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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1-1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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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你要知道,王锡爵大人此时的职务,是内阁首辅、建极殿大学士,领吏部尚书衔兼太子太保,从一品。而顾宪成,是个刚提拔一年的五品郎中。

王锡爵的后面,有万历撑腰。顾宪成的后面,什么都看不见。

第一把手加第二把手,对付一个小小的司官,然而事实告诉我们,顾宪成赢了。

因为在顾宪成的背后,是一片深不可测的黑夜。

我认为,在那片黑暗中,隐藏着一股强大的力量。

很快,事实就将再次验证这一点。

当万历下令大臣推举入阁人选的时候,顾宪成先生又一次冒了出来,上疏推举人选。虽说这事的确归他管,但奇怪的是,如此重大的政治决策,吏部的几位侍郎竟然毫无反应,尚书陈有年也对他言听计从。史料上翻来覆去,只有他的光辉事迹,似乎吏部就他干活。

而当万历同志看到顾宪成推举的那个名字时,差点没把桌子掀了。

因为在顾宪成的名单上,第一个就是王家屏。

作为吏部官员,顾宪成明知这家伙曾把皇帝折腾得七荤八素,竟然还要推荐此人,明摆着就是跟皇帝过不去。

所以皇帝也忍无可忍了,终于打发顾宪成回了家。

明代的官员,虽然罢官容易,升官倒也不难,只要过个几年,时局一变,立马就能回到朝廷重新来过。而以顾宪成之前的工作业绩和运动能量,东山再起不过是个时间问题。

可谁也没想到,顾先生这一走,就再也没回来。

虽然把这人开了,万历很有点快感,但由此酿成的后果,却是他死都想不到的。

自明开国以来,无论多大能耐,无论有何背景,包括那位天下第一神算刘伯温,如果下野之后没能重新上台,慢慢地就边缘化了,然后走向同一结局——完蛋,从无例外。

例外,从顾宪成开始。

和**星一样,自从下野后,顾宪成名气暴涨。大家纷纷推举他再次出山,虽然没啥效果,也算捧了个人场。不久之后,他的弟弟顾允成和同乡高攀龙也辞官回了家,三个人一合计,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就讲学吧。

这一讲就是三年,讲着讲着,人越来越多,于是有一天,顾宪成对高攀龙说了这样一句话:

“我们应该找个固定的讲习场所。”

明朝的那些事儿-历史应该可以写得好看[1]

地方是有的,在无锡县城的东头,有一个宋代学者杨时讲过学的场地,但年久失修,又太破,实在没法用,所以这事也就搁置了下来。

七年后,出钱的主终于找到了。常州知府欧阳东凤和顾宪成关系不错,听说此事,大笔一挥就给办了,拨出专款修缮此地。此后,这里就成为了顾宪成等人的活动地点。

它的名字叫做东林书院,实事求是地讲,确实也就是个书院。但在此后的几十年中,它却焕发了不可思议的魔力,成为了一种威力强大的信念,那些相信或接受的信众,历史上统称为东林党。

无数人的命运,大明天下的时局,都将由这个看似与朝廷毫无关系的地方,最终确定。

王锡爵回家去养老,顾宪成回家去讲学,王家屏自然也消停了,于是首辅的位置还是落到了赵志皋同志的身上。

这就真叫害死人了,因为赵志皋压根就不愿意干!

赵先生真是老资格了,隆庆二年中进士,先当翰林,再当京官,还去过地方。风风雨雨几十年,苦也吃了,罪也受了,七十多岁才混到首辅,也没啥意思。

更为重要的是,他个性软弱,既不如申时行滑头,也不如王锡爵强硬。而明代的言官们大都不是什么善茬,一贯欺软怕硬。一旦坐到这个位置上,别说解决册立太子之类的敏感问题,光是来找茬的,都够他喝一壶。

对此,赵先生十分清楚,所以他主动上疏,不愿意干,情愿回家养老。

可是万历是不会同意的。好不容易找来个堵枪眼的,你要走了,我怎么办?

