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东汉末年境内有什么宗教——儒教、道教、佛教是三大教派，真正要想让教派发展起来，就要从儒释道三家的长处分析，取长补短。
儒生一般讲究子不语鬼怪乱力神，所以他们基本上不信奉那种神格宗教。而且他们信奉孔子的根本原因是这样能给他们带来政治上的好处，很多儒生天天读儒家经典，内心深处却不相信它，那些儒生有对广大的平民百姓“仁”和“礼”过吗？他们只对外族凶猛势力和上层势力讲仁和礼。搞这种信奉者根本不信的宗教，是中国的悲哀，很根本的悲哀。
佛教，这个宗教究其内涵，还是很有深度，有它的意义的，但是凡俗中的大部分人并没有这个悟性，他们领会不到佛教的真正要义，只能被佛教外表的消极思想给侵害住，而且大部分中国人信奉佛教讲的就是“临时抱佛脚”，根本没有什么人是真的信奉佛教的。不单单是中国，其他信奉佛教的国家现在都落后的不像样子，看东南亚那些小国。
佛教对中国的影响坏多于好，不仅仅是在思想上麻醉约束了普通民众，而且它这个组织对整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也有非常不好的影响，像南北朝时期和唐朝中后期，寺院恶性膨胀，寺院占尽名山良田、不事生产，既没有产出也无法流通，对社会生产资源的占有和浪费非常突出，尤其是南北朝时代，本当艰苦修为、清静无为的和尚们坐拥大量地产，成为大地主，富甲一方，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
当时平民面临苛捐重税，没有田地耕作又无处谋生，很多选择了出家一条路，因此寺院人员闲散冗余状况也相当厉害，甚至到了要耕田的时候没有劳力、要打战的时候没有兵源的地步，佛教的兴旺鼎盛与萧条混乱的社会秩序产生了根本利益上的冲突。
公元六世纪，北周灭北齐后，北周武帝宇文邕立即推行灭佛政策，限制寺院人数，有三百万僧尼还俗，这个数字是当时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唐武宗时期强迫还俗的僧尼也有26万人，数千万顷的良田被收缴，拆掉寺庙4600所，使社会上的劳动力和生产财富凭空得以成倍增加。和他同样的手段的还有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唐武宗李炎、后周世宗柴荣。
不仅如此，佛门还是特权集中之地。北魏太武帝拓跋焘镇压盖吴起义的时候，在一所佛寺里发现大量的兵器，又发现大量地方官和富人寄藏的私物，以及“私行**”处所，这给了魏太武帝暴力灭佛的借口，“悉诛天下沙门，毁诸经像”。令“一境之内，无复沙门”。
唐代开国时立下一个规定，进入佛门的人“可免死”。因此招致很多叛军被击溃后就往寺庙里躲。“安史之乱”期间，郭子仪与当时的禅宗神会达成协议，默许后者通过私卖度牒的手法换取钱财。佛教徒因此数量失控。种种内乱外患，致使一个本应与世无争、良性运作的宗教组织不断异化，变成了社会肿瘤，非但独立于政权之外，还与世俗社会的利益相冲突，令统治者欲除之而后快，终于招致灭顶之灾。
作为一个宗教，佛教因为膨胀过快而失控。已经逸出了本身作为一个出世的宗教组织本身的权力和职能范围，与世俗社会争夺起资源和财富，甚至于与政权争夺起对社会的控制权。所以刘辩对佛教自然是半点好感都欠奉，不过他对道教则另有看法。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东汉时期在民间兴起，由现在五米道领袖张鲁的祖先张道陵创立，道教的思想。来源于战国时期老子李聃、庄子庄周的道家思想以及先秦的神仙方术，它主张修身养性，炼制丹药，以得道成仙。
道教假托《道德经》之名，学问成分较少。实际成分却是引气、炼丹，荒诞不经，除了哄骗皇帝修炼长生不老之药暂时求得一时发展，实际上对后世文化的影响要比佛、儒两家要弱得多，想想后世那些白莲教之类的邪门教派多脱胎于道教，想想多少皇帝因为误服金丹而提前死去，就让人对道教在这个国度的发展不报什么希望。
《道德经》是好的，道教的基本教义也是好的，修身养性、追求得道的理念也可以引申开来，转化为积极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相对于从印度阿三那里舶来的佛教，刘辩认为土生土长的道教三观更正。
