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孙可望、孙征淇父子来说，统治多达数千万人的印度教和回回臣民，最大的问题无疑在于作为统治阶层主体的华人数量过少。
虽然经过在下缅甸的多年经略，以及后来在孟加拉一带的垦荒营田，孙可望带入印度的西营士马部众，已有战兵约十万人、妇孺老弱家眷共计三十余万的规模。
可是不满五十万人口的华人，进入印度以后，瞬间就会被百倍于己的印度教臣民淹没。
这样稠密的人口海洋，随时都可能导致孙可望的一叶扁舟，在惊涛骇浪中彻底覆灭。
即便孙可望依靠着宗教宽容的博大政策，取得了印度教臣民的忠诚，但这毕竟只是短暂的情况。
与过去长期统治南亚次大陆的中亚回回王公们相比，西营部众同样兼具了异教徒和异民族的身份。
华人和基督徒的组合身份，又使得后西明王朝成为了这个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异类。
为了巩固呆迷儿帝国的统治秩序，也是为了扩大呆迷儿帝国的统治基础，孙可望、孙征淇两代人都出台过非常多拉拢印度教民众的政策。
呆迷儿帝国的行政官僚体系，大部分都是由印度本土的印度教百姓担任，在这方面，孙可望的表现甚至比过去的德里苏丹国诸君主及莫卧儿帝国的皇帝们，都显得更为宽容。
他重点打击的对象是聚居在旁遮普和德里一带的回回王公势力，这些回回王公大多数心怀前朝，又和山北的阿富汗人、波斯人关系密切，商业网络甚至远达撒马尔罕和伊斯坦布尔，对呆迷儿帝国的威胁极大。
在呆迷儿帝国的体系里，华人无疑是第一等的统治集团，作为基督徒人口的补充，葡萄牙、荷兰、英国、西班牙和法国的传教士、探险家和殖民者，甚至是他们的海盗，也经常性地可以获得呆迷儿帝国的高官显爵。
白人基督徒，还有生活在山南地区——即孟加拉、阿萨姆和下缅甸一带——的黄种人土著，都是呆迷儿帝国的“老本”之一，可以算作第二等的统治集团。
其次，作为呆迷儿帝国第三等统治集团的，则是渐渐取代了阿富汗部落骑兵位置的锡克骑兵。
锡克教众不同于回回和印度教信徒，在生活习惯、文化习俗上，与华人更为相似，而且骁勇善战的特点，以及被回回、印度教同时压迫的处境，也有利于让他们依附于呆迷儿帝国。
印度教信众，整体地位上来说和锡克教众是比较接近的，都可以算是帝国的第三等统治集团之列。
只不过由于印度教信众人口极多，民族也不尽相同，所以在不同地区，印度教信众的地位也往往不大一样。
例如在恒河流域，印度教信众多数仅仅能够担任中下层的行政官吏，地位尚不及可以担任高级军事将领的锡克人和阿富汗人。
但在南方的拉杰普特（漠南）、德干高原（南原）地区，为了羁縻地方，印度教信众的地位就比他们在北方高得多，不仅能够像西瓦吉那样封王出任水师督师，而且许多人还能够出任最高一级的总督、巡抚等封疆大吏职务。
而以德里苏丹国、莫卧儿帝国的旧王公为主的回回封建主势力，则一直受到孙可望父子的打击和排挤，一些普通的回回百姓也因此受到牵连，往往在呆迷儿帝国内受到不合理的迫害与不公平的对待。
北方恒河流域，时不时都有回回王公起兵叛乱，甚至有人试图联合山北的阿富汗部落与波斯的萨菲王朝，以实现莫卧儿帝国的复国事业。
然而萨菲王朝，在晚明时期阿巴斯大帝去世以后，帝国就陷入了长久的衰落之中。
阿巴斯大帝的继承人萨菲为人残暴而内敛，他无情地淘汰任何一个能威胁他权力的人，几乎处决所有的萨非王室的王子，以及功绩显赫的朝臣和将军。他甚少留意政事，又无文化或学术兴趣，甚至有阅读和书写的困难。
在他统治时期，萨非王朝开始衰落。北部的俄罗斯帝国逐渐将势力伸向高加索山脉和中亚；东部新兴的呆迷儿帝国，也和萨菲王朝争夺阿富汗商路和波斯湾商路的贸易红利。
大约与孙可望父子同时期在位的苏莱曼一世以萨非二世的名号即位，因当时年幼，及在后宫长大，对外面的世界并不认识。又因其人好酗酒，身体不佳。即位首年，不单发生地震，更受哥萨克人侵袭里海沿岸。
苏莱曼一世对政事没有兴趣，宁愿留在后宫，政务落于首相及由后宫宦官组成的理事会手上。苏莱曼一世在位期间，宦官的势力日益增大，贪污成风，军备松弛，接连被呆迷儿帝国和乌兹别克人打败，国势日渐衰落，根本无力出兵印度。
为了补充华人人口，到东王沙孙征淇的统治时期，呆迷儿帝国不仅开始从阿萨姆和下缅甸一带的土著中选拔精英，拔擢入华人阶层，而且还屡屡出兵攻打暹罗和干涉安南内战，又同延平公司在南洋争霸，来获取华人移民补充。
早在孙可望初建呆迷儿帝国时期，经历过晚明连年战争的孙可望，就效仿满洲八旗的制度，在印度建立了相似的五行旗制度。
五行旗分为华人五行、山南五行（即阿萨姆和缅甸地区的土著）、山北五行（即来自中亚的部落骑兵）、海外五行（即来自西洋地区的殖民者）、印度五行（即印度本土的印度教、回回精英）。
每一五行，按照金木水火土分为五旗编制，由孙可望父子身边的亲信，以及较早归附呆迷儿帝国的地方大贵族出任各旗旗主。
五行旗制度扩大了呆迷儿帝国的统治基础，使得本来仅仅靠区区五十万华人统治一亿印度人的帝国统治秩序，扩大为了依靠二百万旗人统治一亿印度人的体制。
但即便如此，华人人口不足，也始终是呆迷儿帝国的一大弱点。
十八世纪末，第六代东王沙正式废除了五行旗制度，实行了普遍的帝国公民制改革，授予了全部国民完整的公民权，使得帝国的印度色彩大大加深，华人因素逐渐减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