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玉竹没有马上跟儿子去，她死于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场斗争会。
死的时候她的脖子上挂着一个大牌子，牌子上有两个头衔：地主婆、国民党官太太。
批斗关玉竹的时候，小山杏子就在现场，可是她对她无能为力，她们的身份属于两个阶级。解放的时候，关玉竹给小山杏子起了个中国名字，去掉原来名字最后那个“子”字，叫萧山杏。单从这个名字来看，她就是个典型的农村丫头。好在原来的街坊邻居在战乱中跑的跑，死的死，新搬来的邻居不了解底细，想当然地把小山杏子当作了关玉竹的佣人。既然是佣人，当然是被压迫阶级，划分成份的时候，她被划成了工人。
有了这个金字招牌，她理所当然地获得了这个金字招牌的一切优待，她和关玉竹的地位掉了个儿，两间正房分给了她，关玉竹被撵进了她原先住的那间厢房。表面上她翻身做了主人，关上大门实际上还是原来的关系。
唯一的破绽是，她们两人都不工作坐吃山空，这让左邻右舍看她们的眼光有些异样，为打消邻居们的怀疑，萧山杏便出去打零工。一晃到了五八年大跃进，大工厂小工厂如同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到处都缺人，到处都需要人，恨不得连街道上趴在地上崩弹球儿的小孩儿都招进工厂里去。萧山杏便顺势进了街道工厂，名副其实地成了工人阶级一员，每月也能拿个三四十块钱贴补家用，她们的日子也就过得宽裕多了。
一家有女百家求，何况萧山杏这么一个美人儿？孤家寡人的一个人出来进去，时间长了难免又惹出许多闲话，萧山杏不得已只好在厂里捡忠厚老实的处了一个对象，很快他们就结婚成了家，有了自己的孩子。萧山杏这时候已经脱胎换骨变成了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一口天津话说得比关玉竹还地道。萧山杏让她的两个孩子管关玉竹叫大姨，日子倒也过得亲亲热热，久而久之，街坊邻居都把他们看作了一家子。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接到唐风那封信为止，唐风那封信被转到了当地派出所，派出所在街道居委会把信交给了关玉竹。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这件事成了街坊里爆炸性新闻，居民们添油加醋地一传十十传百越传越神，在居民们的嘴里，关玉竹的身份从旅长太太到师长太太到军长太太到司令太太节节攀升，最后差点儿被传成了蒋介石留在大陆的姨太太。平时除了萧山杏一家从不与人来往的关玉竹，成了大家争相观赏的稀有动物。
好在不管多浓的兴趣总有淡化的时候，何况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那几年光是油盐柴米酱醋茶就够人们伤脑筋的了，关玉竹的身份问题渐渐被大家淡忘了。日子渐渐又回到了过去的模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平淡得就象海河里的流水一样静静地流过。如果不是开天辟地头一回的文化大革命风暴来临，海河里的水大概还会那样静静地流下去，老百姓的日子还会照旧那么平平淡淡地过下去，关玉竹大概也就在萧山杏一家的照料下安度晚年了。可是，世间的事情往往就是那么让人始料不及。
比如一九五九年夏天，乘坐从上海出发的东海舰队“大别山”号军舰抵达九江港的国家首脑和乘坐专列从全国各地赶往庐山的封疆大吏们，谁都以为自己将舒舒服服地在庐山度过半个月的神仙日子。不是有人就把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叫做“神仙会”吗？江西省赣剧团和江西省歌舞剧团的女演员不是都已经住进猴子岭下的庐山大厦里，准备在每晚必办的舞会上为领导伴舞了吗？他们谁也没想到，好好的一个神仙会硬是让彭德怀给搅合了。搅合的结果是把好好一个国防部长变成了阶下囚，把“反左”变成了“反右”，以至于国家沿着“左”的路线越走越远，最后走到了文化革命，闹得个举国上下天翻地覆。啥叫“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诚如是也。（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