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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沈一贯的政绩而言，在史书中也就是个普通角色，但事实上，这位仁兄的历史地位十分重要，是明朝晚期研究的重点人物。
因为这位兄弟的最大成就，并不是搞政治，而是搞组织。
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工作期间，除了日常政务外，他一直在干一件事——拉人。
怎么拉，拉了多少，这些都无从查证，但有一点我们是确定的，那就是这个组织的招人原则——浙江人。
沈一贯，是浙江四明人，在任人唯亲这点上，他和后来的同乡蒋介石异曲同工，于是在亲信的基础上，他建立了一个老乡会。
这个老乡会，在后来的中国历史上，被称为浙党。
这就是沈一贯的另一面，他是朝廷的首辅，也是浙党的领袖。
应该说，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因为你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样一点：
在万历年间，一个没有后台（皇帝），没有亲信（死党）的首辅，是绝对坐不稳的。
所以沈一贯干了五年，叶向高干了七年，所以赵志皋被人践踏，朱赓无人理会。
当然，搞老乡会的绝不仅仅是沈一贯，除浙党外，还有山东人为主的齐党，湖广人（今湖北湖南）为主的楚党。
此即历史上著名的齐、楚、浙三党。
这是三个能量极大、战斗力极强的组织，因为组织的骨干成员，就是言官。
言官，包括六部给事中，以及都察院的御史，给事中可以干涉部领导的决策，和部长（尚书）平起平坐，对中央事务有很大的影响。
而御史相当于特派员，不但可以上书弹劾，还经常下到各地视察，高级御史还能担任巡抚。
故此，三党的成员虽说都是些六七品的小官，拉出来都不起眼，却是相当的厉害。
必须说明的是，此前明代二百多年的历史中，虽然拉帮结派是家常便饭，但明目张胆地搞组织，并无先例，先例即由此而来。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谜团。
早不出来，晚不出来，为何偏偏此时出现？
而更有趣的是，三党之间并不敌对，也不斗争，反而和平互助，这实在是件不符合传统的事情。
存在即是合理，一件事情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它有发生的理由。
有一个理由让三党陆续成立，有一个理由让他们相安无事。是的，这个理由的名字，叫做东林党。
明朝的那些事儿－历史应该可以写得好看[16]
无锡的顾宪成，只是一个平民，他所经营的，只是一个书院，但几乎所有人都知道，这个书院可以藐视当朝的首辅，说他们是木偶、婴儿，这个书院可以阻挡大臣复起，改变皇帝任命。
大明天下，国家决策，都操纵在这个老百姓的手中。从古至今，如此牛的老百姓，我没有见过。
无论是在野的顾宪成、高攀龙、**星，还是在朝的李三才，叶向高，都不是省油的灯，东林党既有社会舆论，又有朝廷重臣，要说它是纯道德组织，鬼才信，反正我不信。
连我都不信了，明朝朝廷那帮老奸巨滑的家伙怎么会信，于是，在这样一个足以影响朝廷，左右天下的对手面前，他们害怕了。
要克服畏惧，最有效、最快捷的方法，就是找一个人来和你一起畏惧。
史云：明朝亡于党争。我云：党争，起于此时。
刘廷元、胡士相不是郑国泰的人，郑先生这种白痴是没有组织能力的，他们真正的身份，是浙党成员。
但疑问在于，沈一贯也拥立过太子，为何要在此事上支持郑国泰呢？
答案是，对人不对事。
沈一贯并不喜欢郑国泰，更不喜欢东林党，因为公愤。
所谓公愤，是他在当政时，顾宪成之类的人总在公事上跟他过不去，他很愤怒，故称公愤。
不过，他最不喜欢的那个人，却还不是东林党——叶向高，因为私仇，三十二年的私仇。
三十二年前（万历十一年158）叶向高来到京城，参加会试。
叶向高，字进卿，福建福清人，嘉靖三十八年生人。
必须承认，他的运气很不好，刚刚出世，就经历了生死考验
因为在嘉靖三十八年，倭寇入侵福建，福清沦陷，确切地说，沦陷的那一天，正是叶向高的生日。
据说他的母亲为了躲避倭寇，躲在了麦草堆里，倭寇躲完了，孩子也生出来了，想起来实在不容易。
大难不死的叶向高，倒也没啥后福，为了躲避倭寇，一两岁就成了游击队，鬼子一进村，他就跟着母亲躲进山里，我相信，几十年后，他的左右逢源，机智狡猾，就是在这打的底。
倭寇最猖獗的时候，很多人都丢弃了自己的孩子（累赘），独自逃命，也有人劝叶向高的母亲，然而她说：
“要死，就一起死。”
但他们终究活了下来，因为另一个伟大的明代人物——戚继光……