无奈,赵志皋先生虽然廉颇老矣,不太能饭,但还是得死撑下去。

于是,自万历二十二年起,他开始了四年痛苦而漫长的首辅生涯。具体表现为,不想干,没法干,却又不能走。

说起来,他还是很敬业的。因为这几年正好是多事之秋,外面打日本,里面闹册立,搞得不可开交,赵大人外筹军备,内搞协调,日夜加班忙碌,干得还不错。

可下面这帮大臣一点面子都不给,看他好欺负,就使劲欺负。宫里失火了有人骂他,天灾有人骂他,儿子惹事了有人骂他,甚至没事,也有人骂他,说他就该走人(言志皋宜放)。

实在欺人太甚,老实人终于也发火了。

明朝的那些事儿-历史应该可以写得好看[1]

王锡爵在的时候,平素说一不二,动辄训斥下属,除了三王并封这种惹众怒的事情外,谁也不敢多嘴骂他。到赵志皋这儿,平易近人,待人和气,却老是挨骂,老先生一气之下,也骂人了:

“都是内阁首辅,势大权重的,你们就争相依附求取进步,势小权轻的,你们就争相攻击,博取名声!”

骂归骂,可下面这帮人实在啥觉悟也没有,还是喜欢拿老先生开涮。赵老头也真是倒霉,在这紧要关头,偏偏又出了事。

事情出在兵部尚书石星的身上,如果你还记得,当时正值第一次抗倭援朝战争结束,双方谈判期间,石星最为信任的大忽悠沈惟敬正处于巅峰期,谈判前景似乎很乐观,石大人便通报领导,说和平很有希望。

他的领导,就是赵志皋。

赵大爷本来就不爱惹事,听了自然高兴,表示同意谈判。

结果大家都知道了,所谓和平,全是沈惟敬、小西行长等中日两方的职业骗子们通力协作,忽悠出来的。事情败露后,沈惟敬杀头,石星坐牢。

按说这事赵先生最多也就是个领导责任,可言官们实在是道德败坏,总找软柿子捏,每次弹劾石星,都要把赵大人稍带上。赵大人气得直喘气,要辞职,皇帝又不许。到万历二十六年,再撑不住了,索性回家养病休息,反正皇帝也不管。

万历二十九年,赵大人死在了家里,不知是病死,还是老死。但我知道,他确实很累,因为直到他死的那天,辞职都没有批下来,用今天的话说,他应该算是死在了工作岗位上。

赵志皋日子过得艰难,张位相对好点,因为他的脾气比较厉害,言官们没怎么敢拿他开刀。加上他是次辅,凡事没必要太出头,有赵首辅挡在前面,日子过得也可以。

他唯一的问题,就是在抗倭援朝战争中,着力推荐了一个人。不但多次上疏保举,而且对其夸奖有加,说此人是不世出之奇才,必定能够声名远播,班师凯旋。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杨镐。

明朝的那些事儿-历史应该可以写得好看[14]

关于此人,我们之前已经说过了。从某个角度讲,他确实不负众望,虽然输了,还是输得声名远播,播到全国人民都晓得,随即开始追究责任。大臣们开骂,骂得张位受不了,就上疏皇帝,说:

“大家都在骂我(群言交攻),但我是忠于国家的,且毫无愧疚,希望皇上体察(惟上矜察)。”

皇帝说:

“杨镐这个人,就是你暗中密奏,推荐给我的!(密揭屡荐)。我信了你,才会委派他做统帅,现在败仗打了,国威受损,你还敢说自己毫无愧疚(犹云无愧)!?”

