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到家门口时，我将披着的毛巾被抖开，把自己整个罩上，从毛巾被的一个破洞看路。用脚蹬开大门时，看到闻声来迎接我的大花狗，被我奇怪的装束吓得夹起尾巴“呜呜”着躲到俺娘脚下，我开心得笑了。
正在盛大米汤的俺娘转脸责怪：“尽出洋相，快吃饭，吃完好干活。”
俺娘不单是个众人口中的优秀老师，还是个家里地里非常勤劳的人。
一个勤劳能吃苦的母亲，当然不允许自己的儿子偷懒耍滑——虽然我这个“非农业”不需要抵半个劳力随队里集体出工，可我和俺哥还是要到田间地头薅草卖给生产一队的饲养室以换取工分。
当年，工分就是钱、就是粮食。饲养员为防止俺们这些半大孩子在草里掺杂石头、沙子、泥土、以次充好，就让俺们先淘洗再过称。
于是俺们就把草在牛屋前面河沟的黄泥水里随便泡了泡后，为增加重量，在水流还在“哗哗”淌的时候，就赶紧挎到磅前称重……为此，负责过称的人就故意拖延时间，等水淌得差不多再称。
如是这样，俺们不得不让草再洗个澡。
俺大俺娘虽都有工资，可两个人加起来也就四十多块钱。
每个月工资到手后，俺大先给自己买上三条普滕牌香烟和两捆瓶装芋头干酒，再用购粮证从周营公社粮管所买回来全家必须的米油面后，已所剩无几。
俺们家曾经为买一台工农牌缝纫机，一家人紧衣缩食了整整两年才把借的钱还上。所以，除了精神上自我感觉比社员优越外，至于吃的喝的穿的好像还不如普通社员滋润光鲜。
现在家里养了二十多只、据俺娘说可以满足俺们弟兄三人学费的安哥拉长毛兔，因此每天需要满满漾漾两粪箕子青草，才能让兔子吃饱安静、不再咣当兔门子，以便生长出优质的毛……就连不到十岁的弟弟也不能闲着，开始提着竹篮子跟俺们薅草凑数。
从我记事起，我好像一直在为家里的吃穿干活。最早，应该是在我三四岁的时候。
当秋霜满地，棒子、高粱收过以后，光秃秃的田地里只剩下棒子茬、高粱茬和其埋在土里看不到的鸟窝状的根部（俺们称之为棒子疙瘩、高粱疙瘩）时，俺娘就扛起在中国形状最古老的农具——镢头——一把刃部加钢非常锋利的镢头，只有这样的镢头才能轻易刨开已板结了的黄土地。
这时候，俺娘总是带着我和俺哥。
总有使不完劲的俺娘在前面双臂抡开、镢头高举重落，一两下就能刨起一个“疙瘩”；人小体弱、倍感疲乏的我和俺哥总是坐在距她身后两三米的地上，每磕几个就拧着腚往前挪挪。
俺娘干活不休息，所以俺兄弟俩就没法停下来，直到吃饭时间，俺大推着借来的独轮车来装棒子、高粱疙瘩，我和俺哥才能回家吃饭休息。
那时，虽说煤炭金贵、大都是以烧柴草为主，可村里的庄户人家的自留地多，收获的棒子秸、高粱秸、芝麻杆加上在公家的田边地头东抓西划，总能烧上一年半载，所以除了俺家没有人到队里的大田里费时费力地刨这些沾满泥土、不熬火的疙瘩。正因为没人要，俺家人才可以随便刨，刨多少也没人管没人问，不然公家的东西谁敢动，如果偷拿了公家或私人的财物，是要挂在脖子上、驮在背上游街的——（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