请假两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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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明月
008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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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
嘉靖四十一年（156），戚继光发动横屿战役，攻克横屿，收复福清，并最终平息了倭患。
必须说明，当时的叶向高，不叫叶向高，只有一个小名，这个小名在今天看来不太文雅，就不介绍了。
向高这个名字，是他父亲取的，意思是一步一步，向高处走。
事实告诉我们，名字这个东西，有时候改一改，还是很有效的。
隆庆六年（157），叶向高十四岁，中秀才。
万历七年（1579），叶向高二十一岁，中举人。
万历十一年（158），叶向高二十五岁，第二次参加会试。考试结束，他的感觉非常好。
结果也验证了他的想法，他考中了第七十八名，成为进士。现在，在他的面前，只剩下最后一关——殿试。
殿试非常顺利，翰林院的考官对叶向高十分满意，决定把他的名次排为第一，远大前程正朝着叶向高招手。
然而，接下来的一切，却发生了出人意料的变化。
因为从此刻起，叶向高就与沈一贯结下了深仇大恨，虽然此前，他们从未见过。
要解释清楚的是，叶向高的第七十八名，并非全国七十八名，而是南卷第七十八名。
明代的进士，并不是全国统一录取，而是按照地域，分配名额，具体分为三个区域，南、北、中，录取比例各有不同。
所谓南，就是淮河以南各省，比例为55%。北，就是淮河以北，比例为5%。而中，是指云贵川三省，以及凤阳，比例为10%
具体说来是这么个意思，好比朝廷今年要招一百个进士，那么分配到各地，就是南部五十五人，北部三十五人，中部十人。这就意味着，如果你是南部人，在考试中考到了南部第五十六名，哪怕你成绩再好，文章写得比北部第一名还好，你也没法录取。
而如果你是中部人，哪怕你文章写得再差，在南部只能排到几百名后，但只要能考到中部卷前十名，你就能当进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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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规定，从二百多年前，朱元璋登基时，就开始执行了，起因是一件非常血腥的政治案件——南北榜案件。这个案件是笔糊涂账，大体意思是一次考试，南方的举人考得很好，好到北方没几个能录取的，于是有人不服气，说是考官舞弊，事情闹得很大，搞到老朱那里，他老人家是个实在人，也不争论啥，大笔一挥就干掉了上百人。
可干完后，事情还得解决，因为实际情况是，当年的北方教学质量确实不如南方，你把人杀光了也没辙。无奈之下，只好设定南北榜，谁都别争了，就看你生在哪里，南方算你倒霉，北方算你运气。
到明宣宗时期，事情又变了，因为云贵川一带算是南方，可在当年是蛮荒之地，别说读书，混碗饭吃都不容易，要和南方江浙那拨人对着考，就算是绝户。于是皇帝下令，把此地列为中部，作为特区，而凤阳，因为是朱元璋的老家，还特别穷，特事特办，也给列了进去。
当然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毕竟基础不同，底子不同，在考试上，你想一夜之间人类大同，那是不可能的，所以现在这套理论还在用。我管这个，叫考试地理决定论。
这套理论很残酷，也很真实，主要是玩机率，看你在哪投胎。
比如你要是生在山东、江苏、湖北之类的地方，就真是阿弥陀佛了，这些地方经常盘踞着一群读书不要命的家伙，据我所知，有些“乡镇中学”（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学生，高二就去高考（不记成绩），大都能考六百多分（七百五十分满分），美其名曰：锻炼素质，明年上阵。
每念及此，不禁胆战心惊，跟这帮人做邻居的结果是：如果想上北大，六百多分，只是个起步价。
应该说，现在还是有所进步的，逼急还能玩点阴招，比如说…更改户口。
不幸的是，明代的叶向高先生没法玩这招，作为南卷的佼佼者，他有很多对手，其中的一个，叫做吴龙徴。
这位吴先生，也是福建人，但他比其他对手厉害得多，因为他的后台叫沈一贯。
按沈一贯的想法，这个人应该是第一，然后进入朝廷，成为他的帮手，可是叶向高的出现，却打乱了沈一贯的部署。
于是，沈一贯准备让叶向高落榜，至少也不能让他名列前茅。
