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责任工分制()
杨少宗一个人乘着夜色继续走在漫长的小石子路上，想着自己的未来，想着自己的下一步，想着自己要负责制定的这份责任工分制。
此时的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所要做的不是改变历史，而是创造历史，他所创造的将是一段神奇的历史。
至于后面办工厂的事情，他并没有想太多，不管是办什么工厂，他都有办法搞好，只不过是孰难孰易的问题。
他要思考的问题是哪种工厂投资更小，回报率更高，以后还能有非常长远的发展空间，在旗山公社发展起来也更容易，同时要有100的把握。
他最想办汽车厂，淮海集团一直到他死了都没有拿到轿车生产许可证，旗下的淮汽公司只能生产摩托车和农用车，这确实是他难以释怀的遗憾。
现在考虑这个问题还太早。
杨少宗心里渐渐想到的是这个时代的另一个典型公社——阜山。
阜山村从70年代就开始建自己的小钢铁厂，在1992年，阜山村的年产值已经达到四十多亿的规模，华西村的钢铁厂、铝材厂都是阜山村支援兴建的。
就在阜山村抵达最辉煌的时刻，随着坚持左的路线的村支书犯法被抓，数十家集体企业的生产随之陷入停顿，1993年之后，原本属于六千多名村民的集体资产就这样无声无息的被新上任的阜山镇委出售一空，价值十多亿的集体资产陆续划归私营，而且是以那种一贯令人憎恨和可耻的特殊低廉价格。
在整个过程中，村民们甚至没有一句说话的权利。
当阜山村升级为阜山镇，这些集体企业也就从自然村公社所有变成了乡镇政府企业，资产决定权随之集中在镇委手中，和“镇”民们再也没有了关系。
政治就是这么邪恶，由村变镇居然还可以玩出如此璀璨的花样！
这是一场彻底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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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的月光如此明亮的照落在防风林间的小土路上，仲夏的晚风吹的呜呜啦啦，林间，稻田里传来一阵阵的蛙鸣。
重归故里，寒衣夜行。
杨少宗的心灵深处是冰寒若刺，他真正的看穿了这一切，他要掌握真正的力量。
他要让旗山成为社会主义中国的新旗帜，就像是点燃一个火炬照亮那无尽的黑暗，更不会让旗山重蹈阜山的覆辙。
几十年已过去，几十年又回来，他还是那个永远学不会服输也学不会停下脚步的旗山汉子，他身体里那奔腾不息的大山的热血又是如此炙热。
这就是他的生命，一个旗山汉子的生命，这就是他的意志，一个大山男人的坚强不屈的意志。
第二天一大清早，杨少宗就和赵瑛一起去旗山公社管委会大院。
旗山人民公社管委会位于徐家集。
徐家集在旗山南部地区的中心地带，被杨庄、新滩、赵庄、宋岗、红旗村、穆店坡、秦岗八个村环绕包围着，很多年前就是一个热闹的大集市。
管委会大院在集市西边，对面是供销社和农肥站，机关楼是大跃进时期建的二层红砖楼房，外面有一圈大院墙包围着，平时还有民兵站岗。
杨少宗来的很早，公社管委会尚未上班，到了管委会，赵瑛就去财经科里上班，而公社书记徐保山比他们还早到一步，正在办公室里翻看文件和报纸。
见杨少宗已经来了，徐保山示意他先坐在旁边的长椅上等一等，等他看完今天的《人民日报》。
大致将报纸看完，徐保山这才摘下老花镜，和杨少宗道：“我昨天晚上仔细考虑过，早上也和宋社长商量了一下，公社先调你在管委会财经科做事，按工分计算工资。至于你要求调回公社的事情嘛，宋社长希望你不要急着做决定，等一等再说，我和宋社长当然是支持你的。”
杨少宗慎重的微微点头。
