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人的老婆是为什么而引发如此大到不可调和的矛盾呢？
毛人凤的妻子向影新是个见利就抓、无孔不入的女强人，当了官太太后，疯狂捞钱，甚至搞起了走私。郑介民的老婆柯淑芬，是有名的母夜叉，手长，贪欲力极大，嘴也很凶，与向影新完全是半斤对八两。在重庆时，两母夜叉各住一方，相安无事，见了面，一个姐姐一个妹妹，还叫唤得十分亲热。抗战胜利后，两家都迁了回来，在南京和上海都各自有房子。本来，两人各有各的财路和敛财路子，可此时最有效的发财捷径就是搞“接收”，从那些被打倒的汉奸们手里夺宝夺财。当两人都把目标瞄向老公的“资源”——也就是军统掌握的那些汉奸时，资源有限，你占了我就没有，互不相让，终于生起冲突。
在“劫收”时，女强人向影新两手硬，同时还组织一班人马进行走私，保密局总务处科长吴茂先就是她的“马仔”之一。一次，吴茂先帮她运货时，货物竟然被军统属下的重庆航空检查所发现，当场被扣押。大水冲龙王庙了。咋回事呢？原来保密局重庆办事处处长张严佛是郑派的人，是柯淑芬的亲信。两母夜叉闹翻后，为了教训向影新，在柯淑芬的授意下，他明知是向影新的货，还是坚持扣押。这既刺中了向影新的痛处，又断了她的一方财路。于是，柯、向之间的关系急剧恶化，暗中结下了解不开的梁子。
老婆们结下了梁子，老公们自然不可能不知道，于是悄悄介入，加上因为工作上的矛盾，私人关系急剧变坏。毛人凤于是决定不再居于人下“为人作嫁衣裳”，就主动进攻。
要发起进攻，毛人凤手下自然要有把柄和马前卒。
这个人就是老牌军统、总务处处长沈醉。他虽是湖南人，但属毛人凤的浙江派。他怎么成了毛派呢？也先是因为工作。他是保密局第七处——总务处处长，掌管着机关内部的财物。可是，贪得无厌的柯淑芬总是认为他在机关分发东西时偏心，把最大的一份给了毛家，“老二”才给老郑家，为此常找沈醉的岔子。沈醉也是老江湖，无端被女人奚落，干脆一把倒在毛人凤那边：你爱咋咋的，老子就把“老二”分给你又如何！成了毛派。
于是，毛人凤利用沈醉对郑妻不满的心理时常暗中怂恿他：“多出主意去扩大老郑怕老婆的缺点。”
沈醉长期在一线和二线打拼，智商也是十分厉害，岂能没办法去“扩大老郑怕老婆的缺点”？说：“嗨，这还不好办。今年是他整50岁生日，到时候摔他一跤就是。”
不久，郑介民的生日还真快到了。他一向怕老婆，眼看寿辰之日到了，生怕招惹是非，不敢大张旗鼓地做寿敛财。沈醉便怂恿柯淑芬非做不可，并鼓动说：“操办一场，谁敢不表示一下，至少可以进账一二十万。”
“老郑没什么朋友，哪能收这么多哟。”柯淑芬打着腔调说。
“我去对局里宣扬一下，局座过生日，谁不会送厚礼呀，想巴结局座的人排着长队哩。”
有利可图，柯淑芬于是决定大肆操办一下。
老婆要大肆操办，郑介民管不住老婆，在生日前两天，生气地跑去了上海。沈醉便派总务处的人马为柯淑芬大肆铺张，把郑家在南京颐和路的住宅用公款装饰一新，到处张扬说：“局座要过寿了，地点在颐和路公馆！”
结果，寿辰之日，各个单位和手下们纷纷来送寿礼。郑介民重权在握，小礼自然不行，全是金寿桃之类的金银器具。沈醉派在郑家寿堂当“小工”的内务处人员将它们一一摆列在寿堂上，供众人参观。
正在大开筵席的时候，他又暗中派人到鸡鹅巷5号招待所，叫上住在那里的一群军统遗属，要他们也来祝寿吃宴席。
