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仑建立起欧洲当时最强大的军队，为了使这支军队完全听命于他，他除了固定官兵之间的等级外，还固定了近卫军和普通队列军队之间的等级，并纳入了竞争的机制。
拿破仑创建了对自己忠诚的近卫军，并给予近卫军以种种特权和优惠，以此吸引优秀军官人才，确立自己的威望和军人对自己的崇拜。
1813年3月19日，拿破仑以帝国法令的形式明确规定了近卫军官和普通军官之间的军衔级别的对应关系，作为一种奖励制度，优秀的队列军官可以转成近卫军军官，对普通军官来说，进入近卫军就成了升官发财的一个渠道。
这项制度吸引了大量忠顺于拿破仑的军官。
大革命埋葬了军队中官兵之间不可逾越的封建社会的阶级鸿沟，对于普通法国人来讲，当兵既是为国家服务，更是改善和提高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的一条现实途径。
拿破仑极力利用人们的这种心理，吸引他们当兵。
他认为法国人只有一种感情，这就是荣誉。
因此，必须为这种情感提供养料。
而这种养料就是适当的晋升制度，即擢升军官不重资历和出身而凭战功的大小，多寡。
这样，拿破仑把军人的荣誉感引导到升官和思想和行动之中，每一个士兵都梦想着进入军官的行列，使军队完全听命于他。
二是颁布法令大力创办军校，提高军人的文化教育素质，并把文化教育水平作为晋升的一个重要条件。
拿破仑深受法国启蒙思想家的熏陶，他当政后重视对国家和军队的教育工作，为了提高军人的政治和军事素质，拿破仑颁布可许多法令，创办了许多军校。
1803年1月，拿破仑在雅各宾派于1794年6月1日开办的马尔斯军校的基础上，在枫丹白露创办了一所专业军事学校，目的是为军队培养军官并由此打下良好的组织基础，这所学校就是后来著名的圣西尔军校。
到了帝国时期，拿破仑还创办了巴黎综合技术学校，麦茨炮兵学校，圣日尔曼军校，凡尔赛军校以及意大利的布雷西亚军校等。他在军队中大力起用军校毕业生，这些都保证了拿破仑的军官队伍具有较高的文化和军事素质，成为高度战斗力的一个重要因素。
拿破仑之所以能够使他的新兵在四个星期之内从随营学校毕业，是因为他有最优良的干部。
三是独具特色的军人社会保障立法。
军队是拿破仑的权力基础，关系到拿破仑统治的稳定，因此拿破仑对解除军人的后顾之忧极为重视，其中最重要的是有关退伍军人和残疾军人发立法保障。
拿破仑执政以后，对有关退，残军人的社会立法不断的加以补充和完善，形成一套比较完备的法律体系。
除此以外，拿破仑政府还注意对退伍军人的生活安置，最大限度地安排他们再就业，以免他们因日后生活困难而引发对政府的不满。
同时把退残军人的住房问题放在重要位置加以解决，拿破仑为退残军人提供了较为安逸的生活居住环境。
他在封建时代军人院的基础上建起老兵的残废军人院，使他们有一个栖身之地。
并把法国历代帝王的行宫，凡尔赛宫也给了残废军人居住，足见拿破仑对这一问题的关注。
拿破仑的军事谋略，概括起来就是充分地运用和发挥自己军队的特点，迅速地、机动地运用军队，在出色的运动中，集中优势兵力，发动坚决的进攻，歼灭敌军兵力，夺取战役的胜利。
其中，歼灭敌军兵力是拿破仑军事思想的核心。
拿破仑大帝的建军思想，概括起来就是对建军原则、军事体制、军队思想建设等方面人性化的改革和宣传。
拿破仑通过对建军思想、战略战术、军事体制等方面大刀阔斧的改革，前后20多年刀戈征战，曾亲自指挥过约60个战役，特别是对五次反法同盟的胜利，使其军事思想、军事理论在战争的实践中不断完善和发展。
被后人称为真正的军事艺术巨匠。
韦爵爷虽然没有千变万化的指挥艺术。
但是身为重生穿越巨，韦爵爷的战略上总是对的，从来没有出过错，甚至永远都不可能出错。
