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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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僵持的局面持续了整整一上午。23个离休老干部堵住前门后门,没让太平镇党委书记计夫顺离开办公楼一步。计夫顺早上照例没吃饭,便一杯杯喝水,喝多了,就一次次上厕所。每次上厕所都被这些白发苍苍的老同志前拥后呼保卫着,连跨越走廊栏杆跳楼自杀的可能都没有。早年做过志愿军警卫连长的离休副镇长王卫国说,他当年在朝鲜战场上警卫他们军长时也没像今天警卫计夫顺这么尽心。

计夫顺惟有不断苦笑,惟有一次次打电话,几乎找遍了所有可能有钱的地方和企业,却没借到一分钱。借不到钱,23个老同志就服不上药。这些老同志岁数都大了,全是药罐子,说倒下不知哪一会儿,断了药怎么得了?可镇上欠县人民医院的医药费已近十二万,不见白花花的银子,人家再也不发药了。老同志们着急,计夫顺也着急,是真着急,万一有个老同志倒在他办公室,他没法交待。给一个个单位打电话时,鼻涕眼泪都下来了,恨不得喊人家爹。然而,所有的回答都是一个意思:没钱,没钱,再说还是没钱。其实人家谁不知道?这钱借给你太平镇,就是肉包子打狗。过去不是没借过,借钱时说得挺好听,还钱比登天还难!

想想也是好笑,夫妻双双都当着峡江市党的基层领导,都拿不到一分钱工资,还都为党为人民忙活得不得了。老婆对工作极端负责,忙着商场那堆倒霉事,带着手下的群众专门围堵领导;他呢,也对工作极端负责,却天天被人家围堵。前天是泉河村的一百多号农民,为乱收费的事;昨天是镇农中七十多名教师,为拖欠工资的事;今天是23个老干部,医药费的事又出来了,就没有哪一天的日子是好过的。谁活得都不容易,老婆不容易,他也不容易。回到家,有时躺在床上还谈这些事。老婆从他被堵的遭遇中学到了不少堵人的宝贵经验,他从老婆那里领悟了不少对付围堵的聪明才智。真是一帮一一对红。真是虚心使人进步。现在,他进步多了,再不是刚从县委组织部下来那阵子了,心里不论怎么恼怒也不会发火骂人了。对付围堵的办法看来惟有耐心。毛主席当年说过,“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根据现在形势的发展,只怕得改改了,“世界上怕就怕‘耐心’二字”,只要有耐心,一般来说,就没有泡不软的事。

眼见着快泡到12点了,该到河塘村蹭中饭了,没工资也得活人,只好四处去蹭饭,老同志们还没有要走的意思。这就是说,经过一上午的实践检验证明,比耐心他是比不过老同志们了,再比下去,中饭就没处吃了,他就得饿到晚上。只好拿出绝招了:以个人的名义,请县人民医院先记账。县人民医院张院长是他在县委组织部当组织员时考察过的干部,他个人的面子,张院长总会多少给一点的。

于是,在23双眼的注视下,计夫顺再次给县人民医院挂通了电话:“张院长吗?算我个人求你了,以前欠的12万是太平镇政府的账,现在是我个人欠你的账。你从今天开始恢复我镇23位老同志的药品发放,账记在我头上,我负责还!你不放心,我可给你立字据:我的工资你们可以每月派人来领!”

张院长说:“计书记,你又涮我了,是不是?你这一年都拿到过工资吗?!”

计夫顺愣都没打:“对,对,我是没拿到过工资,所以,请你先借给我3000至5000元,完全是咱们朋友之间的经济来往,我写欠条,你今天给我发药好不好?”

张院长说:“计书记,真是你个人的事我没话说,可这不是你个人的事!”

计夫顺只好再度哀求起来:“张院长,他们可都是离休干部啊,都是为党和国家做过贡献的,有些老同志身上还带着枪伤,你我看着他们遭难,于心何忍啊!”

张院长不为所动:“计书记,这话你别和我说,最好找市委、县委说,或者找市医药公司说。我从市医药公司进药得付钱,你说的这些话不能当钱使。”

计夫顺真火了:“张之平,你给我听着:马上给我恢复供药,我计夫顺今天就是去抢银行,也会在下班之前先送5000块钱给你!”说罢摔下了电话。

老同志们知道计夫顺不会去抢银行,一个个盯着他,看他从哪里变出钱来。

计夫顺没变出钱,挥挥手说:“老同志们,你们到医院去吧,啊,就这样吧!”

警卫过军长的前副镇长王卫国说:“计书记,什么就这样吧?你又没把5000块钱给人家医院送去,人家就会恢复发药了?又蒙我们老同志了吧?”

计夫顺苦着脸说:“我这不是要去抢银行吗?老镇长,你也跟我一起去抢?”

王卫国说:“我不跟你去抢,可我也得看到你把5000块钱抢到手呀!”

计夫顺说了实话:“老镇长,你们请回吧,我一定会让人在下午把5000块钱送到医院,至于钱从哪来的,你们就别知道了,知道了不好,我真是犯法!”

王卫国和那帮老同志们迟迟疑疑走了,走到门口,又有人停住脚步问:“我说计书记,你不是骗我们老头吧?你可是组织部下来的干部,说话得算数!”