到这个份上,估计也没啥说的了,张位连辞职的资格都没有,就被皇帝免职,走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帮他说话。

估计是受刺激太大,这位兄弟回家不久后就死了。

至万历二十九年,内阁的几位元老全部死光,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人,就此踏上这个舞台。

七年前,王锡爵辞职,朝廷推举阁臣,顾宪成推举了王家屏。但有一点必须说明:当时,顾先生推荐的,并非王家屏一人,而是七个。

这七个人中,王家屏排第一,可是万历不买账,把顾宪成赶回了家。然而事实上,对顾先生的眼光,皇帝大人还是有所认可的,至少认可排第四的那个。

南京礼部尚书沈一贯,第四。

沈一贯,字肩吾,隆庆二年进士。算起来,他应该是赵志皋的同班同学,不过他的成绩比赵大人要好得多,当了庶吉士,后来又去翰林院,给皇帝讲过课。和之前几位类似,他跟张居正大人的关系也相当不好,不过他得罪张先生的原因,是比较搞笑的。

事情经过是这样,有一天,沈教官给皇帝讲课,说着说着,突然发了个感慨,说自古以来,皇帝托孤,应该找个忠心耿耿的人,如果找不到这种人,还不如多教育自己的子女,亲历亲为。

要知道,张居正同志的耳目是很多的,很快这话就传到了他的耳朵里,加上他的心胸又不算太宽广,所以张大人当政期间,沈一贯是相当地萧条,从未受到重用。

相对于直言上疏、痛斥张居正,而落得同样下场的王锡爵等同志,我只能说,其实他不是故意的。

张居正死后,沈一贯才出头,历任吏部左侍郎、翰林院侍读学士,后来又去了南京当礼部尚书。

此人平素为人低调,看上去没有什么特点,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而已。

顾宪成是朝廷的幕后影响者,万历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两人势不两立。

所以一个既能被顾宪成推荐,又能被皇帝认可的人,是十分可怕的。

明朝的那些事儿-历史应该可以写得好看[15]

万历二十二年(1594),沈一贯被任命为吏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进入了帝国的决策层。

很快,他就展示了他的异常之处,具体表现为,大家都欺负赵志皋,他不欺负。

赵首辅实在是个彻头彻尾的软柿子,无论大小官员,从他身边过,都禁不住要捏一把,而对赵大人尊敬有加的,只有沈一贯(事皋甚恭)。

但沈一贯先生尊敬赵老头,绝非尊重老人,而是尊重领导,因为排第二的张位、排第三的陈于陛,他都很尊敬。

沈一贯就这样扎下了根,在此后的七年之中,赵志皋被骂得养了病,陈于陛被骂得辞了官,都没他什么事,他还曾经联同次辅张位保举杨镐,据说还收了钱,可是杨镐事发,张位被弹劾免职,他竟安然无恙。

到万历二十九年(1601),死的死了,退的退了,只剩沈一贯,于是这个天字第一号大滑头终于成为了帝国的首辅。

凭借多年的混事技术,沈先生游刃有余,左推右挡,皇帝信任,大臣也给面子,地位相当稳固,然而在历史上,沈一贯的名声一贯不佳,究其原因,就是他太过滑头。

因为从某种角度来讲,朝廷首辅就是背黑锅的,国家那么多事,总得找一个负责的,但沈先生全然没有这个概念,能躲就躲能逃就逃,实在不太地道。

而当时朝廷的局势,却已走到了一个致命的关口。

万历二十九年,皇长子十九岁,虽然出阁读书,却依然不是太子,而且万历办事不厚道,对教自己儿子的讲官十分刻薄,一般人家请个老师,都要小心伺候,从不拖欠教师工资,万历却连饭都不管,讲官去教他儿子,还得自己带饭,实在太不像话。

相对而言,皇三子就真舒服得多了,要什么有什么,备受万历宠爱,娇生惯养,啥苦都没吃过,且大有夺取太子之位的势头。

这些情况大家都看在眼里,外加郑贵妃又是个百年难得一见的蠢人,丝毫不知收敛,极为嚣张,可谓是人见人恨,久而久之,一个父亲偏爱儿子的问题,就变成了恶毒地主婆欺负老实佃户的故事。

