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们一起在房间里煮茶。
逸晨先生想要喝点浓茶提神，而我想要喝点浓茶醒酒。
看着铁壶在炉子上水汽袅袅，我们聊着最近的那些文字。
逸晨先生说：“从你开始写专栏起，你的文字就不算是特别阳光的。但，不管怎么说，还比较正常。”
他说：“现在我越来越觉得，你的心理状况出了问题。”
“过去你写的有些东西挺阴森的，但并不冷血。可你现在写的东西，不唯阴森，而且，特别冰冷。所有的人物看上去都像是一堆冷却的骨灰在活动。”
我说：“是吗？”
他说：“是的。你自己可能不觉得。有时候，夜半三更，我一个人待在办公室读你的东西，会觉得周围鬼影幢幢，怨灵充满，不知不觉全身汗毛倒竖。”
他说：“有时候，看着看着你的文字，我就很想打电话问你：你的温度！你的温度呢？你温暖的体温究竟跑哪儿去了？阅读你现在写的故事，就好像光脚踩入一大堆冬眠的蛇里。”
我自嘲地笑笑，说：“您太客气了。是死蛇。光脚踩入一大堆死蛇里。”
逸晨先生说：“不要让这些死蛇游动在人物的血液里。”
我说：“游动着什么比较合适呢？”
他说：“温热的血液，血液本来的样子。你的读者里有各种人，可能有濒临绝望正想寻死的人，可能有陷于青春烦恼的孩子，可能有不久将死的老者。你要考虑，你的文字施加给他们的，究竟是什么样的影响和推动力。”
我说：“我尽量温热了。我的内心，比文字更冷。”
逸晨先生说：“你是一个女作者，年轻的女作者。你不应该写这种东西，不应该写得铺天盖地。这些东西，也许受到市场欢迎，能够刺激生活平庸乏味的读者，但是，它对你自己，非常不好。”
他说：“我不会因为读者喜欢看，就赞同你持续地书写，深陷其中不可自拔。”
我说：“所有的人物都像骨灰又有什么？难道，那不是事实真相吗？当时间流逝过去，那个真相就会显现出来。”
逸晨先生说：“是的。是真相。但是，有问题的不是真相，而是你对待真相的态度。难道不是应该用泰然从容的心去面对真相吗？你扪心自问，泰然吗？从容吗？怡然超脱吗？不。你的内心是灰暗的，因为你抗拒，你不愿意面对这个真相。你明知道真相如此，但你对此不能接受，不能满意。你不愿意顺道而为。”
我默然无语。他说的，是对的。我并不高兴真相是这样。我期待其他的结局。
逸晨先生对我说：“心心。生命是可贵的。青春尤其可贵。我们应该让如此无价的时间，身心都充满了正确的态度。写作，不是个人情绪的宣泄，我们不应该把内心的垃圾倾倒在心灵的公共空间。我们应该奉献给他人美好的东西，温暖的东西，应该把这些，注入他们的身心。因为我们的文字，要对他们产生正面的影响。我们写苦难，不是为了刺激他们的悲伤和恐惧，而是为了锻炼他们的勇敢和坚强。我们写幸福，也不是为了增强他们的贪恋和偏执，而是为了提醒他们，有得到就会有失去。在写作的时候，我们不应该用手中的笔去舔抚自己的伤口，而应该去照顾所有人的痛苦。这才是正确的写作。这样的写作，才能同时利益自己和别人的身心。”
他说：“不要用文字的刀剜割自己，也令别人流血。”
他说：“心心，你的文字有如锋利的剑，它可以救人，也可以伤人，它可以护持自己，也可以伤害自己。你手持此剑，要正确地使用。这样，才叫不辜负才华，才叫不辜负天赋，才叫不辜负人生，也才叫，不辜负你想要追念的那个人。”
他说：“能说一个建议吗？”
我说：“当然。期待您的建议。”
他说：“你那么追念那个人，必定不是因为爱恋他身上的阴暗面，对吧？”
我说：“当然。他身上，鲜少人性的阴暗。他没有很多人类恶劣低下的情感：虚荣、极端、仇恨、骄傲、愚昧、懒惰、胆怯、嫉妒、冷漠 ...... 凡此种种，他都没有。”
他说：“那你最喜欢他什么呢？”
我说：“镇定，透彻，勇敢，仁慈，温和。”
他说：“那就去写他。写他照亮你的这些光明的地方。”
他说：“不要用你的笔去写那些阴暗的事物，去写你敬爱的，仰慕的，让他在你的文字里重生，让他的光明，犹如曾经照亮你一样地，照亮更多的心，照亮更多的人生旅程。”
