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全盛时期，内外勤特务不包括武装特务部队便有近5万人左右。直接在军统局领取薪津的在后方有17600多人，在沦陷区有6000多人，海外各地有000多人，其余半数则分散在各公开特务单位，不在军统局开支。
一些战时性质的机关相继撤消，这一大批过去不由军统开支的特务，这时又都回到军统请求另派工作。按照军统惯例，特务们在没有派定工作的“待命”期间，照样要发给生活费。这样一来，经费便更感到紧张，几乎月月要先向军需署透支。蒋介石对此也大伤脑筋，便同意采用汰弱留强及整顿经费等办法，准许动用一部分接收汉奸的财物珠宝之类东西，变价出售来发遣散费。对死亡了的特务的眷属，也一次发给一笔抚恤金之后，便不再负担他们的生活费。
按照军统过去办法，因公死亡的特务遗属，每月或每年要发生活费或补助费，其子女入学，也由军统负担。10多年来，积累下来的遗属遗孤数以千计，这一笔开支也很不小，并且无法报销。这一次便发给约可维持个月到半年的生活费之后，便不再置理。当时这些措施，在郑介民和毛人凤看来是他们的得意之作。
这种快刀斩乱麻的手法，的确可以使以后经费的收支渐渐上轨道，不会再和过去一样乱抓乱用。戴笠虽然弄过不少的钱回来，但是没有积累，弄得越多，开支也越大，会计部门经常在过年三十夜，天天在喊钱不够用。
经过这次大肆整顿，情况是好了一些，但一些被遣散和被送到军官总队去的特务，以及拿到几个月生活费的遗属，却对此大大不满，到处充满怨恨之声。不过少数自动请长假离开的大特务，却又极力歌颂这一处置。因为他们大都已经腰缠万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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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笠不死，还天天在担心被人揭发，要出问题了想走也走不了；这样一来，正合了他们的心愿，可以无忧无虑地去享受下半辈子的清福了。而一些被遣散与送到军官总队去转业的人，由于他们平日与外间关系少，贪污敲诈得到的钱也不太多，并且因为来得容易，也花得痛快，满以为有此靠山何愁没钱可用。
但是，当他们还在军统工作时，在社会上还有一批酒肉朋友，彼此互相利用，各方面还卖卖帐，等到他们离开之后，再去找这些朋友时，便都采回避敷衍的态度。例如一些担任检查工作的特务，当他们在水陆码头上耀武扬威的时候，一些轮船上的负责人和私车老板、运输商人，对他们真是恭维备至，一旦知道他们已离开了军统而去找这些人想要点工作做的时候，态度立刻改变了，再也不和他们称兄道弟，有的还送上几文钱打发一下，有的干脆不理。这时，他们才感到离开军统活不下去了，想再回来又不可能，做生意又没本钱，过去那种为所欲为的日子已不存在。
到军官总队去的人只能拿到有限的生活费，住在挤满人的宿舍里，吃着部队一样的伙食。这些过惯了舒服生活、花惯了钱的特务们，要他们过那种日子，莫不叫苦连天，怨声四起，再想见一见郑介民和毛人凤都不可能。
这时他们越来越怀念死去了的戴老板。在重庆的一些特务，经常跑到戴笠生前在中美所松林坡的一座别墅去痛哭，因为戴死后这里已被特务改为祀奉戴笠的“戴公祠”。另外那些一向靠军统抚恤过活的遗属，也很快把发给的一点儿钱花完。他们仗着自己的亲人曾为军统卖过命，戴笠在世一再答应养他们一辈子，他们便不管是谁负责，还是经常吵着要钱。
保密局从成立到解放前逃往台湾，一直没有停止过处理这类问题。这次裁汰人员的标准，主要是保留“核心分子”与“基本人员”，对一般特务则进行挑眩当时被军统称为“核心分子”的，大多是指抗日战争以前参加军统的老特务；“基本人员”则多系抗战期间军统各个特务训练班所毕业的学生；“一般分子”则多为抗战期间从各公开机关中吸收来的和私人介绍进来的，以及由士兵中提升起来的。
保密局成立后，把每年从士兵（主要是内外勤单位中的勤杂士兵）中提升一定比例的人参加军统组织的办法取消，不再吸收这类人员，当时军统送往各地军官总队去转业的特务，前后达到两万人左右。重庆最多，有5000多人，西安000左右，江西800多人，其他各地也都是几百到一两千。