计夫顺拍着胸脯道:“放心吧!说话算数,我计夫顺什么时候骗过人?!”

然而,看着老同志一一下了楼,计夫顺又犹豫了:是不是就骗这些老同志一次呢?这些老同志都是老病号,平时能不备点常用药?拖几天问题不大吧?真能拖几天,也许就能来点钱了。移民工程马上要启动,根据文件规定,太平镇要调出5000亩土地用于移民安置,省里市里会按政策给予一定的补偿。只要政策到位,钱就来了,别说这点医药费,政府机关和农中教师的工资也能发几个月了。转念想想,又否决了,不行,移民的事从去年就说了,直到今天也没见动静,政策资金只怕三五个月下不来,老同志可撑不了三五个月,他今天骗了他们,以后日子会更难过。

这才打了个电话给计划生育办公室吴主任,要她上来一下。

吴主任的办公室在楼下,看到计夫顺吃了一上午包围,很清楚计夫顺找她干什么,进门就哭丧着脸说:“计书记,我那里真没钱了,超生罚款上个月就用完了。”

计夫顺说:“这个月不是又让你放宽点么?河塘村不又超了三个么?”

吴主任说:“别提了,计书记,河塘村放宽了三个不错,一个是河塘村自己偷放的,超生罚款交给村委会了,我们去了三次也没抓到人,河塘村也不承认。”

计夫顺气道:“真他妈的无法无天!它村委会有什么权力放?基本国策都不顾了?!你们再去堵,只要抓到那个超生妇女,咱就一票否决,对他们村委会主任老聂和支书老甘严肃处理!”又问,“那两个我们镇上放宽的呢?也没交钱么?”

吴主任说:“一人两万,全主动交了,可这4万块钱我都没焐热,就被刘镇长借走了。计书记,你还不知道呀?昨天刘镇长的车在峡江市正开着,就被人家债主刘总的马崽拦下来扣了,不先给点钱,车就开不回来了,一台车十几万哩……”

计夫顺不悦地说:“怎么搞的?上个月刘镇长的车不是赎过一次么?”

吴主任直叹气:“那次扣车是给咱盖政府办公楼的白总,咱欠的是建筑款,670万,都欠了4年了。这次是刘总,咱欠人家的装潢款也是二百多万……”

计夫顺埋怨说:“刘镇长就是不注意,我早就让他换私车牌照了嘛!”

吴主任解释说:“刘镇长的车就是挂着私车牌照被扣的,不是挂私车牌照,4万都赎不回来!刘总放车时就说了……”

计夫顺不愿再听下去了:“好了,好了,吴主任,不论怎么说,你今天都得给我弄5000块钱送到县人民医院去!你给我好好想想,看哪个村还有想生的?要有就去和人家商量一下,先罚点上来,哪怕先罚一部分呢,算他们买指标了。”

吴主任汇报说:“白河村有两户想生,就是嫌价高,一户提出一万五,一户提出一万八,我没敢吐口。再说,他们一个是3胎,一个是4胎,我也怕出事。”

计夫顺想了想,心一狠:“别管这么多了,反正我这倒贴钱的镇党委书记也不想干了!就让他们生吧,先把一万八的定下来,拿了钱直接去医院!——哦,对了,你可别把一万八都给医院了,只给5000,欠的那12万还是欠着,人不死账不赖。这笔钱专款专用,就给老干部吃药,催得急了就给点。”

吴主任连连应着走了,走到门口,又说了句:“计书记,见了河塘村老甘和老聂,你也亲自过问一下,处理不处理他们我管不着,得让他们把超生费吐出来!”

计夫顺没好气地说:“捉奸捉双,捉贼捉赃,你快给我把证据拿出来!”

吴主任走后,计夫顺也叫上司机,到河塘村去蹭饭了。

自己清楚是蹭饭,人家也知道是蹭饭,可嘴上得说是“检查工作”。

车出气派非凡的镇政府大门,十分钟就到了河塘村。村支书老甘和村委会主任老聂已在等着了,都是一副恭敬的样子。计夫顺一见他们就想到那个偷嘴吃掉的超生指标——那可是钱啊,起码一万五,总能应付一两件急事,哪怕给农中的教师买点粮食呢!因此气就不打一处来,心想,等抓住证据,老子可饶不了你们。

现在没证据,计夫顺也不好说什么,只敲山震虎道:“甘书记、聂主任,我可告诉你们:别聪明反被聪明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呀!脚疼可就要后悔了!”

聂主任刚上任,胆小,一听这话就怕了:“计书记,您……您是指啥说的?”

计夫顺盯着聂主任,自认为目光犀利:“如果老鼠偷油,我怎么处理呀?”

甘书记当了20年村支书了,是老油条,胆大,嬉皮笑脸说:“嘿,计书记,这还用问?老鼠偷油你处理猫嘛!猫干什么去了?”

计夫顺一怔:“处理猫?你们作怪,处理我是不是?老甘,真反了你了!”

甘书记仍是不怕:“计书记,不说了,各有各的难处,各有各的活法,咱就理解万岁吧!真逮着我偷油,你肯定饶不了我,我说啥也没用;逮不着呢,你气也没辙!走,走,走,吃饭去,一边吃,我们一边汇报!”