不同的道路选择，会对国家发展及其后果产生极为不同的影响。历史上英国曾逼迫美国，像印度一样，成为英国资本的附属国家。
拿破仑在封锁欧洲大陆的同时，也用暴力在欧洲扩张法国资本。
他继承了大革命时期取得的成果，并通过对外战争将之巩固下来。
特别由他本人下令编撰的《拿破仑法典》，这部法典是很多现代民主国家法律体系的原型。
另外，拿破仑也是最早提出欧罗巴合众国构想，并试图通过武力来实现的人。
虽然他本人并未成功实现这个梦想，欧洲却一直在朝向一体化的目标迈进。
战争使拿破仑登上了法国权力的顶峰、成为了欧洲大陆的霸主，但战争也使拿破仑结束了政治生命。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拿破仑发动战争还具有保卫法国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并把法国革命思想和革命制度推行到欧洲，破坏欧洲的封建秩序，动摇欧洲的封建制度，为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发展创造前提的作用。
尤其是拿破仑的军事立法活动标志着资产阶级职业化军队的建立，他把物质刺激的原则加以法制化作为推动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
他向所有人展示了资产阶级军队建立的一种新型模式，即完全摒弃了封建军队的模式，通过资产阶级的革命和战争建立和发展起自己的军队，他的军事思想军事理论对近代军事科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韦爵爷的宝军就是完全效法拿破仑大帝的一套制度搞出来的。
未来会怎么样，韦爵爷自己也不清楚，所以总是亦步亦趋，不太能放开手脚。
这也和韦爵爷的性格和世界观有关，作为一个现代社会善良的底层渣渣。
韦宝是有很多限制的，不侵略，不让人口大量死亡。
这些都是韦宝的原则，所以天地会的发展速度是不快的，但是比较稳健。
现在韦爵爷遇到的问题，还得回到辽东，回到关外。
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的世纪全球战争的策源地在欧洲。
文明中心也在欧洲。
只要中国当时没有位于欧洲，换了哪个朝代执政，结果都一样。
必然要承受全球化扩散余波的自然结果。
事实上整个东亚都完全沦陷了。
没有一个政体不被颠覆的。
日本即便明治维新成功。
但是原来统治长达几百年的幕府也倒台了。
总之，换谁当家都一样。
满洲人把蒙古人当盟友，当合作伙伴，当作一起镇压统治汉人的兄弟。
而大明认为，汉人就是汉人，鞑子就是鞑子。
特别有意思的一点是大明其实不太能分开，蒙古鞑子和满洲鞑子的区别。
反正全是鞑子。
大清在大明的视角下，就是两伙鞑子联合南下欺负汉人。
大清也承认这一点，所以一直是满蒙一家。
清朝中期以前，皇帝几乎全会蒙古话。
他们见蒙古使者不用翻译，直接用蒙古话交流。
对付蒙古，明朝确实花了太多精力，太长的时间。
前后三百年，明朝就一直和蒙古纠缠不休。
为了蒙古，明朝又是重修早已废弃不用的万里长城，又是在北方设置了九个军事重镇。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连续八次打击蒙古，朱棣连续五次打击蒙古。
到明英宗的时候，蒙古南下，还差点把明朝搞成了第二个南宋。
但是在清朝的时候，蒙古与清朝的关系却一直处理得非常好。
清朝基本上没有为了蒙古，在军事上耗费过太多力气的时候。
而且，清朝基本上也没有和蒙古发生过什么战争。
除了西北的噶尔丹，噶尔丹最终也被康熙搞定。
韦爵爷认真想过，清朝究竟用什么办法，顺利地解决了蒙古问题。
这个办法就是“联姻”，或者也可以说叫做“和亲”。