刘辩准备改良道教，使这个本土出产的宗教发挥出它本来应有的作用。道教是要改良，特别是张角利用道教派系的太平道造反，让东汉末年所有诸侯民众都对道教有一股偏见，若还是道教，根本无法让人接受。
刘辩本人虽然通晓一些心理暗示之类的洗脑方法，熟悉后世以来几千年下来的道教和佛教神仙体系，对基督教各个派系还是很精通。对今后的宗教改革上有着超越这个时代的眼光，但他却不是最适合创立新教派的人物，他只能做幕后操手，在幕前表演的另有其人。
东汉末年，道教里面有几个峥嵘人物，张角三兄弟都俱往矣，不再提了，张鲁兄弟身在汉中做起了大汉政府的官员。虽然对祖父张天师的龙虎山五斗米教还在坚持传教，可是因为近几年来汉中以及西北大地战事频发，民族融合问题严重。像这种汉族文化气息，没有剽悍侵略性的宗教是无法在当地传播开来的。
另外张鲁已经安安心心的做了大汉的官员，对于宗教事务也没有了年轻时候的热情，倒是教务越发的难以维持。大汉剩下还有三个具有大神通的人物，首推是南华，下一个是左慈，另外一个是于吉。
对于于吉这个人，刘辩一直心有存疑，他不确定，这个于吉到底是不是汉顺帝时期存活下来的那个于吉，还是一个假借汉顺帝时期那个于吉之名招摇撞骗的假于吉。
汉顺帝时期就有个于吉，据《后汉书?襄楷传》记载，“顺帝时，琅邪宫崇诣阙，上其师于吉于曲阳泉水上所得神书百七十卷，皆缥白素朱介青首朱目，号《太平青领书》”。
于吉说是神人所授，实际上是自己创作的，于吉的门徒宫崇到皇宫进献其师所著“神书”《太平清领书》，其言以阴阳五行为家，多巫觋杂语，被视为妖妄不经，顺帝命有命藏之，并未为其立学，故其书未见皇室重视，后来辗转到了张角手里，张角跟后世那个得了圣经的洪秀全一样，从一本书开始发迹。
汉献帝建安五年，又有一个于吉，正是在演义上被孙策杀掉的于吉，《三国志?孙策传》注引《江表传》：“时有道士琅邪于吉，先寓居东方，往来吴会，立道舍，烧香读道书，制作符水以治病，吴会人多事之。”
于吉寓居在东部某个地方，经常往来于吴、会稽两地，烧香给人治病，东汉献帝建安五年，即西元200年，称霸吴地的孙策统治时，于吉批评孙策自制力不足，认为“伯符将军，名而虚之”，孙策闻讯大怒，下令杀死于吉，当地居民都说会有报应，不久后孙策在战中受暗箭所击，因而引发重病而死，有人说他是被于吉的亡灵缠身而死。
现在问题来了，汉顺帝在位是公元125到公元144年在位，于吉在汉顺帝时期已经成为琅邪太平道掌教，身为宫崇的师父，即便推算他是在汉顺帝末年进献太平经的，到汉献帝建安五年（200年）被杀，保守估计亦已过百岁，是以有人怀疑活跃于东吴的道士于吉是不是原来汉顺帝时期的于吉，不过著作《后汉书》的作者范晔把这两个于吉当成了一个人。
其实刘辩倾向于将这两个于吉当成一个人，因为于吉这种道人修行多年，至少对养生之术有所心得，活上百年稀松平常，要知道那个身份从来没有疑惑的左慈生于156年，死于289年，寿至134岁，刘辩揣测，若是于吉没被孙策所杀，估计也能活到那么大的岁数。
不过奉命去征召于吉的士卒，在琅邪一带转悠，耗费了大半年时间，却一直找不到于吉的踪迹，只能回来襄阳向刘辩通报。刘辩依稀记得历史上记载于吉是琅邪人，至于‘寓居东方’是什么意思，却只能推断为于吉暂时寓居在大汉东部某个地方，到底是徐州还是青州还是扬州，一无所知，只好暂时宣布放弃，等到机缘来了，于吉会自动上门。
至于左慈，实有其人，字元放，庐江人，精通五经，晓房中术，也懂得占星术，他从星象中预测出汉朝的气数将尽，国运衰落，天下将要大乱，就感叹地说：“在这乱世中，官位高的更难保自身，钱财多的更容易死，所以世间的荣华富贵绝不能贪图啊！”
于是左慈开始在天柱山精修苦炼道术，在一个石洞中得到一部《九丹金液经》（演义中为《遁甲天书》），学会了使自己变化万端的方术，刘辩更相信那本经书是一个古代魔术宝典，左慈是东汉末年的大卫科波菲尔。为了丰富大汉的娱乐生活和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刘辩就派人去天柱山征召左慈。
?刘辩派人找左慈，一是看重他出神入化的魔术，这样厉害的魔术技能应该会对自己创立新宗教有所帮助；二呢刘辩有寡人之疾（古代帝王的通病-好色），老婆会越来越多，恐怕应付不过来，左慈这家伙因为通晓房中术在历史上活了一百三十多岁，刘辩就要向他学一下这个房中术，活长一点儿才能把中国带入到一个理想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