亏新任的外事大臣戈尔恰科夫站了出来:

“没有不带刺的玫瑰。况且,不弯下腰就捡不到蘑菇。”

戈尔恰科夫认为,“既然帝国迟早要回到世界舞台,那于欧罗巴以外在远东另辟蹊径也无不可。毕竟,对手可比英佛等国虚弱的多。”

不过,戈尔恰科夫也同意“不要过分刺激英吉利人”,因此出使的主要目的是“手段灵活地寻求帝国在东方的空间”。

1857年4月,当伊格那提耶夫到达香江后,他欣喜地发现,英吉利已经与唐人开始交战了。

果然,在表明鲁西亚并无联手唐人之意后,英人的敌意大减。

随后自己到处打着调停的旗帜,和米人特使列卫廉一起左右逢源,最终在“亚罗号战争”中捞到了不少好处——除了没有战败赔款外,鲁米两国在1858年《津门条约》中得到的利益与英佛一般无二。

但美中不足的是,英吉利人依然对鲁西亚存有一定的警惕,居然将阿穆尔河口的庙屯列为六大通商口岸之一。要知道,唐人的庙屯就是帝国的尼古拉耶夫斯克哨所,这可是以已故皇帝尼古拉一世的名字命名的地方!

自己苦劝之下,英吉利特使额尔金依然不肯松口,甚至当着列卫廉和佛兰西特使格洛斯的面,讽刺自己贪得无厌,“在虚弱的时候,北方的熊仍旧不忘盯着别人的猎物。甚至在被给予一定食物后,依然保持着依旧的贪婪!”

可恨,因为之前“北太平洋和中华海探险考察船队”参与堪察加军势运输的事,受到英吉利警告的米人不肯公开支持自己,而佛兰西人又全面倒向英吉利,自己落入孤掌难鸣的境地。

见势不妙,当时自己只好退让,连阿穆尔河中下游的通行权都共享出来——反正是慷唐人之慨,又没损害到鲁西亚的利益。而远东荒僻,想必其它国度没有多少精力关注此地,等时间一长,此地

必然彻底落入鲁西亚的掌握。

想到此处,伊格那提耶夫对帝国的东西伯利亚总督普嘉廷很是不满——他早就发信要求普嘉廷果断采取行动,趁着亚罗号战争正酣的大好机会,筹集重兵在阿穆尔河中下游对唐人施加压力,这样才能配合好自己的外事行动,从而狠捞一笔。

但普嘉廷这个造成鄂霍茨克区舰队覆没的家伙,一定是在孤身逃跑中丧失了宝贵的勇气,居然说什么,“这样做必然引起英佛联军的干涉!”

真是帝国之耻!和战死的上任总督穆拉维约夫比起来,此人完全配不上帝国总督的位置。

如果普嘉廷知道伊格那提耶夫的想法,肯定会嗤之以鼻——穆拉维约夫弄丢了大批黄金,要知道这可是大贵族们在阿拉斯加千辛万苦才搞到的。结果自己战死了不说,其后家人都不得安宁,要不是皇帝亚历山大二世体恤心腹,穆拉维约夫家族连死后的哀荣都落不到手里。

反正普嘉廷是不准备冒险,在没有圣彼得堡的明确命令下,谁也不能让他出兵!——在直秀这只蝴蝶的影响下,远东的事态发展越来越诡异。

尽管如此,伊格那提耶夫自认自己出使的任务完成得依然不错,没费一兵一卒就拿到了唐人的约定,充分证明了自己手段高超。

可是,万万没想到,他居然会在扶桑失手。

没有不带刺的玫瑰,可这次花没摘到却险些被刺伤了手——这个被认为的蕞尔小国,居然敢抗拒帝国的要求!

可谁能知道,扶桑这个封闭落后的国度居然有人知道《万国公法》呢!

在哪个叫什么崛直秀的辩护下,本来偏袒自己的英米两国公使居然就此转变了态度。

其实,伊格那提耶夫也知道,根子不在此处,就算扶桑人说得再好,如果额尔金、哈里斯坚定地支持自己,事情也不会有什么不利变化。

但问题是,自己要求扶桑割让北方大岛的事引发了额尔金的警惕,英人觉得鲁西亚依然谋求在北太平洋方面的拓展,而这无疑不符合其一直坚持的海洋战略——将鲁西亚封闭成为一个近海国度。

至于米人哈里斯,也暗示自己不要狮子大开口。

其实哈里斯的意思伊格那提耶夫懂,说白了就是不要抢他的风头:

不费一兵一卒就能压迫扶桑通商,就此而论,哈里斯无疑是外事官僚的顶峰。但如果自己割占了一个大岛,那无疑哈里斯的功绩就会逊色很多。

但这真是冤枉啊!

其实割让大岛的提议,只是自己的手段而已。

所谓漫天要价就地还钱,外事官不都这么干!

可尽管自己一再解释割地只是谈判的一种策略而已,但英米两方的态度还是起了变化。

而协调会上的失利则提供了借口,英米两国的特使居然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了共识,那就是“压制鲁西亚,不要破坏当今的大好局面”!

伊格那提耶夫敏锐地察觉到这一点,所以立即申请休庭,准备用帝国的传统方法——武力来解决这个问题。

箱馆之战证明了他目光精准,扶桑军势不堪一击,之前1857年的水军战败只不过是大意而已。

伊格那提耶夫坚信:

“只要帝国水军按照条例作战,那胜利唾手可得。

等占领白主后,自己就回师江户,扶桑方面必然卑躬屈膝。

大岛的割让虽然难以实现,但让扶桑方面赔一大笔是肯定没问题的,而这将给自己的远东之行一个完美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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