从努尔哈赤开始，努尔哈赤为了稳定大后方，集中力量攻打明朝，纳娶蒙古各部的公主为妻。
到了皇太极的时候，皇太极在纳娶蒙古女子问题上，花了更大的精力。
他的嫔妃中，有半数是蒙古王公贵族女子。
不仅如此，清朝皇室还把皇室公主远嫁蒙古王公贵族。
后来还因此形成了制度，几乎所有的清朝公主，都要嫁到蒙古草原。
因为这种方式，蒙古和清朝形成了牢不可破的血缘关系，满蒙亲如一家，也得到彻底的完善和落实，清朝也因此轻松搞定了蒙古的问题。
既然清朝可以采用“和亲”的方式，轻松搞定蒙古问题。
明朝为什么却不这么做呢？
虽然说清朝是后面出现的朝代，明朝学不来。
但是，在明朝之前，其实已经出现过以“和亲”的方式处理北方少数民族问题的政策，明朝为什么不采用？
韦爵爷认为，明朝之所以不采用“和亲”的政策处理北方少数民族的问题，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效果并不是很好。
效果不好的原因，主要在于通过血亲维系起来的两国关系，常常会因为嫁到别国的公主出现变故，因此两国重新交恶。
二是明朝耻于这种“和亲”的行为。
汉民族在历史上把自己放在一个高人一等的地位，对“和亲”一事，其实一直是非常抵触的。
所以，大明王朝只能采用强硬的手段对待蒙古。
永乐皇帝朱棣甚至为此沾沾自喜地说，他大明王朝是历史上唯一“不和亲，不纳贡”的朝代。
正因为如此，明朝不利用“和亲”解决边关问题。
清朝没有明朝的那种心态。清朝是少数民族，他们和蒙古是处在同一水平上的。
甚至，有很多时候，蒙古人在地位上，还能略高于清朝满族的。
因为蒙古曾经统一过中国，这样，他们不仅仅是北方少数民族的老大，而且还具有皇家的血统。
因此，满族和蒙古人“和亲”，绝对没有下嫁的味道，反而是高攀。
清朝满族的这种心态，就让他们没有把公主嫁到蒙古，看成是一种耻辱。
清朝持续不断地“和亲”。
而不是有一拨，又停一阵不搞的。
几乎成了定型的制度，一直在搞。
明朝之前的汉人王朝的“和亲”，都是非常“吝啬”的。
不到万不得已，他们不会采用“和亲”的方式。
一是实在打不赢北方少数民族。
二是北方少数民族反复求娶，没有那么多的公主。
这样一来，汉人嫁到北方少数民族去的姻亲就不多。
通过血亲维系起来的关系，一旦血亲淡了，关系就可能破裂。
正因为嫁得少，关系破裂的情况就多。
而清朝持续不断地嫁娶，所以满蒙的关系一直维系得很好。
总之，真正要解决北方游牧民族的问题，虽然不一定像清朝那样持续不断地“和亲”，但至少应该把他们和中原民族放在平等的地位上，这样出现的问题就会更少一些。
大明王朝是不可能将蒙古人摆在汉人同样的地位上的。
因为从大明王朝建立之初，就与蒙古人是仇敌关系。
朱元璋同志怀着无比的仇恨，为了活下去，响应农民起义起来造反。
目的很纯粹，为了生活反抗元庭。
此外中原汉人正统的思想也驱使朱元璋把“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作为自己的起义目标，对大元这个“窃据神器”的蒙古贼恨到了骨子里，迫切需要摆脱奴役和剥削。
因此这种意义上可以理解成这是蒙汉两民族矛盾，两族江山易主，渊源深厚，纠缠不断。
此外，朱八八同志虽然完成了“民族解放”的伟大壮举，却未在根本上给予蒙古人以致命的打击，这一打击把自带优越感的蒙古人，尤其是“黄金家族”，从上层拉下来，赶到沙漠草原上吃沙子，自然激起了蒙古人的反抗和仇恨。
故两族仇恨不断加深，并在大明享祚期间叨扰不断。
最后，实力尚存的蒙古人战斗力依旧强悍，善于游牧的生活方式为其与明朝展开游击战争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中原骑兵难于集中优势兵力与之决战，故难以将其一举歼灭。