徐保山续道：“那好，你等下去财经科，尽快将你说的责任工分制都落实成文字。宋长明会专门抽出时间帮你，要是有什么拿捏不定的地方，随时去找他商量，我和他对你的那个想法都是很重视的，咱们旗山公社也没有退路，索性就咬咬牙把这个事给办好。”
杨少宗和徐保山答道：“书记，您放心吧，我会尽快将这份草稿先拟定好，至于后面的事情就先等草稿出来再说！”
“嗯！”
徐保山依旧板着那张黑黝黝的脸，心里却在不断想着一些事。
昨天夜里，他将社长兼副书记宋长明喊到家里，两个人几乎是商量了一整夜，抽了两包牡丹烟。
对于县委提出的撤社建乡的建议和要求，两个老人一直都是苦无对策，差不多都要放弃了对公社体制的最后的坚持时，反倒是杨少宗让他们坚信必须坚持下去，不仅是为了旗山人民，也是为了另一种希望之火。
同意让杨少宗自己编写草稿的同时，他和宋长明昨天夜里也商量了一份初稿，可他们还是更想看看杨少宗能不能拿出新的想法。
徐保山想要再叮嘱几句，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只是很平常的和杨少宗吩咐道：“那行，等财经科的科长朱宝宜来了，你就去找他，我和他打过招呼，他会交代其他的事情！”
杨少宗嗯了一声，他知道徐保山今天还要上工地，也就没有耽搁下去。
等他到了财经科，赵瑛在打扫办公室，公社财经科的科长朱宝宜则正好刚过来上班。
这个人三十六七岁，白白净净，有点发福，戴着一个很大的黑框眼镜，以前是下放的南方知青，后来在公社结了婚，有了孩子就留在公社做了财务员，很快又被提成科长。
徐保山交代的很仔细，朱宝宜一听说是“杨少宗”就立刻想了起来，呵呵笑道：“小杨你来的真早啊！”
赵瑛甜甜的笑道：“科长，你来了啊！”
朱宝宜还是呵呵笑着，招呼赵瑛先处理几份账，自己亲自带着杨少宗去隔壁的资料存放室，按照徐保山的叮嘱将过去五年的公社工分统筹登记薄，还有其他的工分换算指标资料都拿出来给杨少宗。
资料存放室是一间闲置很久的办公室，几乎不会有人来，平时都用于存放旧公文和财务资料留据。
办公室里有一张很简陋的破旧桌子，杨少宗就坐在这张桌子上细致的统计过去五年的工分统筹，进行一次平均值计算再登记在统一的数据簿上，便于信息录用。
对于任何一个组织的管理条例都存在两种类别，一种是为了管理而制定，另一种是为了制定而制定，如果是前者就要充分考虑管理范围内的执行和接受情况，如果制定出来的条例使得执行人难以执行，被执行人也无法接受，那这个条例就彻底的失败了。
杨少宗很慎重。
他需要通过这个机会向公社书记徐保山证明自己的能力，只有这样才能让徐保山支持他后面的办厂计划。
他默默在脑海里回忆着自己遇到过的所有类似情况，琢磨公社的特殊状况和条件，细心的制定着这份独特的《旗山人民公社责任工分制试行管理条例》。
杨少宗是个很实在的经营者，他就认准一点——简单实用不花哨，不折腾。在中国搞企业管理，你只要能做到“干部敢管、职工服管”，那你就赢了，这就是中国企业的执行力。
他制定了两个草案。
第一份是《旗山人民公社责任工分制试行管理条例》，只有十六条基本规则，总计544个字，整套规则简单明了，层级和职权清晰，将责任工分制集中针对农业生产，卫生院、畜牧站、管委会机关等等则不归入责任工分制管理范围。
《条例》的作用很简单——让每个社员都能看懂责任工分制的规则。
第二份是《责任管理手册》，它的作用要帮助管理人员进行实际性的管理操作。
整个生产小组要如何分组，如何分工，每个组需要多少人，每个组是否可以同时执行两个计量工作，如何计分，对于表现好的组员如何奖励，对于表现不好的组员如何惩罚……这一系列的问题都被写在管理手册中。
简而言之，怎么服从看《条例》，怎么管理看《手册》，不用动脑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