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监狱路很远，时间已不早了，聂赫留朵夫就雇了一辆马车。车夫是个中年人，相貌聪明而善良。在一条街上，他向聂赫留朵夫转过身来，指给他看一座正在动工修建的大厦。
“您瞧，他们在盖一座多阔气的大楼，”他说，那副神气仿佛他也是这座房子的股东，因此得意扬扬。
那座房子确实很大，结构复杂，式样别致。坚固的脚手架用粗大的松木搭成，再用铁钩扣紧，围着正在兴建的大楼；一道板墙把它同街道隔开。工人们身上溅满石灰浆，象蚂蚁似地在脚手架上来来往往，有的在砌墙，有的在劈砖头，有的在把沉甸甸的砖斗和泥桶提上去，然后把空斗和空桶放下来。
一个服装讲究的胖老爷，大概是建筑师吧，站在脚手架旁，指手划脚地对一个毕恭毕敬地听着的弗拉基米尔籍包工头说着什么。有些载货的大车从门里进来，有些空车从门里出去对抗性矛盾与非对抗性矛盾相对。矛盾斗争的一种形，都从建筑师和包工头身边驶过。
“做工的人也好，迫使他们做工的人也好，全都认为应该这样过日子。尽管工人们的妻子怀了孕，还得在家里干着不能胜任的重活，他们的孩子戴着碎布小圆帽，在濒临饿死前象小老头似的露出苦笑，乱蹬着细腿，他们自己还得为一个愚蠢无用的人，一个掠夺他们和迫使他们破产的人建造这么一座愚蠢无用的宫殿，”聂赫留朵夫瞧着这座房子，心里想。
“是的，盖这样的房子真是荒唐，”他把心里的想法说出口来。
“怎么会荒唐呢？”马车夫生气地说，“老百姓靠它吃饭，可不能说它荒唐！”
“要知道这工作是没有用的。”
“既然人家在盖，那就是有用的，”马车夫反驳说，“老百姓有饭吃了。”
聂赫留朵夫不作声，特别是因为车轮辘辘作响，说话很费力。在离监狱不远的地方，马车从石子路拐到驿道上，谈话就方便了。马车夫又同聂赫留朵夫聊了起来。
“今年怎么有这么多乡下人涌到城里来，”他说着从驭座上转过身，给聂赫留朵夫指指一伙从农村来的工人。他们背着锯子、斧子、短皮袄和口袋迎面走来。
“难道比往年多吗？”聂赫留朵夫问。
“多得多啦！今年到处都挤满人，简直要命。老板把乡下人丢来丢去，简直象刨花一样。到处都挤满了人。”
“怎么会这样呢？”
“人越来越多，没地方去。”
“人怎么会越来越多呢？为什么他们不肯待在乡下？”
“待在乡下没活干。没有土地呀。”
聂赫留朵夫好象一个负伤的人，觉得别人总是有意碰他的伤疤，其实那是因为碰到痛的地方才有这样的感觉。
“难道到处都是这样吗？”他暗想，并询问马车夫，他们村子里有多少土地，他自己家里有多少土地，为什么他要待在城里。
“我们乡下的地，老爷，每人平均只有一俄亩。我们家里有三口人的地，”马车夫兴致勃勃地讲起来。“我家里有父亲，一个兄弟，还有一个兄弟当兵去了。他们在地里干活，可是活不多，一干就完了。所以我那个弟弟也想到莫斯科来。”
“你们不能租点地来种吗？”
“如今上哪儿去租？原来的地主老爷都把家产吃尽卖光了。商人们把地统统抓在手里。你别想从他们手里租到土地，他们都自己经营。我们那里来了一个法国人，他把我们老东家的地全买下，自己经营。他不肯出租土地，你就毫无办法。”
“那是个什么样的法国人？”
“一个叫杜弗尔的法国人，您也许听说过。他在大剧院里给演员做假发。那是个好买卖，他发了财。他把我们女东家的地产全买下了。如今我们只好听他摆布。他想怎样欺侮我们就怎样欺侮我们。谢谢天老爷，他本人还不错。可他娶的那个俄国老婆是一只雌老虎，但愿上帝保佑别让人碰上她。她搜刮老百姓，可凶了。喏，监狱到了。您在哪儿下？在大门口吗？我看他们是不让进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