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佑四年,京师再次旱灾,朝廷府库困窘,太皇太后高滔滔不得不宣布,今年罢春宴。
就此,文彦博黯然下台。
吕大防和范纯仁就趁此机会将郑侠掉了江南西路。反正那里地处南方,又是王安石的老家,这个灾星还是去祸害他仇人的老家去吧。
郑侠走后,京畿地区立刻开始下起了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春天旱灾对粮食收成的影响。不过,这一年夏秋季节,老天爷霖雨不断,黄河流域河流的水势普遍大涨,也幸好吕大防和范纯仁这些人应对得体,这才没有让黄河发生更大的灾害。
其实,保守派应该分为四个党派,以吕公著和吕大防这两个人为首的,他们并不完全属于朔党,就是文彦博也不完全属于朔党。继承司马光衣钵的人是刘挚。
吕公著、文彦博、吕大防更多代表的是自己的家族,而吕大防则更多代表的是关学,虽然他自己不是关学宗师张载的徒弟,可他的三个兄弟都是张载的弟子。
保守派三党,洛党这些人的政治理念,与王安石多有异同。只要主张用理想中的王道来改变现实,而这个所谓的‘王道’典范就是华夏历史上远古尧舜禹的时代。
从这一点来说,王安石对比洛党更务实一些,洛党诸如恢复井田之类的举措太过于想当然了。
而洛党与王安石一系的人当然有所不同,其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王安石更注重法,而洛党则更注重人。
至于那些在后世被归于蜀党的大臣,其实都应该归于中间派更恰当。
苏轼这个大嘴巴,王安石变法的时候,他就不断上书,喷那些颁布的新法,不过,他和那些保守派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苏大胡子说得在理,言之有物,可是,王安石和宋神宗对于反对变法的人有些过于太武断了,直接一刀切。特别是王安石,无怪乎别人都称呼他为拗相公,根本就听不进去不同意见。
在他看来,一切发对变法的人都是自己的政敌。不过,当吕惠卿、邓馆和李定一手炮制的乌台诗案,想要籍此彻底整倒苏轼的时候,还是王安石站出来替他说公道话,而替苏轼求情的人,除了愿意以身替兄长定罪的苏辙以外,大多数却都是变法派的大臣,比如苏轼原本的好友章惇。
而苏辙这个人更为复杂,他原本也同苏轼一样,并不是完全反对变法,还向王安石提出了不少非常中肯的意见,比如,‘青苗法’,苏辙就用唐朝著名的经济专家、丞相刘晏,就从来不把钱借贷给百姓,他只要是利用古法常平法调控国家的粮食价格,来达到让农民增收减负的目的。
其实,苏辙的这个主张完全是正确的。
常平法最早出现在战国初期法家真正的创始人魏国李悝,史记中记载的尽地力之教就有这样的记述。
谷贱伤农,如果王安石将常平法操作的好的话,那么根本就无需颁发什么青苗法和市易法,只要牢牢的把控制粮食的价格,王安石变法既可以坚决的执行下去,又可以避免树敌太多。
北方的世家大族和武将世家大多数既是超级大地主,又是大粮商。他们自然比较依赖粮食交易的收入,可是,王安石如果真得大力而严格地推行常平法的话,这些势力在粮食交易中的损失,完全可以用其他商品的交易中来弥补。而王安石最后还是一意孤行地,强力推行了青苗法和市易法,这就把那些完全可以拉拢到自己一方的势力也完全得罪了。
在遇上宋神宗这么一个意志不坚定的皇帝,新法的败亡自然已经注定。
最后,还是因为‘青苗法’,苏辙最终还是被王安石贬出了汴梁城。
也许正是这个时候,这个原因,才让苏辙的内心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历史上,苏辙在元丰八年八月奉诏回京,就任秘书省校书郎。他对于司马光反对而要废除新法的态度,也进言劝谏了一番,可惜的是,在这一点上,司马光和王安石其实是一类人,根本就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就废除新法这件事,不单单是苏氏兄弟劝过他,就连范纯仁都劝过他。
