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百一十六章务虚的问题（二）
“黎明前的黑暗吗……”
张世德喃喃地念叨了一下，思索了许久。
最终，他偏头看向了王京云：“小王，你听了有什么感想？”
“我……”王京云似乎愣了一下，但下一刻，却又兀自笑了一声，“首长说的是，我也担上了中关村的担子，经济方面的问题，我也应当认真独立思辨。首长，就我个人不成熟的看法来说，文谦刚才的一席话，在我们国家和整个世界这十年的经济领域里，也许……就像……”又犹豫了一下，王京云还是认真地点了头，“就像38年时的《论持久战》。”
噗……
我勒个去，你比黎华更会吹啊！
毕文谦睁大了眼睛，仿佛不认识似地盯着王京云。他却正和张世德交汇着眼神。
略微的惊讶之后，张世德忽然爽朗地笑了起来，他甚至拍打了两下身边的沙发皮扶手：“哈哈，是有点儿像。《论持久战》之后，中国必亡论和中国速胜论都被批驳和抵制了。但主席的文章，除了战略上的持久战的论断，还具体提出了运动战和游击战的战术手段。”说着，他伸手扶了扶眼镜，镜片背后的眼睛光芒熠然，身子稍微前倾着，“毕文谦，接下来，说说咱们自己内部的建设问题吧！计划经济和公有制。最近出的事情，我们这个时代走过来的人里，竟然有想把四项基本原则拿掉的，可以说令人痛心疾首！会出这样的事情，本身更值得极度警惕，我们在理论建设上，有不少人丧失了自信。毕文谦，我以前没有机会和你深入交换意见，但间接听到的你的想法，一直以来，既和这些年我们自己的不同，也和外面传来的不同，你的意见，很有听取的价值。”
拜托！你越这么说，我越不敢轻易开口啊！
内心里吐槽着，毕文谦慢吞吞地喝着水，酝酿了很久。无论是在场的张世德和王京云，还是电话那头的黎华以及旁听的毕希臻，都极其耐心地等待着。
直到，毕文谦缓缓放下几乎没有少水的杯子，右手搭在了那红木镇纸上。
“说起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话题，记得，我以前就和黎华他们说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国家资本主义，在很多细节上有着相似之处，而两者的本质区别，有两个，一个是，究竟是国家控制资本，还是资本控制国家；另一个是，究竟是追求普及精英教育以发展生产力，还是追求少数精英教育以固化阶级。”
“和公有制对立的，是私有制。显而易见的，公有制有利于国家控制资本，私有制有利于资本控制国家，这是两个不同制度区别基本区别之一。那么，究竟是公有制更好，还是私有制更好？这个问题，对于在座的诸位这样的国内党员，也许并不值得疑问。但如果要从理论上得出一个可靠的答案，则需要先抛开天然的立场。这种态度，既是研究理论的必要条件，也能够收获真正的同志，而不是盲信徒。”
“早在申城和长者邂逅的时候，我就朦胧地提出过，后来，我也再次强调过，我们应该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爱尔兰时，我也对大晓琳说过，世上从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有能够被具体到时代的生产力水平所允许的温情，才有资格成为一个时代的道德准绳——同样的，公有制和私有制好与不好，只有在具体到时代的生产力水平下，才有讨论选择的意义。”
“换句话说，公有制好不好？我们不能说，因为公有制对人人都公平，没有人与人之间的剥削，所以它就一定是好的。建国以来吃大锅饭的制度在不同地方出现过的问题，我相信，眼前的张常委和电话那边的毕书记这样的亲历者，一定比我们这些年轻人更有深刻的了解和体会。如果在一个时代，公有制不能从全局上良好促使生产力高速发展，那么公有制在那个时代就不是好的。”
“公有制如此，私有制也是如此。我这里就不用现实的事情举例来说明私有制的坏处了，那太多了。”
“就一个国家的生产力水平来说，当初，我和黎华说过，在高时间跨度的尺度下，一种具体而全面的社会制度，将会决定运行这个社会的必要经济成本。如果成本高于积累速度，整个社会就会衰退，如果成本高于库存，社会就会陷入动乱。而对于扣除运行成本之后还有节余的国家来说——这本也是一个良性发展的国家应有的常态——节余的生产力将投入到哪里去，不仅同样被社会制度所决定，更是不同社会制度之间高下的重要判断依据。”
