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骜的随口吐槽，萧穗也没往心里去，只当顾骜又是瞎想。
谁知顾骜是个脑洞大如天的家伙，一旦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就敢果断继续往下想。
他想起了一些nhk表现50年代曰本社会的年代剧。
不得不说，曰本人拍出来的年代剧，多半还是严谨的，曰本人195x年的贫穷程度，跟国内198x年几乎一样。
比如有一本堀北真希拍的、题为《乌梅酱先生》的晨间年代剧，穿越前顾骜在b站就刷过。（这里的“先生”是“医生”的意思，日语里写作先生的，包括老师、医生、律师。）
片子里那些50年代的曰本人，在电视机刚出现那两年，居然挤在东京的大广场上，几千人围着一台看nhk的节目。
而1980年代的国内情况也差不多，前世顾骜听长辈们聊起那段刚刚百废待兴岁月的社会见闻。就提到过那时去探望义乌、东阳的婺州乡下亲戚，就在婺州火车站的广场上看到过免费公开放的电视机，放过《沪江滩》，每到晚上黑压压围满了一广场的人。
当然了，吴越省在80年代应该算财政状况相对还行的省份。至于内地的贫困省份、地级市的火车站有没有公放的电视机，顾骜没调查过，也就没有发言权。
但是，没有客观条件，顾骜可以适当制造一下条件，他如今有这个实力，而且想到了一个一箭双雕的计策。
想到就做，他立刻给身在特区的韩婷打了个电话。
“韩老师，汉乐电子转产电视机的事儿，安排得怎么样了？离上次你给中信报备，也快一个月了吧。”
电话另一头的韩婷，听起来没什么好气，应该是太忙了，嗓音都能听出憔悴：“哪那么快呢！只是把必要设备弄来了，小规模试流了一下，大多数还是拿的进口半成品组装而已。
再说了，你的‘吃豆人’和‘炸弹人’还有不少销量呢，公司的‘坦克大战’也还没榨干，这么急干嘛？生产电视机本来就是个备用的后手，后续的两个月暑假，最多也就平均分出20%剩余产能来造电视机。”
汉乐电子如今月产5000台街机的规模还是有的，生产电视机比街机还方便些，即使是20%产能，两个月也有3000台了。以国内如今电视机的稀缺，销量绝对是不愁的。
国产电视机厂的大规模上马，都是84年左右的事儿了，产量第一次过剩得87年左右。
顾骜盘算了一下后，进一步建议：“韩老师，不知你有没有打算过，为汉乐电子的产品和品牌打广告呢？”
“广告？为什么要打广告？电视机又不是烟酒，生产多少都卖得完。”韩婷思维很清晰。
顾骜：“烟酒一样卖得完你以为米娜家的yl特曲，不打广告就卖不出去么？不，只是卖不出高价，不能卡住仅次于茅五剑泸之后的‘中高端酒’定位。打了广告，才能卖到4块钱一斤，而不是1块5毛钱一斤。
汉乐电子如果愿意生产档次和技术指标优秀的电视机，稍微打点广告，才适合涨价销售。加上你是合资企业，不需要考虑国家的供货指标，卖电视机可以不收工业券，肯定有各种万元户和乡镇企业主会买一台的，先富起来的人不缺这点钱。”
1980年，国产的小黑白电视机，普遍在1000块以下，如果是14寸以上，才能破千。而进口的彩色日货，轻轻松松一千多，最大的18寸，2000都能卖出去，还得凭专门指定的工业券。
至于国产的彩色，如今也有少量生产，但卡得极严。因为彩色显像管还不能国产化，要花珍贵的外汇进口，国内只是进行一下组装。
国家去年倒是在陕省的咸阳、投资了国内第一家彩色显像管厂，可预期要82年才能投产。
而汉乐电子与国内其他厂子相比，最大的优势就是位于特区的沙角工业区，那里进口原材料3年免关税，自然也就包括了“进口外国显像管免关税”，这一块就比其他国内组装厂有碾压性的成本优势了，几乎形同吊打小学生。
而且沙角开发区独有的强制结汇豁免额度，也让汉乐电子可以依据政策、在自己出口创汇的收入中，截流一部分自行决策采购境外物资。
韩婷如果想造每台售价2000块的高端电视机，哪怕将来年产量控制在十万台，国内都有足够的有钱人来消化。
中国那么大，还凑不出每个县几百号有能耐的万元户？同时满足“高端”兼“不凭票限量”这两点的细分市场，几乎是没人抢的，独此一家。
“到1982年、沙角工业区的‘前三年进口来料免关税’政策到期之前，国内没有任何其他地方的单位能享受这种政策。同样是到82年为止，咸阳的彩虹显像管厂投产之前，国产化也断无可能。你只要占住这个品牌心智，就等于躺着白捡两年高利润。”