不过,后来,苏辙做下了一件错事。司马光主张将宋神宗时期夺取的几个边境上的磐堡归还给西夏国,用来换取和平。可是,当时,发对的人很多,而司马光自己的身体实在是太差,所以,暂时搁置了。
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元佑二年的时候,西夏国派人来恭贺赵煦继位的同时,突然索取这几个磐堡,而苏辙居然也建议答应西夏所请,这个时候,文彦博和吕公著也自然是顺水推舟,答应了西夏国的这个请求。于是,卖过求荣的帽子就戴在了苏辙的头上。
要知道,苏辙那个时候,既不是丞相,也不是枢密使,他仅仅只是个中书舍人而已。他在朝堂上,也就能够提提意见而已,如果,太皇太后高滔滔、文彦博和吕公著都不答应的话,他这个小小的中书舍人的话,又如何能够作数呢?可是,后人在替司马光辩解的时候,就是把这个黑锅扔到苏辙的头上,他也的确是主动背的这个黑锅。
好在,因为蔡道乱入的原因,元丰八年苏辙因为生病,耽误了进京的日期,让文彦博和吕公著对他的态度产生了怀疑,而招他进京的司马光又病重不能理事。他因此被罢免了官职。
无形中算是躲过了那个黝黑的黑锅。
而这个世空当中,因为兰州城过早的失陷,缺少了苏辙这个傻子,司马光过早的过世,三个因素的影响,导致西夏国求取边境的这个无理要求,就再也没有人愿意起这个头,答应这件事。
其实,元祐元年之后,西夏国内部也同样遭遇了权利的更迭,根本无力对外发动战争。憋屈的李秉常终于忧愤而死,他的儿子,年仅三岁的李乾顺继位,西夏国的大权再次落入了梁氏的手中。这位梁太后是前太后的亲侄女。
蜀党中除了苏氏兄弟,还有吕陶,这个世空当中,还应该加上张商英,而另外一个重要的成员上官均其实是八闽邵州邵武人。
所以,这个后世所谓的蜀党,更应该被成为中间派更正确。
如今还应该加上孙觉、曾巩、曾肇、蔡玄、宗泽和张叔夜,以及苏门四学士。
秦观最终还是如愿的在元丰八年的科举考试中考中了进士。
这次的科举考试,秦观能够中选,过程可谓相当的惊险。
秦观之所以能够考中进士,还是依照蔡道的建议。
蔡道让七色领的人给了秦观一封信,信中大致是劝谏秦观,要想施展个人的抱负,就先要考中进士,当上官员。而如今保守派和变法派在朝堂上争斗不断,这一次的科举考试也就成了双方争夺的焦点。
作为苏轼弟子当中,诗词最为出众的弟子,一旦参与这一次的科举考试,肯定会受到两个派系重点照顾。可是,苏轼早就已经把两个派系中重要的官员都给得罪了。这些高官又怎么会坐视秦观顺顺当当的考中进士呢?
那个时候,司马光得势,监考的人自然就是他的亲信,也就是范祖禹。他被指派为监考官,肯定会带着有色眼睛去看秦观。
因此,秦观应试的时候,一旦按照往常的行文方式作答的话,肯定会被落榜的。
所以,蔡道的第二个建议,秦观应试的时候,将策论答得中规中矩,四平八稳,既让阅卷的人挑不出错处,又让阅卷的人看不出这片文章是何人所做。
要知道,宋朝这个时期的科举考试,可是实行的糊名和誊录政策。这两项政策虽然不能从根本上杜绝科举舞弊,但是,还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这方面的腐败。
君子欺之以方,如果是文彦博和吕公著这样的积年老官担任主考官的话,秦观就是在努力,这次的科举考试也根本无法如愿。
可是,蔡道的这建议就是欺负司马光手下的人过于耿直,而范祖禹更是其中的翘楚。
事情的结局也正如蔡道所料的那样,当主考官们将他们选中的考卷汇集在一起,打开糊名的时候,范祖禹这才陡然发现,自己居然被秦观调戏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