喝着县产名酒“一块八”——此酒一元八角钱一瓶,听着老甘号称“汇报”的牢骚怪话,计夫顺情绪越发低落:这镇党委书记真他妈没法干了。再干下去,没准哪天就得到纪委报到。都是国家干部,活法还就有天壤之别。早几年在县委组织部,那过的什么日子?下面的干部们哪个见了不恭恭敬敬?什么时候喝过这种“一块八”呀?现在过的又是什么日子,知法犯法,不犯还不行。就是为了自己别再违纪犯法,这镇党委书记也不能当了,得厚着脸皮操作一下了,看看能调到市里哪个区机关去吧?哪怕当一般干部也成。心情不好,这酒喝得就无趣。计夫顺真想借着酒意好好发泄一通,可看看桌上就两个下级——而且是已经偷了油的下级,觉得发泄对象不对,便把许多已涌到嘴边的话又伴了“一块八”咽了回去。

一瓶酒很快见了底,甘书记又上了一瓶:“计书记,下面怎么喝?”

计夫顺沉着脸,摆摆手:“喝什么喝?一瓶够了,上饭,上饭!”

正要吃饭,秘书小段气喘吁吁跑来了,见了计夫顺便说:“计书记,快走,快走,钱市长突然来了,带了四五台车,一大帮人,都阴着脸,不知有什么大事!”

计夫顺事先并没接到市里县里通知,也不知市长一行来干什么,抓起一只热馍,起身就走。临走前,看看老甘,又看看老聂,顺手一枪,满脸沉重地诈道:“老甘,老聂,你们就给我好好造吧!啊?继续造!看看,连市长都被你们惊动了。什么叫基本国策,你们马上就会知道的!哪?我看你们的花招还能玩下去吧!”

这下子,老甘和老聂都害怕了。

老聂没等计夫顺的话落音,便急急忙忙坦白:“计书记,我……我们错了,错大发了!那……那一万六的超生罚款我们退,今……今天就退!”

老甘也苦着脸讨饶说:“计书记,您就原谅我们这一回吧!我们不是故意的,我们发现五槐他媳妇超生时,她娃儿已经生下了。我们一想,咱河塘村是多年计划生育的先进单位,就犯了一回弄虚作假的错误……”

计夫顺可没想到这一诈竟意外地诈出了一万六,心里兴奋着,脸上却点滴不露,似乎早就在自己的掌握之中,学着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里的捷尔任斯基,严厉地盯着老甘道:“甘同生,你这是犯了弄虚作假的错误?你还计划生育的先进单位?看着我的眼睛!你们是他妈的屡屡犯法!甘同生,你现在不硬了吧?不要处理猫了吧?马上把那一万六给我交到吴主任那里去,你们给我听候组织处理!”

说罢,带着一身酒气,大口小口地咬着热馍,很昂然地走了。

车往镇上开时,计夫顺心里就盘算开了:意外地收获了一万六,有些该办的事就得办了。农中七十多名教师每家发4袋面粉,聊解无米之炊吧!四七二十八,就是280袋左右,一万五就下去了。余下1000得办两件事:看望离休的老镇委书记,癌症啊,没几天活头了,得体现一下组织关怀,奔700花吧!那300赶快去买几面国旗,说话就到国庆了。政府和几个学校的国旗风吹雨淋,早就褪色了,上次县长看到就批评过了,你说你太平镇办公楼这么气派,却连买面国旗的钱都没有,谁信啊?再说,咱国家现在可是制定了《国旗法》哩!

车到镇政府,一个馍也吃光了。在车里就整衣领,对着倒车镜检查自己脸上的表情,努力驱散脸上的阴沉,装点些昂扬的笑容。办公条件这么好,前任的政绩这么大,你敢不昂扬?!在镇政府院里很昂扬地下了车,却发现院里空空荡荡,市长和那些人呀车呀都无踪影。一问在家的刘镇长,刘镇长笑了,说钱市长只是偶然路过太平镇,被一泡尿憋急了,到院里上了趟厕所,灌了瓶开水就走了。

计夫顺带着满脸期望问:“刘镇长,市长有什么具体的指示么?”

刘镇长想了想:“哦,对了,对了,有指示,市长夸咱政府大楼建得气派!”

计夫顺的昂扬瞬即消失:“咱前任不建这么气派的楼,咱也不会穷成这样!”

市县两级计生委对太平镇的突击检查是在国庆后一个周末的下午开始的。市计生委主任周苹老太太亲自带队,事前做了周密部署,组织了二十多个人,调了四部小车和两台面包车,还有一台开道协助执行任务的警车。两部面包车,周苹是准备用来装超生妇女的。和沙洋县计生委的同志在市计生委门前汇合后,要出发了,周苹老太太还故弄玄虚,只说有重大任务,没说具体任务是什么,要上哪去。车队先是一路向西行进,到了外环路立交桥,老太太手一挥“东进”,于是,23分钟后,老太太和她手下的天兵天将从天而至,突然出现在太平镇委、镇政府大院里。

这时,计夫顺正和刘镇长很认真地研究着太平镇的计划生育工作,一人手里拿着个久经风霜的工作日记,时不时地记上几笔。镇计生办的吴主任也拿着一个脏兮兮的小学生作业本很严肃地做汇报,正汇报到要“再接再厉,争取在2000年1月2日之前,将育龄妇女结扎上环再提高0.7个百分点,达到98.23%”时,周苹老太太带着手下人马风风火火进来了。

计夫顺和刘镇长都是很吃惊的样子,热情招呼着,连连要周苹和同志们坐。

周苹和同志们都不坐,像看阶级敌人一样,逐一打量着他们三个疑犯。

计夫顺被看得像似挺茫然,赔着笑脸说:“周主任,这是怎么了?你们各位领导咋招呼都不打,就来检查我们的工作了?是不是……是不是顺路来看看?”

