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一个多月的反复讨论，和制订方案，人满为患的老大难单位，城关财政所的减员分流工作开始进入实质性的操作了。按方案所定，对距退休8年的男5岁，女4岁的一律实行内养。外单位借调人员不作人员编制，全所14人也还有109人，所长不参加竞岗还有108人，只留在岗人员48人。也就是说财政所只定了49个岗位。谁留谁走，涉及到下岗掉饭碗的问题。在讨论中每个人都在挖空心思地打着自己的小九九。有的在财政所工作时间长的，说：“以城关财政所的工龄长短而定，长的上，短的下。”有的工龄长的说：“不能是否在哪个单位参加的工作，以工龄长短而定，长的留，短的走。”也有的年轻人说：“以工龄长短而定最合理，短的留，长的走。财政所不能只留老头子，老婆子，又不是养老院。财政所还要发展！”工龄长的争辩说：“工龄长说明在财政所的贡献大，剩余价值都留在了财政所，不能减工龄长的。”后调进财政所的也有道理说：“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在其它单位还不是为共产党卖命，又不是为国民党搞事。况且是改革把我甩下岗的，好不容易托人找人攀关系才又有的工作。为了进财政所，钱都花了一大把，谁给我补上。你们如果把我挤下岗了，我就坐到你们局长家里去吃饭的。”人到了这个份上，也没有什么顾忌，什么厚颜无耻的话都能捅出来。在财政所参加职工竞岗讨论会的县财政局长谭芳终于按奈不住，激奋地说：“你们这也不行，那也不是。那只能搞投票竞岗了。得票多的留，得票少的走。”立刻就有人气鼓鼓地说：“不行。平时工作认真负责，得罪了人，得票必少。那些平时工作轻闲，和职工们一团和气，整天打牌，吃喝，必然得票多。你们硬要坚持投票，那就让得票少的留，得票多的走。”谭芳满以为投票是唯一的上上之策，不想刚一端出来，就遭到反对。她局长的话可从来没人敢反对过，这下让她脸上火辣辣起来。争论在无休止的一场会一场会的进行着，人们的脸面被一层层地揭开，矛盾越扯越复杂，问题越说越深层。被县财政局党委任命到城关财政所为减员分流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县财政局副局长亦岳泉，私下无奈地对谭芳说：“谭局长，城关财政所受全县关注着，减员分流不能出半点差错，否则闹出人命关天的事来，我们局就麻烦了，也不好向社会交待。您最近几天还是挤时间来参加职工会。等职工的意见统一了，办法定下来了。我再留在财政所操作到位。”谭芳被助手将了一军。将得无话可说，只好迎着矛盾上了，谁叫她是一把手的。
根据谭芳的意见，为了不影响全县的秋征工作，城关所的减员工作必须在一星期内到位，便决定晚上继续召开职工会。人的工作是最难做的，就是一个人的矛盾不解决好，那也够人缠绕的。会上，谭芳以谈心的形式，找了很多道理，苦口婆心地说：“同志们，大家的心情我理解。这事搁到任何人的头上都不会无动于衷的。改革是一项政策，一旦一项政策来了，必然会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你想得通也好想不通也好，这是客观现实。”有人在底下牢骚着说：“有些人为什么总盯着我们城关财政所不放过！国家的一次宴会，领导人的一次出访，不知要花掉老百姓的多少血汗。”谭芳顾不了会场的嘈杂，在继续着她的演讲，或是动员报告：“现在政策不是不好，社会上那些个体户还不有好多都发了财，成了大老板，住小洋楼，功成名就的。没有什么想不通的。”有人听到这话，会场孕育的骚动，就公然嚷开了：“你谭芳为什么不去当个体户！”亦岳泉忙拦截说：“你怎么能这样说话。”那人毫无畏惧地又说：“不这样说，怎么说。现在都到了要我们命的时候了。人要死了都不挣扎几下，那还叫人吗，简直比畜牲都不如。”他的话很具有鼓动性，以致会上引起了小小的骚动，双双带箭的目光都射向了主刀者们。这时，所长态度明确，站在局长立场上，发吼说：“你们闹，闹什么，有你们说话的时候，现在听谭局长讲。”会上静了下来，谭芳继续着说：“你们情绪这么激动，有些话让我怎么说呢。就是你们在我这个位置，你们也会体会到我的难处的。现在不是感情用事的时候，要选择一个好的办法，大家都能接受的办法，妥善地进行分流工作。你们把人家几个厂的下岗工人一看，把商贸企业下岗的职工一看，人家早进入市场了，有的还在街边擦边鞋。皮鞋都擦出县擦出省份了。”有人又嚷了：“少听她那一套！只要你们给工资，我们都愿意呆到家里去。”会场又骚动起来，职工们纷纷响应，群情激昂。好多年没有在晚上开这样热烈的职工会了。连会场里那耀眼的灯光已变成了冲天的灼火。那群情愤抗的火焰，狠不得要把主持人烧焦。有人在摩拳擦掌，有人在咬牙绝齿，有人在腮邦突起，有人要撒泼破口大骂了。如果此时，参加会和主持会的领导头脑不冷静，稍有不慎和过激之言，将象一点火星点燃导火索，引爆原子弹似的大爆炸。会场瞬息会变成火的海洋。会在大县曝出轰动效应的特大新闻，给领导者留下追悔莫及的终身遗憾。时下，毕竟不是文化大革命，法治和理智还在主导着人们！
