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县全县推行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动员会议开了三天，各公社党委书记和管委会主任参加了会议。外洲公社在洪水退去救灾工作进行了一段落，公社党委书记彭训祚调进县城了。张道然跟着往上升为公社管委会主任，仅次于书记的二把手，政府里面的一把手。他和党委书记许国虎在县里开会回到公社，连夜召开了党委班子会议。因为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建国以来土改后的第二次农村改革，非同小可。会上，张道然让大学学习了县委、县政府《关于实行包干到户生产责任制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的文件，许国虎传达了会议精神和县委书记蒋国章的动员报告。许国虎说：“这次县里明确提出了大包干，可能大家会联想到过去曾经批判过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便开始了对以往农村工作中‘左’的错误的清算，是驳乱反正。而我们刚刚推行的联产到组责任制虽然较好地解决了作业组之间分配上的平均主义问题，但是仍然采用原有的管理和分配方式，真正的大锅饭还是没有打破。在四川等一些地方已经早就实行了包产到户或包干到户，从他们的经验来看，就是极大地调动了社员们的生产积极性，解决了‘吃粮靠反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落后面貌，仅仅一年就结束了‘三靠’的历史，有的地方甚至对国家还卖了余粮，有了贡献。”他的话一下子触及到了过去行政上最忌诲的方向路线问题。
会议接着分别发言，谈个人想法，张道然首先说：“我和许书记在县里开了三天会，心情很不平静，通过学习和讨论，用事实说话，我个人的思想上转了很大的弯子。因此，我觉得，我们党委班子的一班人，首先要高度统一思想，要迅速把思想统一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上，统一到县委、县政府的文件精神上，不要怕会脱离社会主义的轨道，会有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十一届三中全会早已明确提出了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经济建设怎么搞，象现在天天要小队长喊工，上了工也是出工不出力混混儿，到年终不是大家超支，就是大家年难过。负责任的队长或迫于上面的压力，得管全队的吃喝拉撒，他一人管得了吗？不负责任的队长，那这个队只有放任自流了，到头来社员们只有去喝西北风了。” 张道然发言后，会场一下冷了下来，大家都低着头默不作声。在他们看来，这大包干非同不可，关系到政治立场问题，五九年那阵子不是有人头脑发热给共产党提意见，给人民政府提意见，结果被打成了右派吗！历史的教训太深刻啦！谁还敢轻易妄言，谁知道上面又是啥目的？张道然似乎看透了大家的心思，又接着说：“其实我的思想一直是保守的，我早就听说有的地方搞了大包干，我还注意报纸上已经登过这方面的消息，可我平时也没有当你们议论过，甚至只字未提，这个问题在我脑子里思考很久了，直到这次我和许书记参加县里的会，思想上才有了新的认识，现在不搞是不行了，一是政策要我们大包干，一是下面的实际情况也要我们大包干。”这时，有人插话说：“大包干，大包干，那今后农民都自个种自个的田去了，还要我们公社干部操什么闲心，那我们这些人不都得回家去吃老米饭了。”话题终于扯开了，有人发言说：“我没有什么通不通的，我们看人家怎么搞我们就怎么搞，我也不当先进，也不拖后腿。”公社书记许国虎这时说话了，他以家长似的自居，狠狠地说：“什么通不通，这是上面的工作方法，工作安排，一个不先搞，二个不先搞，那县委的工作怎么推动，大家知道，我许国虎也不是是喜功好名的，现在我们是要根据我们公社的实际，按照县政府文件要求，研究怎么搞法、具体步骤和方法，各谈一下各的建议和想法，再不要谈什么思想统一的问题了。”他的一番话，说得大家又象枪子弹堵住了嘴，哑口无言了。
还是张道然说话了，他很沉稳地说：“这次大包干我个人的理解又是一次新的革命，我们要以积极的态度投入，我们都是班子的成员，都说说。”有人又开始说话了：“我心是怎么想的就怎么说，也不管别人怎么看，大包干这一可怕的字眼在我们老家湖南华容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他们从入春以来全县就全面推开了，县委还下派了专门的工作队帮助下面指导工作，就象搞土改那么重视，我提议，我们是不是组成一个专班去实地考察一下，又不远过江就是，三五个人去就行，看了人家的搞法，我们可以借鉴，少走弯路，这样就更有利于我们工作的开展。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一看不就全都明白，什么思想问题，什么方法问题，甚至还可以到农户中去听听反应。”这时，通讯员小吕跑上楼来，轻轻地敲开会议室的门，上气不接下气的“县委办公室……的……”许国虎忙说：“小吕，你进来，歇口气，慢慢说。”小吕跨过会议室门坎，换了换气，然后清晰地说：“县委办公室找夏主任联系情况。”大家听了他的话，都松了一口气，他说后便见夏主任已站起，走出会议室。随后，夏主任来到楼下的党委办公室，翻开一堆汇报材料，振振有词地向县委办公室汇报公社的工作和生产情况。