周苹这时已感觉到情况有些不对头了,便说:“对,对,顺路来看看。”

计夫顺忙让刘镇长去安排晚饭,说是镇上再穷,赊账吃顿便饭还可以。

周苹手一摆:“计书记,刘镇长,你们别安排,安排我们也不会吃。”

计夫顺试探着说:“周主任,您很忙,那我们就抓紧时间汇报?”

周苹说:“你们别汇报了,现在就跟我们走,河塘村,你们带路!”

计夫顺说:“那我先给河塘村老甘、老聂他们打个电话,通知一声。”

周苹说:“不必了,你们三个全跟我们走,现在就走。”

这便去了河塘村。把村支书甘同生从村办小煤窑找来,把村主任老聂从他儿媳妇家拽来,大家在村委会那座三层小楼里见了面。计夫顺介绍说,来的都是市县计划生育方面的领导同志。老甘说,那得把妇女主任也叫来。便又叫来了一个五十岁上下的妇女主任。那位妇女主任正在家里和面蒸馍,来的时候脸上还有一块白。

老甘又要汇报,这回周苹愿意听了——自己听汇报,却把手下的人差不多全派了下去,还很神秘地拿出一个小本本,跑到门外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地交待了一通。

周苹从门外回来后,老甘就汇报起来,开头还有点正经的样子,很响亮地喝着茶,在妇女主任和老聂高一声低一声的应和中大谈特谈,什么“基本国策”呀,什么“一票否决”呀,什么“常抓不懈”呀,结扎率多少,上环率多少,人模狗样的。五分钟过后,味道就变了,先以一连串的叹气造气氛,以“天下第一难”为切人口,迅速进入了胡侃乱造阶段。

“……周主任,说计划生育是天下第一难,那可一点不假!难在哪里?首先难在人的素质上,村民的素质你就是没办法提高!就说去年那次吧,我们妇女主任发避孕套,三组赵百顺问,这玩意咋使?妇女主任怎么说?就把套子往大拇指上套了套,说,就这么使。这一使,好了,百顺的媳妇又怀上了,还和我们妇女主任不拉倒,说是他每次和他媳妇上床,大拇指上都戴套子,连一次都没忘……”

计夫顺怕周苹不高兴,喝止道:“别瞎扯了,这是你村发生的事吗?!”

老甘说:“怎么不是?计书记,你不信,我把赵百顺给你喊来。”

周苹敲敲桌子:“别喊了,别喊了,甘书记,你接着汇报吧。”

老甘又汇报起来,很严肃的样子:“——哎,不能让他们生,你不把套子往该套的地方套,硬套在手指头上是你的事,该怎么流产你给我怎么流产!流产以后就上环,不能有一点空白——三嫂子,这话是我在全村计生大会上说的吧?”

妇女主任连连点头:“是的,是的,四兄弟,支部对我的工作最支持了!”

谈到上环,老甘又来了精神:“这上环工作,我们的经验是必须抓细,一人一环,要有记录,有落实,决不能马虎。有个笑话不知你们各位领导听说过没有?不知是哪个村的,反正不是我们村的。上环很马虎哩,一个老太太上了三次环,两个儿媳妇一个女儿,她老人家都代劳了,到了小女儿又要上环了,老太太又去了。这回碰到了个认真的同志,一看上了三个环了,就说了,老太太呀,这第四个环我就不给你老上了,再一上,你老人家不就成了一辆奥迪车了么……”

这笑话挺新鲜,还没人听说过,在场的几个同志全笑了起来。

周苹没笑,脸一拉:“甘书记,计划生育是很严肃的事,是基本国策,我希望你们基层同志多少也严肃一些!另外,也不要变着法子污辱我们女同志!”

老甘仍是嬉皮笑脸:“周主任,您别生气,我这也是在酒桌上听来的。”

这时,下去突击检查的同志一个个回来了,一个超生也没抓到。

周苹这下子火了,拿出那个小本本,点了几个超生户的名。问老甘:“这几户不是超生了?你们不是事先听到什么风声,把人全藏起来了?”

计夫顺也跟着发威:“老甘,你要敢耍花招,我可饶不了你!”

老甘一脸的无辜,大叫冤枉:“周主任,计书记,你们可是突击检查呀,事先又没通知我们,我甘同生就是想藏也来不及呀!”

周苹扬着手上的小本本:“你给我正面回答问题:这几户是不是超生了?你不要耍花招,没有接到确凿举报,我们不会来的!”接着又意味深长地看了计夫顺一眼,“我可警告你们:市委李书记对太平镇计生方面的问题有严厉批示,查实严处,决不姑息!我看你们这河塘村大有文章,太平镇上很不太平呀!”

计夫顺狠狠瞪了老甘一眼:“老甘,你他妈的听到了吗?啊?连我们镇上都跟着你们受牵连!这几户超生究竟是怎么回事?”又叫过镇计生办吴主任,“老吴,老甘不说你说,都是怎么回事?啊?今天一定要给我说清楚!”