这时，在一片吵闹的喧哗声中，有人叹息说：“不减不行吗，一个好端端的单位，何必要自相残杀呢！”不减肯定是不行，这里关系到税改的大局，三农的大局，国家政权基础稳定的大局。为了大局，不能牺牲个人的小利。职工中终于站起一个上点年纪的中老年人来。他过了5的年龄，头发和胡茬子都已是刚伏上雪朵的大地，一片茫茫花白了。他姓史名德成，有时又写成史德全。有一段时期，同事还称谓他“死得成”。谁让他父母给他取了个犯讳的谐音名字，他祖宗姓史呢。然而，他本人并不忌讳。越是口头喊“死得成”，越是要活得长命百岁的。这不，他已平安地走过了天命之年。他还乐观地向同事们展示，人总是要死的，谁都死得成。多么开朗的生死观。随着他年岁的增长，辈份的增高，已当上爷爷后，渐渐没有人再叫他“死得成”了，而是叫他“德全老头”的。道德俱全么！还有叫德全伯叔的，也有叫德全爷的。名姓只是人的符号，关键是做人要讲究本份。在计划经济年代，财政干部清寒，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没有商贸职工优厚的物资。粮食部门有饱饭吃，食品部门有骨头汤喝，杂货店有煤油灯可照亮黑夜。当然，有人守不住清贫，想法设法钻营到有吃有喝有用的政治地位的单位去了。而史德成却一直信守在财政部门，当个农税员，一干就是0多年了。他大声地招呼说：“大家听我说一句话。我是内退的人，说得不对，只当放屁，跟没说一样。如果大家觉得有点香味，那说明是香屁，就中了。”职工们渐渐安静下来，被他的“混话”逗乐了，哈哈地一阵笑闹。老史却没有一丝的笑，一本正经地说：“你们不必笑，还有不中听的话，听我说。那是赌命，也够残酷的！”有人在笑着说：“你个史老头。快说呀，一句话说了半天，还没说出来。”从此“死老头”这个名称又出笼了。只有在家里只有他老伴称过他“死老头”呢。老史接着说：“就用土办法，抓阄。”大家听得明明白白，抓阄！抓阄。仿佛都傻了眼，这不回到原始社会，回到村野乡民之中，可我们是堂堂正正的国家财政干部，堂堂正正的国家单位。抓阄，太俗野了。会场一下死一样的寂静起来。老史不知大家赞不赞成，不知领导者和职工们葫芦里装的什么药。便说：“只当我没说，放了一个臭屁！”他申明了这句话，就坐了下来。
片刻的如电视上快镜头的来回思考，职工猛然回过神来，不约而同地喊了：“香屁！抓阄！”既然，绝大多数的人都称赞了抓阄，这就看有决定权的领导者的态度了。抓阄，这个史老头还真出了个馊主意，让谭芳和亦岳泉犯难了。在他们看来，抓阄太原野了，那让社会上怎么看待我们财政系统的工作水平和能力，干部职工的思想观念和素质。谭芳和亦岳泉在用心灵相互窥视着，谁也不瞄谁一眼，或递个眼色，谁也不表态，或让职工吃个定心丸。依老史的工作经历，如果领导者继续这样僵持下去，职工中的情绪又会爆发，矛盾又会激化。他又自言自语地说开了：“这是个没办法的最好办法。我没有上过战场参加战斗，和大家一样是新中国成长起来的。我所不同的是生在旧中国。黎明前的旧中国已经是有了暑光的旧中国。在战争年代，多少壮士为了新中国的诞生，抛头卢，洒热血，连性命都搭上了。现在，我们只是裁人，还不是要我们的性命，我们就用战争年代壮士们舍生命的那种英勇气慨来迎接裁减。我搞了几十年的农税员，对农民冷暖是有感悟的。我们下岗了，还不至于会苦到农民那地步吧。为了农民少负担一点给我们吃皇粮的人，那是过去说的，我们自己也有两只手，何必到城里吃闲饭，何必到单位吃闲饭呢！”史德成的一番话，终于使会场的风向有了转机。有人心平气和地说：“那看谭局长怎么拍板。”也有人说：“那看亦局长怎么说。”双双情染的目光期盼地望着两位局领导，也还偶尔瞟瞟所长季斌。作为会议主持人的亦岳泉到了该表明态度的时候了，就象长江里航行把舵的舵手遇到狂风恶浪，遇到沙洲浅滩，该怎么把舵要当即立断了。亦岳泉终于开口说：“你们对抓阄没有意见？”职工们掺差地回答。有些人说：“没意见。”有些人说：“就抓阄。”亦岳泉还是很原则地说：“定岗上岗办法经过这么多场讨论，众说纷纭，东说东有理，西说西有道。你们既然同意抓阄，民主还有个集中，等局党委研究决定。抓阄也不是很简单的事，还要研究具体操作办法。谁先抓，谁后抓，抓什么，如果，大家还有更好的办法，会后还可跟我们讲。”他又转向谭芳问：“您还有什么意见？”谭芳干脆地说：“没有。”他又对季斌说：“你还有什么说的。”季斌缓了下，说：“一句话。在岗位没有重新确定前，大家一定要照常上班，做好各自的工作。”亦岳泉最后大声地宣布：“散会！”随着一阵起身地动响，职工们又叽叽喳喳地议论着离去。（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