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赵祯终于还是把这句话说了出来。“钱粮虽然确实是国本所在,但治理天下,终究还是以仁义为重。仁义行,天下自治。”
徐平习惯性地去摸腰间的笏,却摸了空。才想起进天章阁的时候,赵祯特意吩咐一个小黄门给收了起来,以示今夜不用拘于君臣之礼,可以畅所欲言。
收回手来,徐平拱手:“陛下,读圣贤书,尤其是要观其原意,明了大旨,直指古圣贤本心。孟轲说梁惠王,这里的利,显然不是指的钱粮。依梁惠王所问,可知此处之利,是说孟轲见王,能带来什么好处。孟轲一介书生,以仁义游说诸国,又能够带去什么钱粮?此处的利,说钱粮可,说兵甲可,说百姓亦可,凡是利于梁王之国的都可。孟轲之时,当时能够利于魏国的,难不成今天就不利于本朝?若以这句话说治国不言利,那还以什么治国?孟轲说‘何必曰利?’盖因当时魏国钱粮充足,兵甲精锐,所缺的只有仁义而已。本朝以仁义治天下,岂可与穷兵黩武的魏国相提而论!若是用这句话来质疑朝廷不当用心于钱粮,岂不是刻舟求剑,泥古不化?”
赵祯眉头紧锁,一时沉默不语。
现在朝廷真的不在乎钱粮?那就不会有三司,更加不会一大半的朝政都在三司衙门了。求钱粮可以做,但不能明面上说出来,更加不能作为朝廷施政的指导纲领。
赵祯迟疑,不是他不知道钱粮的重要性,而在于一旦把这件事情挑明,所引起的后果他无法预料。以仁义治天下,哪怕只是喊喊口号,也可以凝聚人心。朝廷以钱粮为纲,让天下的百姓怎么想?对于朝廷来说,百姓就是用来缴钱粮的?
汉儒讲天命,皇帝受命于天,只要天命在,百姓受点苦又有什么?所以在那个时候,一有天变,宰相便就要担责,代君受过,罢相都算是轻的。与皇帝坐而论道,地位如此之高,是白给的?当然就是用来替皇帝受天罚的。相反天下百姓受点苦楚,哪怕活不下造反,只要天不示警,那也不是多大的事情。
这一套在两晋就玩不下去了,道佛两教兴起,社会思想陷入混乱。至韩愈提出孟子道统,算是彻底结束了董仲舒的理论,到宋儒别开一派。简单说,就是借由孟子民贵君轻的思想,以民心代替天命,或者说民心就是天命。
到了这个年代,有天变虽然还是朝廷大事,宰相也经常要上表请罪,但已经不需要为此担责了。刘太后时王曾罢相,表面的理由是玉清昭应宫火灾,罢免宰相以应天变,真正的理由还是刘太后不满王曾对他的掣肘,那次罢相已经成为了特例。
民心就是皇位正统性的来源,最少要从理论上自洽。哪怕你实际施政完全不把老百姓当一回事,朝廷所宣扬的,还是要以民为本。
这就是意识形态,既受政治结构左右,又无时无处不在影响着政治行为。
徐平心里暗暗叹了口气,自己又何尝不知道这中间的利害?但时间来不及啊,他现在还不足以把自己的改革纳入到现有的意识形态中去,所以才要立言啊。至于彻底改变这种意识形态,别说徐平拿不出更好的方案来,就是能够拿出来,没个几十年也完善不起来,更加扩散不出去。
先改革,用已经形成的社会存在来催化产生新的社会意识是一条道路,但是徐平等不起。没有他在推动,新的改革就推行不下去,而他要推动,就要面对既有的政治现实,面对旧的意识形态的束缚。一个不小心,这种束缚就会把改革捆死。
这是徐平改革撞上的第一堵墙,他必须把这一堵墙推倒,才能继续前行。
至于去寻找工商业资本的同盟,或者把三司手里的工商业散出去,形成一个新的工商业资本集团,作为自己的助力,徐平还没有那么天真。
说商品经济的有效资本不包括土地,可不是说只要不依赖于土地的产业资本就会推动资本主义了,那是两码事。必须从客观上,工业和商业资本的风险、利润彻底压倒农业资本,自动引导资本主动向工商业流动,而不是靠几个开厂开商店的资本家去推动商品经济。这不是可靠不可靠的问题,是根本行不通的问题。
只要投资土地还比其他投资更加有利可图,风险更加小,资本就会从工商业自动流向农业,根本不以几个人的意志为转移。这种情况下,哪怕就是搞起一条商品经济的链条,资本所获得的利润也会源源不断地流出去,而不会投入到消费和扩大再生产里去。这条链条早晚会断裂,商品经济的萌牙由此被掐灭。
这是唯物主义,唯意志论是站不住脚的。
要想推动改革,徐平就必须借助三司来形成这样一条商品经济的链条,并努力维持住,由点到面,带动商品经济的发展。只要发展,总会有一个临界点,工商业资本对农业资本彻底占有压倒性的优势,之后就是良性发展了。