吴主任正要说,老甘先说了,一开口就检讨:“周主任,计书记,吴主任,是我们工作没抓好,这几户都是流动人口,常年在外打工,根本不回村的,虽说超生责任不能由我们负,可我们还是有点小义务的……”

计夫顺厉声道:“你们不是有点小义务,是有大责任,为什么不跟踪落实?”

老甘苦着脸说:“他们都在广州、上海,谁给我出路费呀……”

从河塘村出来,天已黑透了,计夫顺问:“是不是再到其它村看看?”

周苹沮丧地说:“不去了,不去了,去也没用!我们内部肯定出了叛徒!”

周苹一行走后,计夫顺马上交待吴主任连夜给市计生委办公室的那位叛徒同志送十斤小磨香油,和一挂猪下水。吴主任说,人家不在乎这点东西,是想给他本家哥办个农转非。计夫顺想都没想便说,那就办,那就办。

老甘、老聂他们也追了过来,要留镇领导们吃饭。

计夫顺心里有事,不想吃,刘镇长和吴主任想吃,计夫顺便吃了。

喝的仍然是沙洋县产名酒“一块八”,菜还是老八样。老甘自认为这次为太平镇的党和政府立了很大的功,喝酒时说话的口气就不太注意谦虚了,让计夫顺冷嘲热讽地弄了几句。吴主任倒谦虚,但却愚蠢,当着老甘、老聂的面就请示,说是后山村有个植树造林发起来的户主,家底子挺厚,愿出3万生个4胎,不知能办不?计夫顺没好气地说,不办不办,就是30万也不办了!再办下去,就把我办进去了。吴主任直嘟囔,3万哩,前几天一万八咱都办过,很委屈,也很不乐意的样子。

正喝着,那位村妇女主任又跑来了:“甘书记,聂主任,有情况!”

老甘不急不忙地问:“怎么?他们又杀回来了?”

村妇女主任连连点头说:“他们的车已经进村了。”

老聂也问:“那帮超生娃儿回来没有?”

妇女主任说:“没,没,还在山洞里躲着呢,我是先给你们打个招呼!”

老聂说:“那你急什么?”酒杯一举,对计夫顺说,“计书记,咱喝咱的!”

计夫顺考虑到周苹完全有可能再冲到村委会来,又唬着脸演上了戏。

老甘直笑:“计书记,这鬼子还没来到面前嘛,你咋又端起来了?你就放心喝你的酒,咱这里可是抗日时期拉锯地区,对付鬼子和八路,我们都有一套!”

计夫顺真火了,酒杯重重一放:“老甘,你是把我们各级政府当鬼子对付了,是不是?今天对付的是市县领导,过去就这么对付我和刘镇长,是不是?村口是不是还有人放哨?老甘,我告诉你,我就是下台了,也得把你狗日的先撸了!”

老甘笑不出来了:“计书记,咱们谁跟谁?今天咱们可是在一条战壕里呀!”

计夫顺把头用力一摆:“两回事!我们镇上收点超生罚款,是要解决很多迫在眉睫的大问题,你们呢?是他妈的变着法子弄钱喝酒!”

老甘赔着小心提醒说:“计……计书记,这年把你们也没跟着少喝呀!”

计夫顺恼羞成怒,桌子一拍:“我和刘镇长一来,你就上一块八,你们喝的是什么酒?别他妈的以为我不知道!”这时,门前响起了汽车的刹车声和脚步声,计夫顺借着这情绪,开始向正确的方向发挥,声音很大,“——你们工作就是落得不实!就是花架子!关于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问题,后山村有宝贵经验嘛,你们是不重视,不学习!不是我批评你们……哦,哦,周主任,您怎么又回来了?”

周苹站在计夫顺面前,冷冷地看着计夫顺:“计书记,说,说,继续说!”

计夫顺觉得哪里不对头了:“周主任,我这正批评着他们呢,你看……”

周苹说:“我不看了,还是你出去看看吧!有请了,计书记!”

计夫顺跟着周苹走到门口一看,差点没当场晕倒:两个面包车里装满了超生妇女和她们的孩子,而且不是他们镇上掌握的那收了钱的6个,竟是25个,大的六七岁,小的仅三四个月,还在妈妈怀里吃奶!

周苹很得意,有点猫玩耗子的意味:“计书记,我们内部出了叛徒不错,你们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嘛!不要以为藏在山洞里我们就找不到!知道我的外号叫什么吗?双枪老太婆!没点和你们打游击的水平,我还管什么计划生育!计夫顺同志,我劝你不要再抱什么不切实际的幻想了,从现在开始,老老实实交待问题,争取组织上从宽处理!明天,中共沙洋县委会找你的!”说罢,手一挥,“撤!”

计夫顺眼睁睁看着周苹和她的车队在柔润而可爱的月光下绝尘而去,像根被烧焦的木桩,呆呆地站在村委会门前的空地上,足有四五分钟一动不动,一句话没有。

刘镇长上前推了推计夫顺:“老计,老计,你是怎么了?”

计夫顺这才醒了过来:“哦,刘镇长,回去,咱快回去开会!”