“万鹏在苏联，亲眼见过，物价倒挂的苏联，农民用白面包喂牲口。这个现象，直观地说明了，公有制下的苏联，有不可忽视的生产力被浪费了。我们自己吃大锅饭的时代，也在各地不同程度的出现了躺着坐享其成的局面，全国各地的个别积累起来，同样是不可忽视的浪费。在公有制的环境下，其他方方面面的问题，不用一一赘述。既然公有制中出现了诸多的问题，那么，为什么掌握的经济圈远小于美国的苏联，能依靠全面劣势的人口、工业起点、自然资源、国土面积，和美国持续了几十年的冷战，有来有回？为什么一穷二白的新中国能够用不到三十年时间在经济封堵的大环境下从彻底的农业国建立起了初步完整的工业体系，大幅度地缩小了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
“答案显而易见——对于这个时代来说，公有制从全局上比私有制更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具体地说，公有制下，生产资料不属于个人，私有制下，生产资料属于个人。这个区别，意味着对于生产资料的处置权的不同。而在我提出的生产力的计算模型中，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是能够相互转化的——这本来就是显而易见的事情。如果换成资·本主义的语境，也许可以把生产资料说成是资本，把生活资料说成是消费。当然，这两者都是广义的。一方面，大家都知道，同一时间，资本和消费的总和是确定而有限的，最高效的发展生产力的办法，必然是极端压缩消费，把生产力转化为资本，用于再生产、科研创新、教育培养，改革开放之前的新中国就是那么做的。其实，我们的公有制，也并不是绝对的公有制，我们公有的只是生产资料，生活资料虽然也有很多方面是配给制，但并没有完全覆盖人们生活的所有角落。这样的公有，其目的就是高效地压缩生活资料的消耗，竭尽所能扩大生产资料的积累，说白了，就是剥削。要说剥削严重，那几十年是最严重的，但全国人民从上到下，几乎所有人的消费都被压缩之后，生产力的节余，切实地转化成了资本，投入了最该投入的地方。对落后有深刻认识，对落后就会挨打更有深刻认识的中国人，普遍接受了这样的剥削，哪怕几乎人人都挨过饿。因为大家都知道，自己劳动创造的财富，用到了将来，用到了后人身上，迟早会开花结果。从前年开始，我们国家正式颁布了义务教育法，就是标志性的成果之一。另一方面，人都是有物质需求的，不同精神水平的人，对于物质需求的质和量，是不同的。就像我不止一次说过的，建国以前接受过战争洗礼的人们，平均的精神境界比建国后在和平环境下成长的人高得多，所以，随着建国后出生的人占全国人口比例的不断提高，人民对物质文化的需求日益增长，其中，对于物质的需求特别旺盛。也就是说，改革开放之前的那种极度压缩消费的经济政策和制度，已经渐渐不可能持续下去了。”
“所以，将原有的经济政策和制度进行顺应时代需求的改革，是必须要做的事情。”
“那么，该怎么改革呢？毫无疑问，我们不能选择全面的私有制。个人如果拥有了处置资本的绝对权力，这就涉及了一个操守的问题。好逸恶劳的人会过度地把资本转化成消费，这是人人都能意识到的问题，而更严重的问题在于——没有政府性质的信息汇总机制，而是在商业机密原则下，信息必然会分割破碎，个人对于再生产的决策水平以及远期规划能力，必然会被公有制政府碾压。而如果个人资本联合起来间接甚至直接窃取了政府的权力，甚至资本的所有权已经凝聚到了一个人，那么对于信息的集散和处理能力就成了关键。就像我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国家资·本主义的极致很有相似之处，极度集中并且窃取了政权的个人资本，在直接的经济层面上，非常像社·会主义。个人资本不够集中时，私有制的长远规划能力被公有制碾压；个人资本足够集中时，私有制就形成了实质性的独裁。如果我们能够相信个人的操守，相信掌握资本的人一定不会把资本转化为不必要的消费，那么私有制还有什么意义？少数人穷奢极侈的现象，过去的历史书，当今的外国，简直不一而足。”
