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灵帝刘宏在刘尧和刘伯温的和之下已经有了让刘备继任云中郡太守的意思，未料到袁魁老狐狸尽然翻出了刘备不光彩的老底子，差让事情功败垂成。
作为即得利益者的刘尧当然不甘心让袁魁破坏此事，而头一号打手刘伯温当然是第一个跳出来和袁魁打起了擂台，相互争辩。刘尧趁着袁魁落在下风的时候站了出来，把刘备鞭挞都邮的事讲了出来。无外乎还是都邮想刘备勒索钱财，而刘备的资产早就在征讨黄巾军的时候花光了，加上刘备不愿意去想百姓征收多饿的赋税，就没有钱来贿赂都邮。
而后都邮又找借口刘备这个县卫是通过不合法的手段得来的，要拿他问官，当刘备表明自己是中山靖王刘胜之后，自己在数年前的黄巾军之乱中凭借军功得来的官位。都邮则认为刘备谎，还冒认皇亲国戚。两人起了很大的争议，刘备鞭挞都邮这事却是事无可逃避的，但是事实可不像袁魁的那样刘备是藐视大汉。
刘尧道：“启禀父皇，儿臣在征讨冀州黄巾贼寇的时候也见过刘备三兄弟，三人都以一时之大丈夫。不可能因为鞭挞了个贪官就不在重用这些衷心与大汉的良将，岂不是让天下人我大汉天子连个被冤枉的官吏都不接受？”
刘尧的话可是在了刘宏的心肝上，袁魁看到汉灵帝被刘尧的话动，抛开和刘伯温的混战，站出来阻挠。而让他觉得意想不到的是，自己的亲侄儿袁绍这时候跳出来也站成让刘备接任云中太守，打他个措手不及。
袁绍这一举动让刘宏下定了决心，最后下旨任命刘备为新一任的云中太守，当天就下发了圣旨传到冀州平原郡。刘宏对于袁魁的再三阻扰也发火，再次呵斥他不要再刘备的不是。处理完了刘备的事，朝臣又拿出了有关董卓汇报凉州匈奴人叛乱的事儿，主要的目的还是想让中央派些官员去接任地方太守职位。有了前一次刘备做铺垫，袁绍接着机会推荐了自己的好友曹操。
曹操和刘备相比的优势明显要好得多，不仅是因为他在朝为官多年，在洛阳官场上建立了不的关系网。重要的还是曹操本身才华横溢，由于镇压黄巾军有功，升任济南相，刚上任就罢免8个县令，并严令禁止当时风行的宗教迷信。据因为曹操当政素称严明，济南郡一带作乱之徒听曹操要来了，都纷纷潜逃到别的郡县。曹操被任命为东郡太守，但是曹操没有就任，称病回乡。当时天下纷乱，先是发生了冀州刺史王芬联合南阳许攸、沛国周旌等地方豪强，谋划废黜灵帝立合肥侯的事件。王芬等人曾希望曹操加入他们，但被曹操拒绝，后来王芬事败自杀。接着，又有西北金城郡（今兰州）的边章、韩遂杀死刺史和太守，率兵十余万反叛朝廷。这时，曹操被起用为典军校尉随军出征，两个月前刚回来。
刘宏也知道在京城里曹操的贤名，袁绍推荐曹操的意思更是清楚。曹操曾经随西域都护府董卓征讨过羌族和匈奴，熟悉当地的环境，比之前的刘备的自身条件都还要优越。当然曹操再这么狡猾也没想到自己的好朋友会在暗地里面阴自己一把，而曹操的志向就是想作为大汉的征西将军赴西域为国争战。这次能被汉灵帝重用授予张掖太守是他完全想不到的，当即就领命接旨了。这时候的曹操还没有蜕变成乱世枭雄，一心只为大汗天下社稷着想的忠臣良将。
刘尧看这下跪谢恩的曹操，怎么也想不到数十年后就是曹操的儿子曹丕终结了四百年历史的大汉王朝。把曹操提出来他是不是汉贼，相信大家都会他是汉贼，但是大家不妨站在曹操的角度想一想，如果他想做功臣，第一步就必须交出兵权，一旦交出兵权，他性命保不保的住都是个问题。就算他交出兵权，皇帝年幼，保不定又出些个十常侍后者董卓，那天下还是大乱，曹操做丞相期间，北方安定，百姓安居乐业，而且直到死也没有称帝，以匡扶汉室为己任的刘备在曹操死后却马上称帝。
三国演义中将曹操描写为一个汉朝的篡逆者，其实并不公平。东汉时期，外戚宦官轮流掌权，朝野上下乌烟瘴气。步入建安年代，东汉朝廷早已无可救药。对此，司马光曾在《资治通鉴》中评论道：“建安之初，四海荡覆；尺土一民，皆非汉有。”董卓擅行废立，刘焉自造龙袍，淮南袁术称帝刻玺、袁绍欲私立新帝的乱世中，曹操一直保持了对朝廷的尊敬。
早在中平五年，就有人阴谋推翻汉灵帝另立新主，拉拢当时任议郎的曹操时被其拒绝；联军讨伐董卓时，与其他人观望顾虑相比，曹操身先士卒奋力进取；初平二年韩馥、袁绍等人又想立幽州牧刘虞为帝，再次为曹操所拒绝，并明确提出：“诸君北面，我自西向。”你们可以去听那个北方幽州牧的，我依然忠诚于西面的汉献帝；李催等**乱长安，献帝一行狼狈从他们手下逃命时，漠然无视者有，趁火打劫者有，落井下石者也有，曹操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主动迎接献帝的人。
建安二十四年十二月，吴魏合作击杀关羽后孙权上表劝进称臣，曹操也不听：“这子是想把我放在火上烤啊！”这一系列的言行中虽然有曹操的慎重权谋，但客观上不能否认是对朝廷的尊重。至于曹操诛杀董承、伏完等皇亲国戚，毕竟是他们动手于前曹操反击于后，难道能指望曹操高高兴兴地等死吗？况且，东汉的败落就是败落在外戚宦官的手里，目睹着天下如何大乱的曹操对此一清二楚。
