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理由非常简单，就是不想让这批书画流失海外。不想眼睁睁的看着我们民族的宝贵文化资产惨遭贱卖。您应该知道的，在我通过刘主任购买书画的时候，当时还有一个港商想要把这些书画统统买走。我就是为了尽量保住这批书画，想把这些好东西留在我们国内，才不得不行此权宜之计。”
说这番话的时候，宁卫民的脸上呈现出的是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
然而鉴于时代的特性，他这个冠冕堂皇的理由，霍司长却不认可。
不为别的，首先是社会整体环境就对书画的艺术价值不重视。
近现代书画的价格虽然上去了，但那是因为近年来大陆的港商和日商越来越多造成的。
实际上在国内大多数人的心目里，这些近现代书画不过就是附庸风雅的玩物，挂在墙上装潢墙面的东西罢了。
毕竟大多数人不懂书画。
尤其老百姓，受电影《三笑》的影响，还普遍认为书画家们的创作过程特别简单。
都是像故事里的唐伯虎那样，一挥而就，一气呵成的。
这么挣票子简直比印钞机都痛快，一天下来那不得写个十七八张，画个十好几幅？
何况许多非常知名的书画大师，目前还活得好好的呢。
既然可以随时动笔，想写就写，想画就画，那这样的作品又有什么珍贵的？
另外，哪怕霍司长这样层次的人，职务级别，工作内容，也让他养成了一种理当如此的思维惯性。
经常和外国友人打交道，潜移默化之中，他就觉着把这些书画作品当做礼物馈赠外宾在正常不过了。
所以宁卫民便又碰了钉子，他的观点几乎马上就遭到了霍司长的否定。
“你不要夸大其辞，言过其实。这些书画又不是古物，怎么能叫流失海外啊？如果从国际影响，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看，这些书画能够走出国门，反而是件好事。有利于把我们的传统文化推广至海外，增进别的国家对我们的了解嘛。”
“就是被港商买走也没什么呀。正因为同样是炎黄子孙，人家懂得欣赏，才会出资购买。何况你应该知道的，港城1997年就会回归，港商很快就会成为我们的同胞。那么你买走和港商买走又有什么区别？”
“你刚才说的这些话，几乎都不成立。只有一个词儿说对了，就是‘贱卖’。你永远无法否认，你买书画的根本性目的，就是想捡公家的便宜罢了。所以你的动机并不高尚，不要美化自己。”
霍司长的语气充满了嘲弄和不屑。
很显然，他认为这就是宁卫民最后的招数了。
十分期待看到这小子被自己揭下遮羞布，满面羞愧，哑口无言的模样。
然而现实却并非如此。
宁卫民仍旧目光炯炯，他非但丝毫没有泄气，反而以更积极的姿态据理力争。
“霍司长，我们的观念分歧不小啊。首先，我不赞同只有古物才是宝贵的，很多不是古物的东西一样值得我们珍惜。打个或许不是很恰当的比方，大熊猫就不是古物，如果外国人提出要求，想要买走一只呢？同样从国际影响，文化交流的角度出发，难道我们也该答应？这也算是好事？”
“至于我之所以要通过霍欣，说服刘主任，大批量买入这些书画。就是因为这些近现代书画堪称艺术品中的大熊猫。每一张书画，都是出自名家之手的精品。是创作者人文思想，审美意识和丹青技法的完美呈现。它们集合在一起，简直堪称我们近现代书画艺术的全面总结，艺术价值无可限量。”
“您千万不要觉得在咱们京城，这些书画多见，就觉得不算什么，流向海外也无所谓。要知道，这些书画只可能出自咱们国人之手，外国人是绝对学不来的。再放眼全国，能达到这样水平的书画家才几个啊？这些大师又都进入暮年，他们所创作的书画作品就是再多，对于整个世界的艺术收藏家而言，也是稀缺的。”
“过去咱们比较封闭，国内普遍不富裕，这些好东西既没机会出去，国内又没多少人买得起，也就显得淤了。如今国门逐渐打开，国内经济也在飞速发展，情况早就变了。如今是钱多物少，要是不加以控制，任其随意外流。早晚我们会后悔的。”
“您不妨设想一下，几十年之后，我们美院的学生研究近现代的水墨作品，要是连一副傅抱石或者潘天寿的真迹都看不到。那是多么可悲的事儿。要是我们国内近现代最高水平的书画作品，大多都被外国藏家纳入囊中，还是低价买走的。那又是多么荒唐的事儿。恐怕最后我们反而要高价从外国人手中赎回这些东西啊。”
“我再说句有点不恭的话，其实让外国人了解我们的文化，具有民族特色的工艺品反而更适当。一个绢人，一架料器葡萄，都能轻易博得外国友人的欢心，因为这些东西一眼就能明白，雅俗共赏。书画则不然，欣赏门槛较高，需要一定的文化基础，鉴赏能力。别说大多数西方人看不懂了，就是咱们同胞，也是看个热闹。”
“您是经常和西方国家打交道的，您完全可以两项对比一下国内国外的情况。据我所知，西方国家的画家一旦成名，作品都是天文数字的高价。他们的外交人员，就从来不把美术艺术品当做馈赠的礼物。他们只会馈赠自己国家的特色工艺品，甚至都不是手工的，而是批量生产的工业制品。那我们何必把自己珍贵的书画都送出国呢？就是外交需要，也用不着付出这样的代价啊。”