而且他认定，自己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他就是这次考试的主考官。
但是很可惜，他没有成功，因为一个更牛的人出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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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考官固然大，可再大，也大不过首辅。
叶向高虽然没有关系，却有实力。文章写得实在太好，好到其他考官不服气，把这事捅给了申时行，申大人一看，也高兴得不行，把沈一贯叫过去，说这是个人才，必定录取！
这回沈大人郁闷了，大老板出面了，要不给叶向高饭碗，自己的饭碗也难保，但他终究是不服气的，于是最终结果如下：
叶向高，录取，名列二甲第十二名。
这是一个出乎很多人意料的结果，因为若要整人，大可把叶向高同志打发到三甲，就此了事，不给状元，却又给个过得去的名次，实在让人费解。
告诉你，这里面学问大了。
叶向高黄了自己的算盘，自然是要教训的。但问题是，这人是申时行保的，申首辅也是个老狐狸，如果要敷衍他，是没有好果子吃的，所以这个面子不但要给，还要给足。而二甲十二名，是最恰当的安排。
因为根据明代规定，一般说来，二甲十二名的成绩，可以保证入选庶吉士，进入翰林院，但这个名次离状元相当远，也不会太风光，恶心下叶向高，的确是刚刚好。
但不管怎么说，叶向高还是顺顺当当地踏上了仕途。此后的一切都很顺利，直到十五年后。
万历二十六年（1598），就在这一年，叶向高的命运被彻底改变，因为他等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此时皇长子朱常洛已经出阁读书，按照规定，应该配备讲官，人选由礼部确定。
众所周知，虽说朱常洛不受待见，但按目前形势，登基即位是迟早的事，只要拉住这个靠山，自然不愁前程。所以消息一出，大家走关系拉亲戚，只求能混到这份差事。
叶向高走不走后门我不敢说，运气好是肯定的，因为决定人选的礼部侍郎郭正域，是他的老朋友。
名单定了，报到了内阁，内阁压住了，因为内阁里有沈一贯。
沈一贯是个比较一贯的人，十五年前那档子事，他一直记在心里，讲官这事是张位负责，但沈大人看到叶向高的名字，便心急火燎跑去高声大呼：
“闽人岂可作讲官？！”
这句话是有来由的，在明代，福建一向被视为不开化地带，沈一贯拿地域问题说事，相当阴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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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位却不买账，他也不管你沈一贯和叶向高有什么恩怨，这人我看上了，就要用！
于是，在沈一贯的磨牙声中，叶向高正式上任。
叶讲官不负众望，充分发挥主观能动，在教书的同时，和太子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
根据种种史料反映，叶先生应该是个相当灵活的人，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教书育人的同时，他还广交了不少朋友，比如顾宪成，比如**星。
老板有了，朋友有了，地位也有了，万事俱备，要登上拿最高的舞台，只欠一阵东风。
一年后，风来了，却是暴风。
万历二十七年（1601），首辅赵志皋回家了，虽然没死，也没退，但事情是不管了，张位也走了，内阁，只剩下了沈一贯。
缺了人就要补，于是叶向高的机会又来了。
顾宪成是他的朋友，朱常洛是他的朋友，他所欠缺的，只是一个位置。
他被提名了，最终却未能入阁，因为内阁，只剩下了沈一贯。
麻烦远未结束，内阁首辅沈一贯大人终于可以报当年的一箭之仇了，不久后，叶向高被调出京城，到南京担任礼部右侍郎。
南京礼部主要工作，除了养老就是养老，这就是四十岁的叶向高的新岗位，在这里，他还要呆很久。
很久是多久？十年。
这十年之中，朝廷里很热闹，册立太子、妖书案，搞得轰轰烈烈。而叶向高这边，却是太平无事。
整整十年，无人理，无人问，甚至也无人骂、无人整。
叶向高过得很太平，也过得很惨，惨就惨在连整他的人都没有。
对于一个政治家而言，最痛苦的惩罚不是免职、不是罢官，而是遗忘。
叶向高，已经被彻底遗忘了。
一个前程似锦的政治家，在政治生涯的黄金时刻，被冷漠地抛弃，对叶向高而言，这十年中的每一天，全都是痛苦的挣扎。
但十余年之后，他将感谢沈一贯给予他的痛苦经历，要想在这个冷酷的地方生存下去，同党是不够的，后台也是不够的，必须亲身经历残酷的考验和磨砺，才能在历史上写下自己的名字。