老甘小心地说:“这么晚了,还……还开什么会?计书记,咱就……就接着喝吧,今日有酒今日醉,别管明天刀砍头,反……反正事已经出了……”

计夫顺一把揪住老甘,眼睛血红:“这事怎么出的?啊,你他妈的给我说!”

老甘吓坏了:“计书记,我混蛋,我……我们村支部连夜排查这个叛徒!”

计夫顺怒道:“我说的不是排查叛徒,是说的那25个超生!我知道的只有6个,怎么一下子变成25个了?那19个你们村里收了多少钱?你们是自掘坟墓,也把我往坟坑里推!”放开老甘,又满眼含泪地对刘镇长说,“咱们真该死呀,咱们开了一个口,他下面就给你挖了个洞,连墙都要挖倒了!趁现在咱们还没被撤职,就对党和国家的基本国策认真负一回责吧,马上回去开镇党委会,就研究一件事:改组河塘村班子,把甘同生和老聂全他妈的撸了!”说罢,上车就走。

这回轮到老甘和老聂在柔润而可爱的月光下发呆了……

大地

绳子松了,两块雨布中间出现了缝隙。常有风挤进来,夹杂着石灰末和汗腥味。我没埋怨。房子住久了要大修,修房子要住帐篷;而住帐篷或许都要吃吃石灰末,闻闻汗腥味的。

这道缝隙是今天发现的。强烈的阳光,针一样刺到我脸上,我看见了许多乱飞乱撞的尘埃,而后,便发现了这道缝隙。母亲唠叨起来,要我用绳子重新拴拴,把阳光、尘埃连同汗腥味挡在外面。我没干。为什么要干呢?又不准备在帐篷住一万年。

缝隙逐渐增宽。我从这逐渐增宽的缝隙里,认识了一个黑褐色的东西。那东西不断变幻位置,推移着、蠕动着,时而远离缝隙,变成一座坡度不大的小山;时而靠近缝隙,化作一块傍晚的暮色。有时,它干脆紧贴在雨布上,把缝隙遮得严严实实。那东西不太洁净,凝结着一道道白花花的盐迹。我听见浓重而深沉的喘息声,仿佛压抑已久的一连串闷雷。

这是一个人弯驼的脊梁。

我这样认识了他。从脊梁而不是面孔。

他一个人在我帐篷前的空地上和灰,供四个砌墙的大工用。水要自己挑,黄沙、石灰也要自己推。他的腰总是弯曲着,汗褂的后襟向上翘着,露出黑褐色的肉,肉上淌着汗。他很老,一口牙齿全都脱落了,嘴巴深深凹了进去,使人不由地想起那默默劳作的老牛。

天真热。太阳当空挂着。

我端过去一杯凉茶:“您喝水吧!”

他眯起眼睛望着我,摇摇头。

“喝吧,您够累的。”

他犹豫了一下,把沾满石灰的松树皮似的手在衣襟上揩了揩,才小心地接过茶杯,“咕嘟、咕嘟”喝了起来。喝毕,又用手抹了抹喝过的杯沿。他把茶杯还给我,感激地笑了一笑。

“大爷,高寿?”

他揩着嘴边的水珠,扬起手比划了一下,又比划了一下。

“72?”我失声道,“这么大岁数,您还干这种活?”

话一出口,我后悔了,不该问。难道,他愿意在72岁的高龄上,冒着烈日做小工?他定有自己的难处!

“他真可怜!”我对母亲说。

“谁?”

“那个和灰的老头!整天不说一句话!”

“噢,他是哑巴……”轻轻的一句。

“哑……”我一怔,像挨了重重的一击。

没多久,他们辞退了他。其实,他们早想辞退他,72了,谁想要?只是,一直未能行通。老人每天来得最早,一来就把手推车抢到手,把灰和好,根本不用队长分工。这次,队长下了决心,硬是要两个待业青年夺下了老人手里的手推车。老人哭了,向队长打躬作揖,焦急地做着手势。队长翻来覆去只有一句话:“年岁不饶人,年岁不饶人哪!”

他终于噙着眼泪,被两个待业青年送回家了。望着他远去的背脊,我有点怅然。我想,或许以后再也见不到他了。就像坐同一节火车,然后各奔东西一样,他不过是我纷杂生活中的又一个匆匆的过客……

然而,10天后的一个早晨,他又在我的视线范围内出现了:弯着腰,驼着背,颤巍巍地推着小车。我以为队长又同意他上工了,可转眼看看,工地上却冷清得很。天还早。

吃早饭时,帐篷门口“扑通”响了一声,仿佛是一个人摔倒 了。我出来一看,竟是他!他推着手推车歪倒在灰堆里,瘦长的脸紧贴着一团沾水的麻刀,手里还抓着油亮的车把。他很安详,沉重的眼皮自然而轻松地闭合着,像睡熟了一样。

我惊叫起来。来了许多人。我们把他送到医院,可是——他死了!

队长哭了:“这个老哑巴!光退休金都吃不完,家里还存着3000块哩,无儿无女的,图啥?”

什么?3000块?无儿无女?!

我十分惊讶。然而,很快,我理解了他。这极容易理解!我对队长说:“怪你!假如你不辞退他,假如他还能在这里和泥、推车,他不会死,肯定!”