问题越来越严重,舆论越来越激烈,万历是躲一天算一天的主,偏偏又来了这么个首辅,要知道,大臣们不闹事,不代表不敢闹事,一旦他们的怒火到达顶点,国家将陷入前所未有的骚乱。

然而动乱没有爆发,因为这个曾经搞倒申时行、王锡爵、王家屏等无数政治高手,看似永远无法解决的问题,竟然被解决了。

而解决它的,就是为人极不地道,一贯滑头的沈一贯。

明朝的那些事儿-历史应该可以写得好看[16]

说起来,这是个非常玄乎的事。

万历二十九年(1601)八月,沈一贯向皇帝上疏,要求册立太子,其大致内容是,皇长子年纪大了,应该册立太子,正式成婚,到时有了孙子,您也能享子孙满堂的福啊。

无论怎么看,这都是一封内容平平的奏疏,立意不新颖,文采很一般,按照以往的惯例,最终的结局应该是被压在文件堆下几年,再拉出去当柴禾烧。

可惊喜总是存在的,就在第二天,沈一贯收到了皇帝的回复:

“即日册立皇长子为太子!”

沈一贯当时就懵了。

这绝对不可能。

争了近二十年,无数猛人因此落马,无数官员丢官发配,皇帝都被折腾得半死不活,却死不松口。

然而现在,一切都解决了。

事实摆在眼前,即日册立太子,非常清晰,非常明显。

沈一贯欣喜若狂,他随即派人出去,通报了这一消息,于是举朝轰动了,所有的人都欢呼雀跃,为这个等待了许久的胜利。

“争国本”就此落下帷幕,这场万历年间最激烈复杂的政治事件,共逼退首辅四人,部级官员十余人、涉及中央及地方官员人数三百多位,其中一百多人被罢官、解职、发配,闹腾得乌烟瘴气,还搞出了一个叫东林党的副产品,几乎所有人都不相信,它会有解决的一天。

然而这件事情,却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候,由最意想不到的人解决了,遭遇父亲冷落的朱常洛终于修成正果,荣登太子。

但此事之中,仍然存在着一个最大的疑问:为什么那封上疏,能够破解这个残局?

我不知道沈一贯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但我想了。

万历并不愚蠢,事实上,从之前的种种表现看,他是一个十分成熟的政治家,没有精神病史,心血来潮或是突发神经,基本都可以排除,而且他的意图十分明显——立皇三子。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放弃了这个经历十余年的痛骂、折腾,却坚持不懈的企图?

明朝的那些事儿-历史应该可以写得好看[17]

翻来覆去地审阅沈一贯的那封上疏,并综合此事发生前的种种迹象,我得出了结论:这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把稻草。

万历从来就不想立皇长子,这是毫无疑问的,但疑问在于,他知道希望很渺茫,也知道手底下这帮大臣都是死脑筋,为何还要顶着漫天的口水和谩骂,用拖延战术硬扛十几年?

如果没有充分的把握,皇帝大人是不会吃这个苦的。

十几年来,他一直在等待两件事情的发生。然而这两件事他都没等到。

我曾经分析过,要让皇三子超越皇长子继位,修改出生证明之类的把戏自然是没用的,必须有一个理由,一个能够说服所有人的理由,而这个答案只能是:立嫡不立长。

只有立嫡子,才能压过长子,并堵住所有人的嘴。

但皇三子就是皇三子,怎样可能变成嫡子呢?