当军统大量裁减人员还正在进行的时候，弄得人心惶惶，不但被裁的人员感到不满，连被保留下来的一些人也同样不满。毛人凤在表面上虽不敢反对，但内心却是希望多保留一些。他同意军统特务们的说法，军统在抗日方面卖过不少气力，也死过不少的人，不应当在抗日胜利以后和其他机关一样缩减人员。
而郑介民却与毛人凤意见有些相反，他是主张多裁去一些没有多大作用的人员，减少一点目标。当他在北平听到重庆方面有了不满的情绪，怕特务们怪他不肯向蒋介石去力争，便又赶回重庆。召集各单位负责人讲话，说明今后军统的工作重点是和共产党作斗争，不是人多人少的问题，而是必须有精明强干的人才能担得起这项任务，所以宁可少些，但要精干一些，目标越小越好。
他特别把十八集团军朱总司令给蒋介石的有关撤销特务机关的一段电文，再次向大家提出，并着重说明共产党早已公开提出这一要求，很得到各方面的赞成；如果不能自动先行缩小编制裁减人员，不但将来组织新政府时通不过，反而会引起很大反感，特别是增加蒋介石的麻烦。
他一再要大家体念领袖苦心，顾全大局，顺应时势，切不可因小误大。他为了使被裁的人安心起见，还提出被裁人员只算是暂时脱离军统工作关系，准许他们仍保留有组织关系，等将来扩大编制增加人员时有被优先派用的权利。
经过这一明确规定以后，一些被裁的特务才比较安定一点，知道自己组织关系还保留着，将来还有机会可以回去，于是吵吵嚷嚷的情况也稍好了一些。当时为了多安置一些人到军统掌握的公开单位去，郑介民和毛人凤一再亲自出马，向许多公开单位的负责特务进行说服工作。
过去戴笠在世时，凡是军统所掌握的公开机关的人事安排，几乎全由军统局人事处统一调节，主管人员不能擅自任用私人。戴死后，情况马上变了。一些公开单位负责人对局本部命令大都阳奉阴违，出缺不上报而自己找人；对派去的人不是说没有缺额安插，便是推说资历不合而拒绝任用。
为了扭转这一情况，只有用劝说的方式去进行，再不能和过去一样作硬性规定了。一些没有军官资历和不愿去军官总队的人，便采用推荐办法来安置。有些自己请求另谋工作的大特务找到了较好一点的工作。
如张国焘活动到江西救济分署署长，黄荣华活动到广西救济分署署长，余乐醒活动到救济总署上海汽车管理处处长等单位之后，都有一些被推荐来的人请他们分别安置。对这么大一批人员的转业安置问题，经过两年多还没有彻底解决。
1947年下半年还在苏州成立一个转业人员训练班，收容了000多人。当时由于军统特务到处不受欢迎，许多机构一听到就想法儿拒绝。
以后加上各地大城市不断地被解放，特务人员逃出后请求派工作的越来越多，毛人凤始终感到这是最没有办法和最麻烦的问题。自戴笠死后军统改组成为保密局起，便把过去军统时期每年4月1日召开的大会，从1947年以后改于月17日召开，以纪念戴笠在这天死去。“三?一七大会”与“四?一大会”性质完全相同，主要是召开一年一度的全国性工作会议。
开会的日程也和过去一样，第一天上午举行公祭。先将大会礼堂布置成为灵堂，当中悬着戴笠的遗像，旁边摆上随同戴笠一道摔死的军统人事处长龚仙舫等几个大特务的遗像，后面用几十张长条桌摆上过去军统长期历年因公因病死亡和被戴笠所杀掉的特务的照片，每一照片下面注明死者姓名、年龄、籍贯和死去的情况。公祭仪式完毕后改变布置，下午开大会。
第二天开工作会议。所不同的，只是少了过去到公墓去祭扫的一项。中午会餐时，仍照例是敬三杯酒，第一杯祝蒋介石身体健康，第二杯祝所有的特务身体健康，只有第三杯改为祝郑、唐、毛三人身体健康。开大会的第一天和工作会议闭幕的时候，也照例举行一次文娱晚会。
一般参加工作会议的人是，局本部科长以上，外勤代表一般是站长或副站长以及各公开单位正副负责人。先由局长报告这一年工作情况，局本部各处长报告主管业务情况，各省站长报告各省工作情况，以及几个重要的公开机关负责人报告一下，便进行一般性的工作讨论，再分组进行审查改进今后工作的提案。最后由局长作一次总结报告，提出下年度工作重点和应特别注意的一些事项。蒋介石没有再亲自参加过大会，而改为工作会议后召见出席会议的各省站负责人与局本部处长级大特务一次。保密局领导人郑介民和毛人凤不像戴笠一样经常更换化名，郑介民一直是用“杰夫”这个名字批阅公文和下手令。（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