缝隙还在。那灰褐色的东西不见了。那是脊梁呵,那是和大地有着同样颜色的脊梁呵,正是这些脊梁组成了大地,组成了这永不陷落的大地!

哦,大地,我的大地……

把酒论“英雄”

酒文化已很热闹了一阵子,看光景还有热闹下去的趋势。电视里的酒类广告不断涌现,开发的历史日渐古远,从造酒的老祖宗杜康,到汉高祖刘邦、豪饮的诗圣李白,都被扯了出来,让你不能不肃然起敬。看着那电视广告我常想,就冲着那些颇有来头的历史名人,你就没法不喝。你不喝莫不说对不起人家的那份好意,也对不起中国源远流长的酒文化呢!

酒与文化沾上了边,便显得十二分的高雅了。造酒的厂家既卖酒又卖文化,你先生既喝酒又喝文化;于是,造酒的厂家在高雅的气氛中获得了精神和物质的双重效益,你先生于那被酒精点燃起的虚幻中得到生理和心理的双重解放。某先生就曾这么和我说过:“没喝酒谁怕我?喝了酒我怕谁?就是和汽车撞上去,我觉着也能把汽车撞翻。”看看,这解放是何等彻底,这酒的文化是何等有力量。

这先生的感慨实际上也不新鲜,“酒壮英雄胆”本是一句老话。提一根哨棍夜走景阳岗的武二郎,不也是仗着肚里装着几碗酒么?没有老酒装在肚里,武二先生再怎么英雄也不能不考虑后果。武二先生得想想,究竟是哨棍厉害,还是大虫的牙齿厉害。

武二先生终究是在景阳岗走了一回,为酒文化的伟大留下了一个生动的注脚,也使后来的酒徒们于酒后常起英雄之心,时常以为自己就是武二先生转世一般。

敢与汽车撞架的那位先生只是说说罢了,另外一些先生可是真干出点名堂了。

鄙友某先生,握有鲜红大印一枚,执笔一支,他先生章一盖,字一签,你凭这纸条就发财。该先生品行无可挑剔,安分守己,奉公守法,被公认为老好人,加之资格较老,是很受领导和同志们信任的。领导某甲说,一支笔握在他手上最让人放心。然而,该先生却不幸辜负了领导和同志们的信任。先生爱喝酒,且一喝就醉,一醉就有胆量,什么字都敢签。和他打交道的农民弟兄端的狡猾,每逢用到他的印和笔,总要请他学习学习“酒文化”。学至半仙状态,不待人家吹捧,他老兄先自膨胀起来,俨然一副大英雄的架势;人家再一吹捧,益发不可收拾,似乎不但当他们单位的家,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家也当得一大半了。我和他戏言道:“这时候,就是卖国条约只怕你也敢签。”他讷讷无言,一副很惭愧的样子。其后照喝不误,“卖国条约”也照签不误,只是和顶头上司达成了默契:凡酒桌上签的条约均有油手按下的印迹,一概不算数。

英雄毕竟气短。

另一朋友更有意思,平时决无张牙舞爪的威风,倒是那些很威风的人经常在他面前张牙舞爪。这朋友谨小慎微,决不敢冒犯谁的牙齿或谁的爪子。他这份小心能保持到开喝前的最后五分钟。在这后五分钟里,还能想着该给甲领导换洗脸水,该给乙领导打毛巾。可几杯下肚,便不是他了,一举而昂昂然,其英雄气势当不亚于武二先生。要哭便哭,要骂便骂,什么甲领导什么乙领导,统统不是东西。他私下承认,这时刻最让人陶醉,真正觉着自己活得很像回事。然而,为了那短暂的“像回事”,酒醒之后必得付出诸多“不像回事”的努力。力图使甲乙丙丁诸领导忘记自己曾经“英雄”过。

这似乎也算不得英雄。

更有一位仁兄,苦不得志,勤勉努力之余,不断求助于酒力神功,以求上进,久而久之,竟也“上进”了。据某领导在酒桌上透露,老主任离休后,这位仁兄将继任主任。该仁兄大为激动,以为多年媳妇熬成婆,自己可还其英雄本色,大显身手了。激动之下,独自多喝了几杯,嘴不当家了,俨然已做了主任一般,和朋友大谈志向抱负,声言某某该去看大门,某某该回家抱孩子。风声传出,舆论哗然,继任成为泡影。

这大概可算得上“英雄”为酒所误的一个事实。

其实,英雄与酒原本是两码事,酒就是酒,英雄就是英雄。酒的化学名称为乙醇,俗称酒精。酒精这玩意决不承担制造英雄的责任,英雄也决不是酒精硬泡出来的,不论造酒的厂家如何鼓吹,且拉出多少历史名人,我还是不相信酒和英雄有什么关系。

然而,说是无关却有关,我信口侃出的上述事例,便证明酒和英雄是有关系的,想赖也赖不掉。细察之下才发现,酒在制造兴奋的过程中,也制造了人生的一种真实。人们在酒精的作用下,会剥去假面伪饰,把平时不愿显露于人的一面痛快淋漓地展示出来,在那真实的时刻,人们也不再考虑现实的利害关系,心口一致起来,才敢于做出一些惊人之举。

因而我想,如果没有酒人们也能活得那么真实那么“英雄”该多好。这世界是不是因为有了太多的虚饰,才有了酒和酒的文化?人们才把把酒论英雄视作人生的一大快事?

