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之间,徐平不可能向其他人解释清楚这么复杂的问题,没有经历过的事情,理解起来本就特别地麻烦。徐平只需要让他们知道这根链条的逻辑,明白这样的做法可行,获得他们的支持就可以了。实践是最好的老师,他们总会在执行过程中搞清楚。
李觏拿着酒壶沉吟了一会,才道:“也就是说,现钱入户等,要想不算进户等里,便就要把钱存入钱庄。那什么公司从钱庄里借贷,钱庄由此坐吃利息。都漕,是不是这样?”
“不错,正是如此。还有一点,钱不存入钱庄,直接入股公司也是可以的,一样不计入户等当中。只是公司的钱,就不是随便可以动用的了。要保证这一点,官府必须要掌控住公司里钱的去向,要有人去查公司的账目。年后,我便从三司勾院借几个人来,教本路各州各县查账的方子。就是公司的账,也要按官府定好的规矩来做。”
要让公司的资金不随便向个人手里流动,必须要有制度保证,让官府能够监督资金的流动。由此要求官府必须有强大的审计能力,能够监控整个社会的资金运作。徐平花了一年工夫在三司推行记账手段的改进和审计手段的变革,到了收获果实的时候了。
几个人都低头沉思,想着徐平所说的这一系列动作的意义和后果,房里一下子静了下来,只有火花在通红的炭上爆开的声音。
徐平摇了摇头,夹着羊肉在锅里涮着,平静着自己的心神。
热的烈酒入肚,酒劲立即散开,很容易让人兴奋。徐平现在就是这样,脑子里转着各种各样的想法,虽然有点蒙,但思维却异常地活跃。这样的状态,思想可以蹦出很多火花来,但逻辑思维能力下降,也更加容易异想天开。
企业或者就叫公司,再加上银行,是商品经济链条中关键的两步。由公司代替单个人成为社会经济的单元,从而让人的因素减少,资本更加独立,可以大大加快商品经济的脚步。而且实事求是地说,以这个年代的标准,徐平推出的政策并不算激进,最少比历史上几十年后的王安石变法缓和得多了。
当时户等最初改革,地方官府为了增加中上等户的数量,专门派出公吏每家每户去数房梁,去数砖瓦,连一只鸡下多少蛋都要计算。最厉害的时候,甚至家里的锅碗瓢盘有几双筷子都要做为资产算进户等里。后来由于闹得太乱,由吕惠卿提出“手实法”,即一切赢利性的固定资产,比如出租的房屋,耕种的的土地,各种磨房和渡船等等,才作为分户等的依据。即使如此,也还是不能遏制地方官府的,你算赢利他们便就挑生意最好的一天或者一段时间算,渡船给你算到上面用了几根钉子,锱铢必较。
宋朝是中国最能对内折腾的朝代,法令经常变更,而且由于中央集权特别强大,会一下子就捅到社会的最底层。虽然执行会变得荒腔走板,但总能强行推行下去。
在三司的时候,中书有吕夷简牵制,有王曾压着想平稳不折腾,徐平没有办法推行这些政策。现在到了地方,终于找到了突破口。利用户等重定条例的机会,把社会上沉淀的资金逼出来,加入到即将开始的商品经济大潮中。
按照律法,储存现钱本来就违法,只是难于执行,而且没有太多的意义,地方官府也没有动力去推行。徐平现在只是给地方官府一个认真执行的理由,把社会上的现钱清查清楚了,便就会增加中上等户的数量,自己更加容易做事,这跟他们的利益息息相关。
也不用怕这项政策推行下去会导致铜钱从京西路大规模地流出,私自携带大量铜钱一样违法,算是走私。钱法最严厉的时候,就连开封城内带铜钱出城门,超过数量一样是犯法的,到了天圣年间才正式废除这项禁令,但各州之间依然不许大量携带铜钱。也正是如此,不管什么原因,出远门必须把钱换成飞票或者金银等轻货,虽然会被收手续费,也只能如此。不仅仅是因为铜钱难运,更因为法律就是如此规定。
这个年代,铜钱并不是可以自由流通的货币,是有地域限制的,不然西川数路的铁钱制度早已经崩溃。这些限制,给了徐平推行政策的方便。
李参最先打破沉默:“如此一来,钱入户等,那民户私藏现钱便就不违禁了?此事要政事堂下敕令同意才行,我们一路可没有如此权限。”
徐平笑道:“难得糊涂,有的时候不要把事情算得那么清楚。我们只要不再受理因为私藏现钱的案子即可,禁令还是留在那里。真到了不得不废的那一天,自然而然就会从法令里废掉,政事堂说不定会主动下敕令呢。”
这话一出口,其他人都一起笑了起来,知道徐平是在打马虎眼,本路的改革先推行下去。跟法令违背的政策,只是从执行方面下手,而不直接去废除法令。这样一来,地方州县便就有了灵活性,也不会因为法令变更而引起大的动荡,最主要是避免来自朝廷的阻力。
官场上做事本来就是这样,怎么可能完全按照律法来?就是按律法,怎么解释,怎么去执行,历年的诏书和敕令还有冲突呢。官员如果能力和经验不足,会被公吏左右。胥吏地位那么低,怎么做到的?便就是在按例行事的时候,专门拣他们希望的条例出来,看你不顺眼了便就拣根本做不到的条例,官员对条例不熟根本没有办法。
先易后难,从实事做起,用事实去说话,是徐平的基本原则。最好能够先不要动现有的法令,等动社会发展到那一步,水到渠成,自然会有人去推动。自己掌握大局,何必去做这种容易引反弹的事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