事实上,是可能的,只要满足一个条件——郑贵妃当皇后。

只要郑贵妃当上皇后,皇后的儿子自然就是嫡子,皇三子继位也就顺理成章了。

可是皇后只有一个,所以要让郑贵妃当上皇后,只能靠等,等到王皇后死掉,或是等时机成熟,把她废掉,郑贵妃就能顺利接位。

可惜这位王皇后身体很好,一直活到了万历四十八年(这一年万历驾崩),差点比万历自己活得还长,且她一向为人本分厚道,又深得太后的喜爱,要废掉她,实在没有借口。

第一件事是等皇后,第二件事是等大臣。

这事就更没谱了,万历原本以为免掉一批人,发配一批人,再找个和自己紧密配合的首辅,软硬结合就能把事情解决,没想到明代的大臣却是软硬都不吃,丢官发配的非但不害怕,反而很高兴,要知道,因为顶撞皇帝被赶回家,那是光荣,知名度噌蹭地往上涨,值大发了。

所以他越严厉,越有人往上冲,只求皇帝大人再狠一点,最好暴跳如雷,这样名声会更大,效果会更好。

而首辅那边,虽然也有几个听话的,无奈都是些老油条,帮帮忙是可以的,跟您老人家下水是不可以的。好不容易拉了个王锡爵下来,搞了三王并封,半路人家想明白了,又跑掉了。

至于王家屏那类人,真是想起来都能痛苦好几天,十几年磨下来,人换了不少,朝廷越来越闹,皇后身体越来越好,万历同志焦头烂额,开始重新权衡利弊。

我相信,在他下定决心的过程中,有一件事情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明朝的那些事儿-历史应该可以写得好看[18]

此事发生的具体时间不详,但应该在万历十四年之后。

有一天,李太后和万历谈话,说起了皇长子,太后问:你为何不立他为太子?

万历漫不经心地答道:他是宫女的儿子。

太后大怒:你也是宫女的儿子!

这就是活该了,万历整天忙里忙外,却把母亲的出身给忘了,要知道这位李老太太,当年也就是个宫女,因为长得漂亮才被隆庆选中,万历才当上了皇帝,如果宫女的儿子不能继位,那么万历兄是否应该引咎辞职呢?

万历当即冷汗直冒,跪地给老太太赔不是,好说歹说才糊弄过去。

这件事情,必定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皇后没指望,老太太反对,大臣不买账,说众叛亲离,丝毫也不过分。万历开始意识到,如果不顾一切,强行立皇三子,他的地位都可能不保。

在自己的皇位和儿子的皇位面前,所有成熟的政治家都会做出同样的抉择。

决定政治动向的最终标准是利益,以及利益的平衡。

这是一条真理。

就这样,沈一贯捡了个大便宜,成就了册立太子的伟业,他的名声也如日中天,成为了朝廷大臣拥戴的对象。

可你要说他光捡便宜,不做贡献,那也是不对的,事实上,他确实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

就在圣旨下达的第二天,万历反悔了,或许是不甘心十几年被人白喷了口水,或许是郑贵妃吹了枕头风,又找了借口再次延期,看那意思是不打算办了。

但朝廷大臣们并没有看到这封推辞的诏书,因为沈一贯封还了。

这位一贯滑头的一贯兄,终于硬了一回,他把圣旨退了回去,还加上了这样一句话:

“万死不敢奉诏!”

沈一贯的态度,深深地震慑了万历,他意识到,自己已经无路可退

万历二十九年十月,皇帝陛下正式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争国本”事件正式结束。

被压了十几年的朱常洛终于翻身,然而他的母亲,那位恭妃,却似乎永无出头之日。

明朝的那些事儿-历史应该可以写得好看[19]