不得而知。

我的女儿,我的朋友

女儿雯雯牙牙学语的时候,我建议她去当总统,她对我很自信地一笑,欣然应诺了。其后每逢有人问到她长大了干什么,她总会毫不迟疑地回答:“当总统。”女儿有如此抱负,自然使我感到幸福自豪。我觉着她很够朋友,于是乎,便时常抱着她在南京繁华热闹的鼓楼街面上四处招摇,借以展示——其时,我是《青春》杂志一个无足轻重的小编辑,和妻子一家三口栖身于鼓楼闹市区一家旅店的顶楼上。

可是,好景不长,女儿要做总统的伟大野心或者说伟大理想在她两岁生日前夕破灭了,使得她很不够朋友地背叛了我的教导。

造成这种背叛的是一次小手术。妻偶然发现女儿有疝气,如临大敌似地把她送到了儿童医院,儿童医院的大夫毫不手软地在她娇嫩的身体上划了一刀,使她以自己渺小的痛苦领略到了大夫伟大的尊严。伤愈之后,她说什么也不当总统了,说是要当医生,而且是操刀的外科医生。

我并没有因此而死心。我知道有些事情是急不得的,而为当今世界培养一个伟人更不是一桩一日可成的事。我有耐心,我要耐心等待,在等待中让女儿遗忘关于儿童医院、关于外科大夫、关于手术刀等等诸如此类的玩意儿,在她好了伤疤忘了痛的时候,继续我的培养工程。

然而,女儿竟忘不了那把手术刀给她带来的人生经验,其间,我的妻也在暗中不断地予以破坏。因此,在过了很长时间之后,我女儿依然固执地要当医生,而且煞有介事地拿起我用以写书挣钱的笔当注射器给我打针,拿水果刀作手术刀给我开刀。

我培养女儿树立伟大理想的第一次努力失败了,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女儿有了属于自己的思想。

有了思想就很难对付。比如说有一天,她建议我(现在不是我建议她了)去给她买一头奶牛,而且规定了行动路线:从家门口坐车,过长江大桥,到江北面的农村去买。我把妻喊来研究,妻颇感为难,极认真地告诉她,买牛没地方养。她小手往窗外一挥,很有气派地说:“就养在阳台上么!”这倒未尝不是个办法,我认为。可接下去女儿对奶牛的要求,我可是毫无办法了。女儿要的这头奶牛必须是熟的,按她的思想和设计,这头熟奶牛每天应该给她提供足够的牛奶,还应该在她需要的时候,随时能够割下一块熟牛肉或一片牛肉干。

这具有命令意味的建议使我吃了一惊,我的联想一下子丰富起来。我想,幸亏女儿主动放弃了做总统的思想,倘或她不放弃,倘或她真的做了总统之类的伟大人物,只怕我等臣民要为她美好的熟奶牛大遭其殃了。

我的妻没想到这一层,倒是挺敏锐地发现了女儿想象力的丰富。她建议女儿去当作家,而且断定我这个已成了作家的父亲儿时决无女儿这般伟大的天分。

女儿不干,依然要当医生,不但是外科医生,而且是儿童医院的外科医生,她的行医主张是专给那些不听话的小朋友和那些专打小朋友的坏爸爸开刀。谈起作家,她嗤之以鼻,说:“作家有什么意思!一个人老趴在桌子上写书,无聊死了!”

尽管如此,尽管她不愿当作家,可有个一天到晚尽抽烟、写书的爸爸也真没办法。女儿还是富有同情心的,在我不干涉她的理想的前提下,她也不干涉我的工作,而且还能把我写的每部书稿的书名记下来,定期向幼儿园的老师和小朋友们报告,她的爸爸大朋友近期在干些什么。

上了幼儿园以后,女儿的理想又发生了一次转变。进入一个新天地没多久,她就发现了幼儿园老师的绝对权威。老师可以让她当中班第四小组的小组长,也可以在她犯了错误的时候,把她独自一人关在小房子里反省思过。

她被关在小房子里禁闭过一次,其过错至今未弄清楚。在黑暗的小房子里她大概明白了强权和弱者的关系,自然而然地对在幼儿园握有“强大权力”的老师产生了由衷的崇拜。

进入大班之后,女儿毫不含糊地向我宣称,她要当老师了。直到今天上了小学一年级,其做老师的思想依然未变,老师在她眼里依然是拥有无限“权力”的,并且是神圣伟大的。

前几天,她放学回来,突然很严肃地告诉我:“爸爸,你们作家也是老师教出来的。”我这才一下子意识到,女儿雯雯又长大了,她既不会跟着我鹦鹉学舌要当总统了,也不会要我在阳台上给她养熟奶牛了,过去的一切,都成了无比美好的回忆,于是,我信手写下了这篇简短的文章,为女儿,也为我的妻、我自己留下个小小的纪念。

在结束这篇短文的时候,我想为女儿朋友再写几句话,留待她长大了,走上社会之后再来读——

不要相信任何标榜和宣言,哪怕这标榜和宣言来自你老子,你也甭信,要相信你自己,相信你自己的选择,但是,选择定了的事情,就要干好它。要认认真真地干事,正正派派地做人,不要崇拜权势,在人生的天平上,良心比权势要沉重得多。(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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