夏金城离去后，有人就感慨地说：“以后大包干了，县委办公室和农委还搞不搞联系制度的，我过去在办公室是搞服贴了的，每星期二次定期向他们联系，都要写好汇报材料，每次都要有新典型，否则他们就不满意。据说有个公社的党委主任把一个死了两年的地主又拿出来作改造好了的典型汇报，结果县里去人一调查，此地主早已死亡，真是弄得人啼笑皆非，笑煞人矣！”许国虎忙狠狠地说：“别把主题扯偏了，言归正传，这个夏金城一下去就不上来了，哪有那么多话说，不浪费电话费。”刚才的那位又接起话说：“您不知道，不多说说，他们说你没有把情况摸清楚，就是扯野机巴白也扯一阵，有时他们真抠得你自己说的事自己都圆不了场。”
会议开了三个多小时，都夜深人静了。党委班子成员七个人总算都谈了个人的意见。许国虎最后作了会议小结和工作安排，决定：一是由张道然带队到湖南华容考察学习；二是由党委夏金城执笔拟稿关于大包干的实施方案；三是班子成员分别下到自己所包的点，摸底调查，为大包干作准备；四是筹备近期召开大包干动员大会，参会人员是生产小队长以上的干部。张道然接受了任务，雷厉风行，第二天就带了公社一名管农业的副主任，一名总支书记，共三人到一江之隔的华容考察学习。那名副主任是公社农技站的技术员，因为有中专文凭，一下提成了副主任，这次正好作为考察组的笔杆子。他们去来仅用了三天时间，回来后又连夜向党委集体作了详尽的汇报。九月十日在公社刚落成的礼堂召开了声势浩大的千人大会，会场内外张贴了多幅宣传标语。
秋后农业稍闲了些，经过半个多月的实际操作，石岭三队总算将一百六十五亩田按九十八人不分男女老幼分到了户。人平一点六八亩，而实际上不只这个数，这个队一百六十五亩田是上册的田，是一九五二年秋土改时核定的应税田亩。此前，按《新解放区农业税暂行条例》分阶层按比例的纳税，由田赋改为农业税，后又按农户全家人口平均收入按四十级累进计征。眼下，他们用老弓子丈量，亩平方不是六百六十六，而是八百，有的地方甚至九百，还超过千平方的都有。田册以外的俗称黑田，接下来就是耕牛、犁耙和队屋等集体财产，分不分，如何分的问题。他们开群众会讨论过二次，意见都很难统一，在这里包点的公社主任张道然曾参加他们定总盘子，也作了具体指导。这两天，因公社企业组的竹木交易所出了问题，据说是非法进行了竹木交易，内部帐务混乱，有人还有经济问题，县里专门来了工作组在督查，他要处理那摊子事，没有时间来队。中午，他接到石岭大队有关情况的汇报，觉得这事也非同一般，只好向县里的林业督查组解释后，自己便赶往石岭三队。他深知如果石岭队他的点上的大包干工作流产，或者是工作不顺利，都将造成不良的影响，对全公社的大包干工作就会带来阻力，一桩好事甚至会办成坏事。
下午，张道然和大队小队的同志一起就生产工具等分配问题进行了统一。小队不比大队，生产工具再留在小队没有意见，就是队屋已经开始破烂漏雨，不进行合理的分配，会被抛荒的，田都分了还有什么顾忌的。晚上，小队通知十八户人家，一户派一名代表参加群众会。会议在小队会计付小兵的家里召开，队长付先发主持会议，大家围坐在堂屋里，靠壁的椿凳上放着盏没有罩子又没有马口的煤油敞灯，灯芯燃烧着火苗，吃力地腾升着细烟，吃力地发着浑黄的亮光，照耀着一张张既兴奋又难测的脸，兵会计见煤油灯太暗，便将它吹灭把灯芯拧了起来，灯重新点燃后火柱粗了，烟雾也大了，光亮也不过如此。发队长先请张道然讲话，并说：“过去，一位公社的书记是不可能来参加我们小队的群众会的，今晚张书记在万忙之中参加我们这十多人的会议，由此可见，大包干的工作何等的重要，我不罗嗦了，不耽误大家的时间，先请公社的张书记给我们讲话，大家再不能讲小话了，会有你们说话的时候的，先给我认真地听着。”他转向身旁坐着的张道然，小声而客气地说：“请您指示。” 张道然首先介绍了有关政策和外地的形势，又充分肯定了前段的工作，然后毫不客气地说：“我们后段的工作任务还有很大，这就要求我们一定做到一切行动听指挥，不要为争一根稻草而闹得不可开交，当然我这是打比喻，我相信大家的觉悟不会低到那种程度，一碗水都难端平的，何况说分财产，不可能将一头牛宰了，得的得蹄，得的得头，那也不平等，谁愿得头，谁来得蹄呢。再说好女不争嫁妆，娘家陪的再多，不能把女儿包到老，人人都要大公无私才好办。老话也说的有，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谁要是故意刁难，我们将以破坏论处。”（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