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曰：夫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修橹贲温，具器械，三月而后成；距堙，又三月而后已。将不胜其忿而蚁附之，杀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灾也。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
秦武王赢荡自然深明此中的道理，为了能够斩断韩国的臂膀，最起码要做的，就是能够斩断魏国的救援，只要魏国选择作壁上观的话，就算是赵国有心来救，也是远水解不了近火。
再说魏国与韩国私底下，还真的有盟约在身，别看秦国新军对抗魏国的兵将，胜算极大，但是宜阳之战，不同于以往的大军野战，而是攻城之战！
攻城之战，相较于野战，就显得有些呆板了，只要是能够突破，对手的防线就算是成功了，眼下的宜阳前文之中交代过了，那当真是铜墙铁壁！
宜阳城的出现，多半就是为了护卫宜阳地区的铁矿，宜阳地区，先有铁矿，在冶铁的过程之中，出现了大量的坩埚，在构筑宜阳城的时候，这些废弃的坩埚，本充分的利用上了，被当做城墙的砖石，铺设在城墙之上。
坩埚在冶铁的过程之中，早就变得无比的坚固，漫说是弓箭，就算是融化的铁水，尚且不能伤及分毫，所以对于当时的秦军，这是一件摆在面前的，十分棘手的问题！
秦军赖以称雄的秦弩弓箭在这样的城墙之前，根本就毫无作用，在构筑城墙的时候，申不害就亲自主持了宜阳的建设，所以的城墙，在完工之后，都要亲自前去检验。
组织弓箭手在不同的距离，使出全力射击城墙，轮番射击之后，若是城墙毫无变化，才能顺利通过，若是稍稍有些变化，可不是返工那么简单，凡是参与其中的人，不管是组织者，还是寻常的工匠，都要得到惩罚！
秦武王赢荡对此十分的清楚，韩国与秦国本就是法家一脉，只是分支稍有不同罢了！法家有三派，其一重‘术’，以韩昭侯的‘郑之贱臣’申不害为宗。所谓‘术’，即人主操纵臣下的阴谋，那些声色不露而辨别忠奸，赏罚莫测而切中事实的妙算。”
其二重“法”，商鞅为宗。他的特殊政略是以严刑厚赏来推行法令，使凡奉法遵令的人无或缺赏，凡犯法违令的人无所逃罚。其三重“势”，以赵人慎到为宗。所谓势即是威权。这一派要把政府的威权尽量扩大而且集中在人主手里，使他形成恐怕的对象。
虽说这三派之间，多有侧重，然其根本之所在是一致的，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就如同那些商人日夜兼程，赶千里路也不觉得远，是因为利益在前边吸引他。打渔的人不怕危险，逆流而航行，百里之远也不在意，也是追求打渔的利益。有了这种相同的思想，所以法家主张：“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
同时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法家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商鞅明确地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法家后世更是明确的提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看似毫无关联，实则内在联系极大，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觉、防止犯上作乱，维护君主地位。
本就是一脉相承，此番交手，必然是十分的棘手，再说韩国的君臣，最为擅长的，就是在各国之间，搬弄是非，运用权术，一旦秦军与韩军在宜阳城下，形成胶着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是故屈诸侯者以害，役诸侯者以业，趋诸侯者以利。
所以，智慧明达的将帅考虑问题，必然把利于害一起权衡。在不利条件下考虑到有力的因素，战事就可顺利进行；在有利条件下能考虑到不利的因素，祸患就可以及早解除。这就是要以祸患威逼敌国屈服，以各种貌似正经的大事来役使敌国，用各种小利来引诱敌国使其归附。
秦武王赢荡虽说这表面上，宣布停止了所有的东征计划，但是这暗地里，已经责令甘茂立刻秘密出行，赶赴魏国，力争能够使得魏国，不参与到其中来，而且秦武王赢荡给甘茂写了一封书信。
书信之上，说的明确，为了迫使魏国就范，可以许诺与魏国共同分享，此番讨伐韩国，所获得利益，再说此番东征，关乎大秦的天下，秦武王赢荡并未对太后有所隐瞒。
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说给太后听，一来是希望能够得到太后的支持，二来也是希望，太后能够说服楚国，不要来淌浑水，只要断了这两只大手，剿灭韩国，不过是时间的问题而已。
就算这宜阳铜墙铁壁，在秦国的面前，也并非是无法攻破，究其根源，还是两国之间的实力，实在是相差太多，就如同壮汉与小孩角力一般，就算是小孩子，一上来，能够占据一定的优势，但是总归是没有长久的力气。
到最后还是会因为，没有力气，不得不接受失败的宿命，不过太后不知出于何种缘由，居然给秦武王赢荡推荐了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