初起的时候,去搞什么私人资本家,只会产生买办资本家。把本来应该用于工商业发展的资本抽出去,去买田买地,去买房子。没有任何正面意义,反而有副作用。
资本主义不是指资本家当政,而是资本当政,跟资本是官方的还是私人的并没有任何关系。只有资本这样一个抽离了具体人格的抽象物,才有资格成为商品经济的主宰。资本家,充其量只是资本的代言人,而且不是资本惟一的代言人。三司,就是这个时代全世界最大的资本持有者,商品经济发展起来,三司就是资本的代言者。
从这个意义上,三司有能力、有意愿去推动商品经济的发展。徐平在三司所开始的改革,内部并没有遇上什么阻力,阻力来自于外部。
徐平还记得,自己的前世,欧洲资本主义革命是从原始资本主义,或者说是自由竞争的资本主开始的。他们意识形态的构建,是从人性本自私,天然会做出趋利避害的选择出发,从而在充分竞争的条件下,资源自然会做出最优的配置。这由此而推出来的核心是重商主义,激烈地争夺国内市场和殖民地。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一套理论基本趋于破产,欧美国家从经济制度需求出发进行了重新构建。
欧洲小国林立,国际贸易对于经济有重大意义,天然是培养重商主义的温床。中国是大一统的国家,在商品经济的链条中,生产重于商业交换,重商主义在这种环境下是没有条件发展的。同样的一条经济链条,中国的条件天然要求把重心放在生产和消费上,商业行为并不居于核心。相应的,当年欧洲人建立起来的意识形态,也就不适合于宋朝社会的实际,徐平也没有去照搬的空间。
社会是人的社会,社会的意识形态自然也要从人的基本特性出发,从而推导出一套理论系统,与社会存在相适应。
徐平虽然是百~万\小!说只观大略,这些年圣贤书还是看了不少,包括这个年代一些思想家的说法,也做了了解。比较来比较去,能够跟自己心中的大道吻合,有发展前途的理论,还是只有李觏的那一套说法。
人性本朴,无所谓善恶,人天然有生存的需求,满足了生存需求之后还有更加高级的需求。而满足人的需求的,便就是社会财富。只要确定了什么是社会财富,那也就能够提出劳动创造财富了,因为人的劳动天然能够满足人的需求,而不是只有天赐之物才能满足。劳动能够创造财富,由此也就能够开始生产、交换、消费、扩大再生产的商品经济循环。这个循环能够建立起来,商品经济也就成为了必然。
最关键的,这一套理论的核心是社会财富是用来满足人的需求的,从而求利也就是为了天下百姓,与现有的意识形态结合了起来。
朝廷求利是为了天下百姓,那么朝廷的利就不再与义相对,而成了天下之大义。
舍小节而全大义,这不正是孟子一派所高举的旗帜吗?
历史上,在大多数读书人都在向孟子道统靠拢的时候,在非孟即是尊荀的思想大风向下,李觏独树一帜,非孟而不尊荀,自成一家。并且用这一家之言,赢得了社会的广泛认可,成为当世大儒,其理论功底自不待言。
也正是李觏的努力,在历史上打开了王安石创立新学的大门。虽然实际上王安石是尊孟的,与李觏激烈反对孟子的态度完全不同。也正是李觏的这一派,开启了后来的南宋功利学派,在朱熹集各家大成为理学的情况下,与之相抗。
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话虽然不是王安石亲口说的,但也代表了当时变法派的态度。但实际上,这三句话都没有超出孟子理论的框架,孟子本来就是以一个不守条条框框的面目出现的。
用李觏的框架,徐平还不至于做到如此极端,能够用更加缓和的方式溶入进现有的思想当中。这个年代如果有一个人可以帮着徐平做到这一点,那只能是李觏。当年与李觏相识只是偶然,但经过这一段时间不断的书信往来,谈论一些学术问题,徐平和李觏已经自觉地成为了学术思想上的同路人。
现在的惟一的问题,就是这个理论的框架虽然已经搭好,但还没来得及把地基夯实,没有来得及把房子建起来。赵祯现在问徐平,着实是着急了一些。
(备注:不知道读者愿不愿意看古今思想的碰撞,我知道作者们都是避开的,肯定有他们的理由。因为后面的改革,会从意识形态、政治改革、经济改革、社会改造等几个方面展开,我尽量集中笔墨,把这个问题简单梳理一下,以免有的读者后面一头雾水,因为这些内容后面基本就不会再涉及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