因为他并不是一个普通的首辅，在不久的未来，他将超越赵志皋、张位、甚至申时行、王锡爵。他的名字将比这些人更为响亮夺目。
因为一个极为可怕的人，正在前方等待着他。而他，将是唯一能与之抗衡的人。这个人，叫做魏忠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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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三十五年（1607），沈一贯终于走了，年底，叶向高终于来了。
但沈一贯的一切，都留了下来，包括他的组织，他的势力，以及他的仇恨。
所以刘廷元、胡士相也好，疯子张差也罢，甚至这件事情是否真的发生过，根本就不要紧。
梃击，不过是一个傻子的愚蠢举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这件事情，能够打倒什么，得到什么。
东林党的方针很明确，拥立朱常洛，并借梃击案打击对手，掌控政权。
所以浙党的方针是，平息梃击案，了结此事。
而王之寀，是一个找麻烦的人。
这才是梃击案件的真相。
对了，还忘了一件事：虽然没有迹象显示王之寀和东林党有直接联系，但此后东林党敌人列出的两大名单（点将录、朋党录）中，他都名列前茅。
再审
王之寀并不简单，事实上，是很不简单。
当他发现自己的上司胡士相有问题时，并没有丝毫畏惧，因为他去找了另一个人——张问达。
张问达，字德允，时任刑部右侍郎，署部事。
所谓刑部右侍郎、署部事，换成今天的话说，就是刑部常务副部长。也就是说，他是胡士相的上司。
张问达的派系并不清晰，但清晰的是，对于胡士相和稀泥的做法，他非常不满。接到王之寀的报告后，他当即下令，由刑部七位官员会审张差。
这是个有趣的组合，七人之中，既有胡士相，也有王之寀，可以听取双方意见，又不怕人捣鬼，而且七个人审讯，可以少数服从多数。
想法没错，做法错了。因为张问达远远低估了浙党的实力。
在七个主审官中，胡士相并不孤单，大体说来，七人之中，支持胡士相，有三个人，支持王之寀的，有两个。
于是，审讯出现了戏剧化的场景。
张差恢复了理智，经历了王之寀的突审和反复，现在的张差，已经不再是个疯子，他看上去，十分平静。
主审官陆梦龙发问：
“你为什么认识路？”
这是个关键的问题，一个平民怎样来到京城，又怎样入宫，秘密就隐藏在答案背后。
顺便说明一下：陆梦龙，是王之寀派。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没有等待，没有反复，他们很快就听到了这个关键的答案：
“我是蓟州人，如果没有人指引，怎么进得去？”
此言一出，事情已然无可隐瞒。
再问：
“谁指引你的？”
答：
“庞老公，刘老公。”
完了，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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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张差没有说出这两个人的名字，但大家的人心中，都已经有了确切的答案。
庞老公，叫做庞保，刘老公，叫做刘成。
大家之所以知道答案，是因为这两个人的身份很特殊——他们是郑贵妃的贴身太监。
陆梦龙呆住了，他知道答案，也曾经想过无数次，却没有想到，会如此轻易地得到。
就在他惊愕的那一瞬间，张差又说出了更让人吃惊的话：
“我认识他们三年了，他们还给过我一个金壶，一个银壶。”（予我金银壶各一）
陆梦龙这才明白，之前王之寀得到的口供也是假的，真相刚刚开始！
他立即厉声追问道：
“为什么（要给你）？！”
回答干净利落，三个字：
“打小爷！”
声音不大，如五雷轰顶。
因为所有人都知道，所谓小爷，就是太子爷朱常洛。
现场顿时大乱，公堂吵作一团，交头接耳，而此时，一件更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作为案件的主审官，胡士相突然拍案而起，大喝一声：
“不能再问了！”
这一下大家又懵了，张差招供，您激动啥？
但他的三位同党当即反应过来，立刻站起身，表示审讯不可继续，应立即结束。
七人之中，四对三，审讯只能终止。
但形势已不可逆转，王之寀、陆梦龙立即将案件情况报告给张问达，张侍郎十分震惊。
与此同时，张差的口供开始在朝廷内外流传，舆论大哗，很多人纷纷上书，要求严查此案。
郑贵妃慌了，天天跑到万历那里去哭，但此时，局势已无法挽回。
然而，此刻压力最大的人并不是她，而是张问达，作为案件的主办人，他很清楚，此案背后，是两股政治力量的死磕，还搭上太子、贵妃、皇帝，没一个省油的灯。
案子如果审下去，审出郑贵妃来，就得罪了皇帝，可要不审，群众那里没法交代，还会得罪东林、太子，小小的刑部右侍郎，这拨人里随便出来一个，就能把自己整死。