这些人因为发的一次性抚恤金花完了，保密局不再理她们，便都挤住在保密局招待所里不走人，天天吵得不可开交。这时一听到郑介民还在大做生日，便拖儿带女，成群结队奔去。沈醉派去的特务抢先跑了回来，悄悄地告诉说：“处座，他们已出发了。”
沈醉又把这一情况告诉郑妻。她一听，急了：“这群人一到来，马上会出大问题。”再三央求沈醉“救局”。
沈醉也怕把事情闹得太大了，郑介民一回来，自己不好收拾，便在柯淑芬的央求下假充好人，立刻赶去，在半路上把这群人截住，好说歹说，许诺说：“我在招待所给你们加菜！”这才好不容易把这伙“难民”劝了回去。
然而，这一路赶来又赶回去成为南京街头一大奇观，影响又传出去了。
第二天，毛人凤便把郑介民做寿大肆张扬之事报告蒋介石。蒋介石听了也很生气：“只管抢钱，不管江山！他是什么人。”
事情发生后，郑派的人不甘心，不久便查出此事与沈醉有说不清的关系，便反过来收拾沈醉。沈醉当总务处长，经手处理过不少敌伪财产。于是，对方便从这里下手，可怎么也找不到可以法办沈醉的贪污证据，只好转而寻找他的部下的毛病。这一下就清出总务处管理科长邓毅夫私自盗卖洋锁的罪证，将邓扣押了起来。
蒋家王朝对于贪污犯的处理并不严格。按照邓毅夫的贪污情况，至多关几年就够了。但郑介民却坚持说：“蛀虫，国家的蛀虫，一定要严办不饶。”
为什么郑局长要严办不饶呢？因为邓毅夫是临澧特训班学生中最拥护毛人凤的人，最后他被郑介民以“监守自盗”的罪名由蒋介石批准予以枪决，丧命在几把洋枪之下。
郑介民“明目张胆”介入由老婆引发的内斗，事已至此，毛人凤也一不做二不休豁出去了，找到沈醉密密商量说：“你搜集到郑的材料有哪些？”
沈醉说：“我掌握到他的贪污情况有几个，一是他在南京莫干山路买了一幢洋房，二是在汉口日租界把军统接收的日本人的一座洋房占为己有，用他老婆名字过了户。”
“还不够，还有吗？”毛人凤进一步的说。
“两栋大洋房还不够？”
“这次接收，党国要员谁没弄上一栋两栋？不足以整倒他。”
“另外，就是他家中每月一切开支均向总务处报销，连小孩玩具、擦屁股的卫生纸都出公账。”
“还不够。”
“他私自把中美技术合作所交给军统的手枪、手提机枪送给他兄弟郑挺锋40支卖钱。”
尽管沈醉搜集的证据按民国法律仅一项就可枪毙郑介民一次，可蒋家王朝历来刑法难以制约大人物，毛人凤还是认为不够扳倒他，随后又派亲信小同乡王蒲臣前去北平，搜集到郑介民不少的材料。
毛人凤还是觉得分量不够致对方于死地。最后，还是他的妻子向影新提供了一条最重要的线索，说：“郑介民包庇汉奸梅哲之。”
梅哲之是汪精卫伪政府时期的农商银行总经理，抗战结束时吞没大汉奸陈公博大量股款，因安排郑介民的妻弟为南京农商银行经理，才免于惩处。保密局局长与汉奸不清不白，而且涉及经济问题！这下毛人凤认为证据可以了，于是带上所有的材料，去向蒋介石检举。
恰好这时蒋介石身边的军务局长俞济时也一向对郑介民这个“广东仔”恼怒。见毛人凤检举，也同时发起进攻，说：“俗话说人有两大怕。”
“哪两大怕？”
“一怕小人得志，二怕穷人当官。郑介民别看他总是一副那学者样儿，其实明白人一看就知道，他这两种情况都符合！”
蒋介石终于桌子一拍，大怒说：“这小子一条胡同走到黑！我决心不保了！”
他的所谓“不保”，并不是惩处，而是换岗，结果，郑介民被调任国防部次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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