按说儿子当上太子,母亲至少也能封个贵妃,可万历压根就没提这件事,一直压着,直到万历三十四年,朱常洛的儿子出世,她才被封为皇贵妃。

但皇贵妃和皇贵妃不一样,郑贵妃有排场,有派头,而王贵妃不但待遇差,连儿子来看他,都要请示皇帝,经批准才能见面。

但几十年来,她没有多说过一句话,直到万历三十九年的那一天。

她已经病入膏肓,不久于人世,而朱常洛也获准去探望他,当那扇大门洞开时,她再次见到了自己的儿子。

二十九年前的那次偶遇,造就了她传奇的一生,从宫女到贵妃,再到未来的太后(死后追封)。

但是同时,这次偶遇也毁灭了她,因为万历同志很不地道,几十年如一日对她搞家庭冷暴力,既无恩宠,也无厚待,生不如死。

然而她并不落寞,也无悔恨。

因为她看到了自己的儿子,已经长大成人的儿子。

青史留名的太后也好,籍籍无名的宫女也罢,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作为一个母亲,在临终前看到了自己的儿子,看到他经历千难万苦,终于平安成人,这就足够了。

所以,在这生命的最后一刻,她拉着儿子的衣角,微笑着说:

“儿长大如此,我死何恨。”

这里使用的是史料原文,因为感情,是无法翻译的。

还有,其实这句话,她是哭着说的,但我认为,当时的她,很高兴。

王宫女就此走完了她的一生,虽然她死后,万历还是一如既往地混账,竟然不予厚葬,经过当时的首辅叶向高反复请求,才得到了一个谥号。

虽然她这一生,并没有什么可供传诵的事迹,但她已然知足。

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爱都是为了相聚,只有母爱,是为了分离。

接受了母亲最后祝福的朱常洛还将继续走下去,在他成为帝国的统治者前,必须接受更为可怕的考验。

明朝的那些事儿-历史应该可以写得好看[140]

梃击

朱常洛是个可怜人,具体表现为出身低,从小就不受人待见,身为皇子,别说胎教,连幼儿园都没上过,直到十二岁才读书,算半个失学儿童。身为长子,却一直位置不稳,摇摇摆摆到了十九岁,才正式册立为太子。

读书的时候,老师不管饭,册立的时候,仪式都从简,混到这个份上,怎个惨字了得。

他还是个老实人,平时很少说话,也不闹事,待人也和气,很够意思,但凡对他好的,他都报恩。比如董其昌先生,虽被称为明代最伟大的天才画家,但人品极坏,平日欺男霸女,鱼肉百姓,闹得当地百姓都受不了,但就是这么个人,因为教过他几天,辞官后还特地召回,给予优厚待遇。

更为难得的是,对他不好的,他也不记仇,最典型的就是郑贵妃,这位妇女的档次属于街头大妈级,不但多事,而且闹事,屡次跟他为难,朱常洛却不以为意,还多次替其开脱。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他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好人。

但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在皇权斗争中,好人最后的结局,就是废人。

虽然之前经历风风雨雨,终于当上太子,但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只要万历一天不死,他一天不登基,幕后的阴谋将永不停息,直至将他彻底毁灭。

现实生活不是电影,坏人总是赢,好人经常输,而像朱常洛这种老好人,应该算是稳输不赢。

可是这一次,是个例外。

事实证明,万历二十九年,朱常洛被册立为太子,不过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两年后,麻烦就来了。

这是一个很大的麻烦,大到国家动荡,皇帝惊恐,太子不安,连老滑头沈一贯都被迫下台。

但有趣的是,惹出麻烦的,既不是朱常洛,也不是郑贵妃,更不是万历,事实上,幕后黑手到底是谁,直至今日,也无人知晓。

万历三十一年十一月,一篇文章在朝野之间开始流传,初始还是小范围内传抄,后来索性变成了大字报,民居市场贴得到处都是,识字不识字都去看,短短十几天内朝廷人人皆知,连买菜的老大娘都知道了,在没有互联网和手机短信的当年,传播速度可谓惊人。

之所以如此轰动,是因为这篇文章的内容,实在是太过火爆。

此文名叫《续忧危竑议》,全篇仅几百字,但在历史上,它却有一个诡异的名字——“妖书”。

在这份妖书中,没有议论,没有叙述,只有两个人的对话,一个人问,一个人答。问话者的姓名不详,而回答的那个人,叫做郑福成。这个名字,也是文中唯一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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