总而言之，不能审，又不能不审。
无奈之下，他抓耳挠腮，终于想出了一个绝妙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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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代的司法审讯中，档次最高的就是三法司会审，但最隆重的，叫做十三司会审。
明代的六部，长官为尚书、侍郎，部下设司，长官为郎中、员外郎，一般说来是四个司，比如吏部、兵部、工部、礼部都是四个司，分管四大业务，而刑部，却有十三个司。
这十三个司，分别是由明朝的十三个省命名，比如胡士相，就是山东司的郎中，审个案子，竟然把十三个司的郎中全都找来，真是煞费苦心。
此即所谓集体负责制，也就是集体不负责，张问达先生水平的确高，看准了法不责众，不愿意独自背黑锅，毅然决定把大家拉下水。
大家倒没意见，反正十三个人，人多好办事，打板子也轻点。
可到审讯那天，人们才真切地感受到，中国人是喜欢热闹的。
除了问话的十三位郎中外，王之寀还带了一批人来旁听，加上看热闹的，足有二十多人，人潮汹涌，搞得跟菜市场一样。
这次张差真的疯了，估计是看到这么多人，心有点慌，主审官还没问，他就说了，还说得特别彻底，不但交代了庞老公就是庞保，刘老公就是刘成，还爆出了一个惊人的内幕：
按张差的说法，他绝非一个人在战斗，还有同伙，包括所谓马三舅、李外父，姐夫孔道等人，是货真价实的团伙作案。
精彩的还没完，在审讯的最后，张差一鼓作气，说出了此案中最大的秘密：红封教。
红封教，是个邪教，具体组织结构不详，据张差同志讲，组织头领有三十六号人，他作案，就是受此组织指使。
一般说来，凑齐了三十六个头领，就该去当强盗了，这话似乎太不靠谱，但经事后查证，确有其事，刑部官员们再一查，就不敢查了，因为他们意外发现，红封教的起源地，就是郑贵妃的老家。
而据某些史料反映，郑贵妃和郑国泰，就是红封教的后台。这一点，我是相信的，因为和同时期的白莲教相比，这个红封教发展多年，却发展到无人知晓，有如此成就，也就是郑贵妃这类脑袋缺根弦的人才干得出来。
张差确实实在，可这一来，就害苦了浙党的同胞们，审案时丑态百出，比如胡士相先生，负责做笔录，听着听着写不下去了，就把笔一丢了事，还有几位浙党郎中，眼看这事越闹越大，竟然在堂上大呼一声：
“你自己认了吧，不要涉及无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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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总的说来，浙党还是比较识相的，眼看是烂摊子，索性不管了，同意如实上报。
上报的同时，刑部还派出两拨人，一拨去找那几位马三舅、李外父，孔道姐夫，另一拨去皇宫，找庞保、刘成。
于是郑贵妃又开始哭了，几十年来的保留剧目，屡试不爽，可这一次，万历却对她说：
“我帮不了你了。”
这是明摆着的，张差招供了，他的那帮外父、姐夫一落网，再加上你自己的太监，你还怎么跑？
但老婆出事，不管也是不行的，于是万历告诉郑贵妃，而今普天之下，只有一个人能救她，而这个人不是自己。
“唯有太子出面，方可了解此事。”
还有句更让人难受的话：
“这事我不管，你要亲自去求他。”
郑贵妃又哭了，但这次万历没有理她。
于是不可一世的郑贵妃收起了眼泪，来到了宿敌的寝宫。
事实证明，郑小姐装起孙子来，也是巾帼不让须眉，进去看到太子，一句不说就跪，太子也客气，马上回跪，双方爬起来后，郑贵妃就开始哭，一边哭一边说，我真没想过要害你，那都是误会。
太子也不含糊，反应很快，一边做垂泪状（真哭是个技术活），一边说，我明白，这都是外人挑拨，事情是张差自己干的，我不会误会。
然后他叫来了自己的贴身太监王安，让他当即拟文，表明自己的态度。随即，双方回顾了彼此间长达几十年的传统友谊，表示今后要加强沟通，共同进步，事情就此圆满结束。
这是一段广为流传的史料，其主题意境是，郑贵妃很狡诈，朱常洛很老实，性格合理，叙述自然，所以我一直深信不疑，直到我发现了另一段史料，一段截然不同的史料：
开头是相同的，郑贵妃去向万历哭诉，万历说自己没办法，但接下来，事情出现变化——他去找了王皇后。
这是一个很聪明的举动，因为皇后没有帮派，还有威望，找她商量是再合适不过了。
皇后的回答也直截了当：
“此事我也无法，必须找太子面谈。”
很快，老实太子来了，但他给出的，却是一个截然不同的答案：
“此事必有主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