他说：“用你的笔，用你的故事，把他的明亮之灯，传承下去。”
他说：“如果你这样做，你的心，也会再度充满力量和光明。”
（二）
与逸晨先生的那次茶话之后，我的文字风格略有转变。
我开始尝试，写一个有关勇士的故事。
其实，我心里想的，是写你。但我做不到。你的影子在脑海中浮现，我的心就会血流如注。
我没有勇气，也没有力量重新去穿越我们那些温馨的时刻，那些痛彻心扉的时刻。我不能抵挡强烈的悲痛或者思念，在内部凌迟我。
我只能先“王顾左右而言他”，只能先写别人的故事，让你在我心中留下的影子，投射在别的国度、别的时间、别的人物和别的事件上。
我这一生所有的故事，都只是在直接或者间接地写你，写对你怀念，如此罢了。
（三）
从逸晨先生的这次来访，我了解到一个事实。
对于一个真诚的、全情投入的写作者来说，只要你开始写，你就不可能阻挡自己的内心从隐蔽处流淌到纸面上或者屏幕上来。或迟或早，你总会将自己内心最隐秘的部分，也暴露无遗。
那时候，在我们的文字合作中，写小说，我并不是提笔就写，写多少就给逸晨先生看多少的。一般来说，我都是先写一个“故事毛胚”。在这里，称为“大纲”，只不过，是一个稍微详细一点的大纲。
从这个毛胚中可以看出故事的整体脉络、主要戏剧冲突和高潮华彩篇章的风貌。
如今，工业化的模式渗透于一切人类生活，文字创作的领域也概莫例外。
写作者在整个产业链条当中，常常事实上扮演着装配线工人的那个角色。他通常不是整个产业链的价值中心。
在这个生产线上工作多年之后，我认识到，面向出版和大众阅读的写作，在深刻反映真正的心灵状态方面，有着不可弥补的缺陷。
作为大量发行的代价，写作者常常需要接受很多条沉重的枷锁，比如大众品味、投资回报率、审核制度之类的。
这正是我对此感觉乏味，并且倾向淡出商业写作的原因。
我不愿意因为读者的快感及出版社的商业利益而牺牲写作的根本精神。
我一直都很看重“面向终极，面向永恒，坚持独白”的价值所在。
所有的事情都遵从着同样的道理。写作亦然。只有当你心中完全不再考虑读者口味、审美、出版商、销量等问题的时候，你才能真正获得自由。也就是说，当你头脑里完全没有“可读性”的概念时，你所写的东西反而可能获得真正深邃的可读性。
那时候，我和逸晨先生之间的工作流程通常是这样的：
他定期根据出版需求，向我提出一些选题方向，然后我从其中选择自己感兴趣并擅长的方向，写出这种“故事毛胚”，而再从我提供的“毛胚”里面选择他认为合适的，让我按照字数、体裁等方面的具体要求形成精细的故事。
那段时间，逸晨先生应该是世界上阅读我最多最深刻的人，而我也因为经常接触他的选择而成为了一个非常了解他的人，我们就是这样熟悉起来，并逐渐形成了长期的友谊。
一个人很难在写作中彻底地掩藏自己的内心和自己的生活。与此同理，他也很难在对文字的筛选和修改中做到这一点。
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正是这个工业化的流程，促使我和逸晨先生，在工作中，面向对方敞开了心扉。
你去世之后的那段时间里，除了深知前因后果的高雄之外，新结识的人当中，逸晨先生是最了解我心态的人。
他深深地被我心中的那些阴暗和绝望所触动。
他看到了那些在我心里蠕动盘踞的毒蛇，他看到了地狱的火焰，他看到了嶙峋的怪石，冻结的冰原，干枯的沙漠。
他因为自己所看到的景象而感到抑郁。但他知道自己对产生这种阴暗的原因，所知不祥，他只能泛泛地安慰和温言劝阻，他没有足够的力量来解决这个问题。
于是，他想到了高雄。
他想要高雄，来参与帮忙。他确定，高雄必定有着更为有效的、单刀直入的解决办法。
他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把我当时对高雄隐蔽着的内心状况，展现给高雄，让他清楚地看到。（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