两者打打闹闹，你进我退，你退我进，边关就一直没有消停过。
对于清朝而言，蒙人与满人没有较为突出的民族矛盾，经济文化交流密切。
尤其是清廷问鼎中原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的汉化，自然也带动了蒙人的汉化，客观上加速了民族融合的进程。
然后，努尔哈赤，皇太极时代大兴攻伐，满人剽悍善战，与蒙古以军事打击，削弱了大明大量的有生力量。
恩威并用，软硬兼施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历史证明成效显著，努尔哈赤，皇太极即采用此法积极与蒙联姻，如大清国母，博尔济吉特布木布泰，孝庄文太后，加强政治，军事联盟，少兵戈，兴荣乐。
接着，清代历任统治者注重民族问题，加强中央集权。如康熙皇帝创立“多伦会盟”制度，亲征准格尔部葛尔丹，抚剿并用，怀柔蒙古各部，效果十分显著。
最后，蒙古族落后的游牧生活方式不符合时代要求，为历史淘汰。
清代统治者注重汉文化，积极融入大汉民族，与先进生产力同向而驰，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
故蒙古人野心逐渐消磨，自此走向一蹶不振，只有依附满清中央政府才能生产繁衍下去。
清朝也不是一口吃成胖子的，从努尔哈赤到乾隆最终吃掉准噶尔，整整用了六代人。
秦始皇虽然雄才大略，但让他降生在齐楚赵魏的任何一家王室里的话他也不见得有办法统一中国，六世余烈不白奋。
所以历史大势很难改变，包括像是韦宝这样的重生穿越巨也没有很难。
稍微变一点点，就会产生一系列蝴蝶效应。
而且韦宝发现历史有自己的修复功能，有的地方，即便被他小小的改变了。
可其他地方又会迅速调整过来，很像沟里的水。
取走一部分谁，其他部分立刻会填补过来。
而绝对不会出现取走了哪一部分的水，那里就变成了真空状态的情况。
明成祖驾崩时，明朝建立大约60年。
1682年，郑克塽投降，此时距离清太祖起家66年。
除去安南和台湾以外，此时大明王朝和大清王朝的实际控制土地是差不多的。
真正拉开差距的是这“60”年以后，洪熙继位，宣德战略缩边，还没等到自己有实力大手大脚就也去看祖宗了。
然后又轮上了那位亲自带大军去打蒙古人的坑货。
明朝皇帝从直捣黄龙到直捣黄龙到被捕也就隔了20年。
在这以后皇帝再想在领土上有大作为也就不可能了，没人想看着皇帝好大喜功，再花钱赎皇帝。
而清朝却完全不同，康乾超长待机，承上启下的雍正能打也能搞钱，康雍乾三代执政时间竟然达到了138年，占清朝总寿命的一半。
这个阵容实实在在强大，一个古代封建国家的对外政策是否能长期延续取决于他的政治稳定性，而明成祖死后明朝皇帝更新换代的速度太快，往往是根基未稳就去世或者退位了。
假如文宣在位个60年，明朝必然是不同的光景。
可历史没有如果，明朝还是最终且长期把长城变成了自己的边界。
明朝对于蒙古的要求，只是不要来长城以内劫掠就可以。
但却不能给予多少额外的好处，所以永乐北征，蒙古人躲得远远的，不敢打也不来臣服，因为不划算。
而清朝之于蒙古，是联合起来统治汉人的关系。
科尔沁蒙古跟着建州女真劫掠辽东和华北，财帛子女予取予求，而林丹汗帮着明朝打生打死却好处有限，这才吸引的蒙古各部一步步走向建州怀抱。
如果当时明廷明军给力点，熊廷弼或者孙承宗把建州灭了，科尔沁会比察哈尔还老实。
实际上清朝得了天下后，对蒙古也一直防着呢，分化打压手段多的是。
作为一个现代普通渣渣，随着天地会不断壮大。
很多时候，韦爵爷感觉自己既缺乏野心，也缺乏手段。
主要还是缺乏手段。
有时候韦爵爷也会幻想统治全世界的。
只是这种想法通常来的快，去的也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