诛董承杀伏完的同时，曹操也规定了自己“后宫”的人一律不得干涉朝政，即使对亲儿子曹彰等人也是“居家为父子，受事为君臣”。才高八斗的曹植为人放荡，曾私自“开司马门而出”，他的车夫立刻就被处死（曹植失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违法乱纪。曹丕或许是有贼心没贼胆，曹植则根本不把当不当贼当回事）；曹植的妻子衣服太华丽，违反了自己提倡节俭的命令后尽管是儿媳妇照样砍头。综合这些回头看曹操并不是一个汉朝的篡逆者。
打铁还是要自身硬，就算没有了曹操的儿孙夺取汉家天下。东汉末年的群豪也有向袁绍，袁术，孙权，刘备那些人。‘汉失其鹿，天下共逐之’这话可不是空穴来风，要不是大汉皇室自己没有练好内功，乱了自己的根基，也不会让天下百姓对他失去了支持。东汉是中国历史上门阀世族形成的重要时期，而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政权其背后所依靠的阶级基础也正是当时的世家大族。
东汉初年，刘秀对世家大族的政策主要是拉拢。建武二年，刘秀封赏功臣，“庚辰，封功臣皆为列侯，大国四县，余各有差。”当时，出现了部分不满的声音，也被刘秀驳回。如“博士丁恭议曰:……今封四县不合法制。帝曰:古今亡国，皆以无道。未尝闻功臣地多而灭亡者也”
然而这种情况随着局势的发展而发生了变化。这儿有一个例子可以明这一，“建武十六年……郡国大姓及兵长群盗处处并起，攻劫在所，杀害长吏。”还有一次，刘秀曾经想任命平狄大将军孙咸为大司马，功臣们都表示不满，刘秀无奈之下要求众人推举，最终吴汉成为大司马，景丹为骠骑大将军。这个例子明世家大族在东汉建立之初的巨大权柄，甚至隐隐有越过皇权之势。还有一就是这些功臣的官爵都是自己“赚”来的，并不是皇帝“恩赐”，因此他们不会对皇帝感恩戴德。
凡此种种，可以看出，在东汉政权逐渐稳固以后，以功臣为代表的这些世家大族与国家政权和皇权之间的矛盾日益显露。为保新生政权稳固，刘秀采取了怀柔与抑制并用的政策，终于使得世家大族的势力在东汉初年未能对政权构成威胁。首先是怀柔政策，除了前述所的大封功臣外，刘秀还十分注重用婚姻的形式来笼络世家大族。
首先刘秀自己的两支妻族———郭氏和阴氏就是他在起兵反莽以后以为了壮大自己的军事力量而联姻所得，其中郭氏是河北真定大族;阴氏是南阳大宗族。刘秀称帝以后，更是热衷于政治婚姻。帝室姻亲，大多是大族、功臣。如邓禹、马援、窦融、梁统等人不仅是当地之世家大族，也是东汉之开国元勋。以窦氏为例，窦融长子窦穆娶内皇公主，他的儿子窦勋又娶泚阳公主，生子窦宪及二女，长女为章帝皇后，次女为章帝贵人。为保证东汉后妃都是世家大族女子，刘秀还建立了一整套规范。每年八月，朝廷便派出大臣“采女”，朝廷规定了采女的标准，要求“合于法相”，德才兼备。就是要有大贵之命，那么自然非世家大族莫属，加之平民百姓根本无力供女儿读书，德才兼备这一条就更保证了世家大族对后妃地位的垄断。以上是刘秀政策的一面，但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看到，由于世家大族与政权的矛盾始终存在，使得刘秀又必须采取措施抑制世家大族的势力。
光武中兴之初，为使东汉国家机器转入正常运转，急需大批儒学之士，问题是原来那些功臣既然也颇具儒者气象，为什么非要舍近求远呢，去寻找大批儒生呢?范晔为皇帝讳，不好直，认为是皇帝碍于情面怕“亏丧旧恩”。然而另一个范晔不好意思的原因则是，功臣及其背后的世家大族势力，迟早要为皇权所不容，而文吏既无背景，又无可资自傲的功勋，自然要对皇帝俯首帖耳。这样，儒生自然是远比功臣好得多。
前文我们提到，刘秀大力推动政治婚姻，功臣宿将大多成为外戚。而西汉正是亡于外戚之手。因此在东汉之初，刘秀在拉拢功臣外戚的同时，又在思考着如何抑制外戚进而抑制世家大族的势力。西汉外戚专权靠的是把持大司马之职并控制尚书台。因此，抑制外戚最重要的就是要把军权和尚书台牢牢地控制在皇帝手中。
为此，刘秀采取了三项措施，首先就是贬损将军和骠骑大将军的地位，使其“位在功下”;其次是革除外戚领军旧制;第三就是前述所，改任儒生为尚书台官员，又命宦官担任内朝官职。这样一来国家大政就集中于由皇帝控制的尚书台了，实现了对政权的集中。另一方面，后妃是外戚专权的主要凭籍之一，为此，光武帝还对后妃制度进行了整顿，降低后妃地位，减少爵位等级，大部分后妃不封爵只有财物享受。还以吕后为例，下诏将吕后赶出太庙。以警告后妃不要学吕后专擅朝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