“至于港商，我当然相信许多港城人对祖国深怀卷恋，期盼1997尽快到来，早日回归祖国怀抱。但这并不能代表所有港城人都是这么想的，或许有的人当洋奴已经习惯了，不愿再做炎黄子孙了。天知道跟我争书画的那位，他皮肤下面，究竟是红的还是白的？会不会选择移民，甘愿去当人家的二等公民？”
“如果真是这样的人，那么他越懂书画就越是件坏事。建国之前的混乱年代里，汉奸对于咱们国家的危害，往往比那些外籍侵略者更甚。而那些带着外国人，偷盗咱们国内文物的，把国内文物偷运海外的人。像岳彬、卢芹斋，哪个不是学识渊博，对古物精通的斯文败类？”
“说句题外话，我在马克西姆干了这么久了。如果我要去巴黎出差的话，每年都有机会。许多人都劝我出去一趟看看。可我从来没动过这个念头，不为别的，就因为卢芹斋的红楼就在巴黎。作为他最后的藏身之所，里面至今还在展出许多从国内偷运出的文物。我要是去了，一定忍不住会去看，而看到那些东西，又必然免不了动气。我不愿自找不痛快……”
这次宁卫民发言干货很多，霍司长确实认真的听进去了。
他不能不欣赏宁卫民的见识和口才，不能不承认宁卫民看待问题的角度很新奇。
比如对于近现代书画价值的分析，对外交工作中馈赠礼品的建议，对港商这个特殊身份群体的考虑，几乎都是他过去忽视，不甚在意的问题。
仔细琢磨一下还真有道理，这些话确实对他很有启发。
然而这还是不足以为宁卫民的人品背书，不足以让他相信宁卫民真是为了国家大义。
“你的口才不错，很让我吃惊。你思路也很清晰，见识也不少，让我对近代书画的艺术价值有了新的认识。甚至你声情并茂，感情充沛，蛊惑人心的扇动性很强。可我还是没办法相信你。”
“因为我看人，观其言，更重其行。为了达成个人目的，你就利用霍欣的情感，这种做法实在太卑劣了。按照正常的逻辑，你这样的人，怎么可能跟高尚沾上边儿？道德标准居然高到了要替国家民族挽救宝贵书画的地步？天下就不会有这样的事儿。”
“更何况你自己本身就是在外企工作。我了解西方的资本主义，别告诉我，你不是以你的外国老板利益为重？你在我面前危言耸听，擅自揣测港商，说人家会如何如何，你不觉得可笑吗？你居然还跟我提及绢人和料器葡萄？你是不是还想做我的生意啊？难道你以为我不知道，这两样东西的制作和货源都是牢牢掌握在你的手里。”
“我最后劝你一句，你就别在我的面前演戏了，没办法蒙混过关的。还是老老实实承认吧。承认你的市侩，承认你买这些书画就是为了个人牟利。如果你能拿出一点承认错误的勇气，也许我多少还会对你手下容情。”
霍司长此言，已经属于再度摊牌了。
基本上可以看出他耐心殆尽，这属于最后的一次严正警告。
反过来听他骤然提及绢人和料器葡萄的事儿，宁卫民却不禁吓了一跳。
他暗暗心惊霍司长的深藏不露，完全想不出人家是怎么把他调查得这么清楚的。
要一般的人，恐怕是承受不了这种未知的恐惧和飙升的压力的，举手投降恐怕是唯一的选择。
但宁卫民毕竟不是一般人，他是有金手指的穿越者啊。
这注定了他行事永远都会超出常人的尺度，京城会做出让人感到没有道理，极其不可思议之举。
此时，他也就有了“洗白”自己的最佳证据。
“您的不信任，我能理解。谁让我的确利用了霍欣，还伤了她的心呢。如果换个角度，这事出我女儿的头上，我也必定要追究到底。敢动我的女儿，比动我还狠。这是任何一个父亲的基本情感。不过尽管如此，我虽然会对自己的做法感到抱歉，却不后悔做出了这件事。因为我没有对您撒谎，我买下这批书画和港商买下，就是不一样。”
“至关重要的区别就是，港商买走了，这些书画他立刻就会在海外出手套利。而我买走了，这些东西就能留在国内。只要能为国家留住这些书画，让我付出什么代价都可以。”
“您不相信我没关系，接下来，我可以用事实证明自己。我不否认，最早想买这些字画，确实如您所说，就是因为价格便宜，看到其中有利可图。但后来就不一样了，我一旦知道了有港商想要用二十万全给包圆儿，把这批书画带到海外，就再没了通过这批书画弄钱的心思了。”
“您对我调查的很仔细，对我很了解。可我不知道，您是不是清楚，当初我凑到拿下这批书画的资金有多么不易，我是倾尽所有，四方举债啊。亲戚朋友，公司上下，我把能借的钱都借遍了。我甚至还跟公司签了五年的劳务合同，提前预支了三年的工资。”
“当我买下这些画，难道这件事就完了吗？不，妥善保存更是问题，书画是最娇贵的艺术品。置放需要合适的空间，破损受潮都需要及时修补。这几年来，为这些书画保存花费的钱，我都花了好几万了。然而这些书画直至今日我一幅都没有卖掉。要是想牟利的话，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说心里话，您的调查能力我佩服，可您也也别光查我一个人啊。也可以去调查一下那个买走了其余书画的港商，看看他到底出手了多少？又是卖给什么人了。我就敢说，他绝不会向我这样对待这些书画的。”
“当然，您还可以怀疑我在放长线钓大鱼，想一口吃个胖子。毕竟国内，这些书画的价格也一直在上涨。不过，为了证明自己，我还可以做出一个承诺。这些书画未来二十年我都不会卖出一幅的。而且我会想尽办法，让这些书画重新与公众见面。我会竭尽全力，让美术院校的学生，能够见到这些作品，有机会临摹到这些作品。这才是我的目的，也是这些书画存在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