顾骜最后如此分析。
韩婷终于颇为意动，觉得花钱打打广告貌似也行。
“米娜的酒厂，去年你给她作价30万人民币，白打了个广告吧？电视机怎么也高端一点，我可以想办法决策，到时候拿出50万打广告。不过，你有性价比高的作品媒介推荐么？”
顾骜循循善诱地说：“引进火爆电影、贴片广告的机会不是每年有的，而且这门生意已经不让做了。但我有更好的办法，并不是所有广告，都要严格遵守传统的嘛，你做一点好事，让电视台，甚至是大量报纸媒体报道你，一样能起到广告作用，甚至更大。因为你是第一个这么干的。”
“有点儿意思，说清楚点。”韩婷也非常干脆利索，她只要听从了顾骜的计策，从来都是不墨迹的。
顾骜终于露出了贼笑：“我建议你，拿出个成本50万左右的产品、毛利报高一点，虚称100万，然后找几个铁路局捐献出去。就当是丰富人民生活、让更多老少边穷人民能看到新闻连播、帮助宣传国家开放成果。
具体监控方法嘛，你可以指定用途，让各大铁路局别把东西弄到领导家里，而是确保装到各个地级市火车站的候车大厅里，甚至门口。装好后，要求有关部门拍几张实际投放状态下的照片回来。”
顾骜的说法，已经可以尽量防止截流挪用，如今的人思想至少比20年后纯洁些，胆子也小。外商戴帽子过来的物资，敢明目张胆截流的不多。
就算有，只要是少数，顾骜也认了。
因为这几十万花下去，绝对比正儿八经渠道的广告，效果要好得多。
各地报纸肯定也会作为政绩疯狂吹嘘的，比如“我市火车站惠民项目如何如何、与民同乐如何如何、送电视下贫困市如何如何……”
如今的地方新闻本来就少，记者们都愁没大事儿填满格子呢。
韩婷暗暗觉得不错，却也嗅到了一丝阴谋的味道：
“办法是不错，但怎么总觉得你另有企图？你小子不会连我都算计了吧？不然你都把汉乐的股份抛给我了，还帮我出谋划策？”
顾骜也不想瞒着韩婷：“我确实也有一点点私心，但总的来说，绝对是你得到的好处多我是觉得，暑假结束之前，我投资合拍的《沪江滩》，就要在内地上映了，首映看到的人民太少，我也觉得惋惜嘛。能让更多偏远贫穷地区的人民丰富精神生活，这总不是坏事吧。
而且我有自信，央视在看到我的节目的收视率、尤其是在社会上引起的反响、读者来信数量，肯定会多重播几次的。”
顾骜虽然有抢占空白品牌心智的想法，但毕竟是做了好事，各方都捞了好处。
至于央视“看到收视率”后决定多重播，只是顾骜随口说的。
如今央视不管放什么东西，只要是黄金时段，收视率70%以上都是轻轻松松，凡是有电视机的，几乎没有舍得不看的，节目再烂也看。
所以决定重播的最主要因素，还是观众的来信、来电这些反馈。
韩婷斟酌再三，终于决定采纳。
她也一事不烦二主，直接让顾骜给她说些操作层面的细节。
顾骜一边回忆着前世看的堀北真希《乌梅酱先生》、结合如今的切身体验，分析道：
“要在站前广场和候车大厅里看电视，区区十几寸的屏幕，让人隔着几十米围观，根本看不到什么。电视机尺寸再大也也没用，充其量只是一个影影绰绰的印象。
所以关键是要给电视机配很大功率的音响，而且最好分不同位置放好几个。靠bgm和台词来让观众感受氛围。
说白了，还是免费广播时代的传媒套路，只不过比广播稍微多了点辅助脑补的提纲性画面。毕竟视觉信号的共享性太差了。不如大功率喇叭，随便一吼让整个体育场几万人听见都很轻松。”
“行，这事儿我下个月就开始操办。”韩婷也是懂点儿宣传理论的，听了深以为然。
这也是为什么明明30年代电视在西方就出现了，却整整20年都没能成为大众传媒和宣传工具、罗斯福和希特勒仍然在借助广播因为广播是对受众富裕程度门槛最低的宣传方式，哪怕赤贫的乞丐，在街上一坐，照样能听到总统的“炉边谈话”或者元首的“意志胜利”。
同样的，很多人恐怕都没想到，一直到1985年为止，其实全中国合法收入最高的文娱传媒演艺界人士，是说书的单田芳老师。
人家早在1962年最困难的时候，还没上电台，光靠小场子走穴就能赚四五千一个月，有十几块劳力士手表。79年后上了电台，按收听率有奖励，更是一发不可收拾。
虽然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给出的收听率奖励极低极低，但架不住最后统计上来有6亿人收听。（当时电台没那么多节目，会轮播。所以重播的时候你还开着收音机，会被统计两次。这是算法导致的水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