“这也是我说价格双轨制是望山跑死马的原因所在：如果绝大多数人的操守足够可靠，那就意味着我们的教育水平以及达到了极其可观的高度，我们的信息集散和处理能力早就根本不用实行什么价格双轨制了。而在多数人的操守并不能保证的现实下，中国现在的经济问题是中央政府根本没有能力做好真正的计划经济，只能下达一个粗糙的目标，具体细致的决策只能大多数都下放。价格双轨制的结果，必然是有经手权力的人和企业，倾其所能，为自身谋取利益。在计划外价格必然高于计划内价格的情况下，一个产能有限的企业，必然会想方设法减少计划内产品的数量，从而多生产计划外产品的数量，创造更高的利润。而中央制定计划是以从基层汇总而来的信息为依据的——于是，这在实质上就是逼迫企业不上报真实产能，从而导致中央下达的计划内产量不增加，甚至下降。所谓村骗乡，乡骗县，一级一级往上骗，一直骗到国wu院，就是一个让人笑不起来的笑话。而具体到个人的时候，有计划内产品分配权的人，必然炙手可热。俗话说财帛动人心，很多原本并没有劣迹的人，在巨大的利益诱惑之下，在国家政策也在事实上纵容的情况下，堕落，对很多人来说，只是一个迟早的问题。”
“84年9月，莫干山会议召开。85年1月，国家出台文件，对计划外价格的上限取消：超产部分的价格由供需双方自由议定，国家不加干涉。从这一刻开始，现在国内的很多经济问题，就开始酝酿发酵了。如果仅仅考虑经济层面，倒可以说为了刺激基层企业努力扩大生产，价格双轨制造成的经济混乱，是可以接受的痛苦，这几年直接的经济增长数据可以为证。然而，现实中，拥有企业生产规划权，和拥有计划内产品分配权的人，往往都是国家干部，甚至是**。当人民群众发现价格双轨制导致了损公肥私的结果，并且肥的都是怎样的一群人时，人民群众的怒火，必然开始酝酿——信息不对等的人民群众，没有办法去统计那些损公肥私的人究竟占了整个群体的总数的多少，人民群众只能看到身边那些损害国家利益却有大摇大摆逍遥法外的人究竟是属于哪个群体，只能得出当初那个身先士卒搞建设的领路人变成了苟且营私顾自己的坏榜样的结论——无论这样的结论有多片面，一旦在人民群众心里生根了，整个国本，就开始动摇了。”
毕文谦平静地说着不平静的话，目光渐渐转移向了眼前的电话上，脑袋也稍微那前面伸过去了一点儿。
“所以，我们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候，决不能醉心于仅仅停留在经济模型上，停留纸面上理想的理论。充分考虑多数人现有的受教育水平、平均操守境界，以及现有的信息集散和处理能力，是必须做的先决步骤。脱离这些现实而提出具体的政策的人，要么是在象牙塔里学傻了不接地气的巨婴，要么是别有用心的坏人，要么……根本就不具备足够的专业水平。”
“不过，这些都只算是小层面的问题了，充其量算是战役层面的得失，离战略还有距离。在分析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和国家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的优劣时，真正决定性的系统性问题在于，经济体越庞大，信息就越复杂，良好运行所需要的人才，科研水平继续发展所需要的人才，在数量上会几何性的增长——此时，对待教育的态度，就分了高下。”
“我在爱尔兰对大晓琳说过，虽然话有些冷酷，但却是冰冷的现实：现代社会里，能够参与投入高效生产过程的人，是资源；有能力参与高效生产的人，是潜在资源；没能参与的人，是负担。”
“在科技不够发达的时代，不管多数人死活的国家资·本主义，很容易战胜管所有人死活的社·会主义，因为那是极其沉重的负担；而在科技足够发达的时代，社·会主义必然碾压国家资·本主义，因为国家资·本主义培养不出足够多而合格的人力资源。从这个层面来看，苏联崛起的代价之一，是乌克兰上千万的累累白骨；新中国崛起的代价之一，是将近三十年来，全国人民都饿肚子。嗯，这么说起来，相比钢铁大胡子，咱们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强得多了！”
自顾自地从嗓子里发出自豪的笑声，毕文谦摸着红木镇纸上的龙头，笑了好一会儿，才继续说了下去。
“好吧，为前人创造的奇迹而骄傲，是应该的，但也更意味着，我们后人肩负着先辈的殷切希望和沉重的历史责任。”
“单纯的市场经济是死胡同，私有制也正处在渐渐落后于时代水平的关口。虽然张常委您提的问题是计划经济和公有制，我却先后分析了我们为什么不能选择单纯市场经济和彻底的私有制。这虽然还是有些文不对题，可是，在这个必然选择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必然选择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时代，这些，的确都是在提出具体的意见之前必须要有的前期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