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还是那个北平，不过林子轩已经不是以前的林子轩了。
这么说是因为林子轩的名气变大了，受到了更多的关注，最明显的是各人对他的态度。
林子轩第一次见梁启朝的时候被训了一顿，就像老师对学生一样，讲了一通大道理，把他和徐至摩放在了同一地位。
这样做并没什么错，他和徐至摩是同学，在梁启朝面前算是晚辈。
无论双方的观念是否有分歧，但礼不可废，该听的教训还是要听，尊老是中国的传统。
这一次，梁启朝虽然仍旧说了一堆大道理，却和蔼可亲了许多，甚至会不时询问林子轩的意见，特别是有关西方社会的问题。
此时梁启朝已有五十多岁，浮浮沉沉数十载，有种看透一切的沧桑感。
想当年他们那批人公车上书，拉开了维新变革的序幕，是那个时代的进步青年，改革派。
时代变迁，几十年过去，在如今的进步青年眼里，梁启朝成为了不折不扣的保守派。
这几年，他一直在天津和北平两地奔走，宣扬传统文化。
1918年，梁启朝前往欧洲考察，经过一年多的观察，他得出了一个结论，他认为西洋文明已经破产，拯救世界还要依靠东方文明，主张极力发扬传统文化。
于是，他从一个旧世界的批判者，成为一个旧传统的提倡者。
在这方面，他和林子轩有共同的认知。
他愿意提供自己的私人藏书供林子轩使用，无论是印刷出版还是翻译都行，只要是宣扬传统文化他就支持。
梁启朝把林子轩叫过来主要是因为苏联的问题。
他是个坚定的仇俄派，担心林子轩太年轻，到苏俄一趟被苏联人同化，特意叮嘱一番。
“我活了这么多年，看明白一件事，那些西洋人没有一个真心帮咱们，都有私心，总要从咱们手里抢走点什么。”梁启朝总结道，“不要相信他们，咱们还是要靠自己。”
林子轩点头答应。
这个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特别是国家之间，利益才最重要，可惜很多人看不明白，或者心里明白却装作糊涂。
他和徐至摩离开。
经过年前那场“联俄仇俄”的争论，徐至摩名满京城，不过在青年人心目中成了仇敌，新月社和现代评论派都被抨击。
北平的文化氛围愈发的激进，他提倡的自由主义论调有点不合时宜。
在《晨报》报馆被烧的事件后，徐至摩沉稳许多，做事更为内敛了，不过仍然坚持自己的主见，他和林子轩谈论了在苏联的见闻。
徐至摩担心林子轩被苏联人安排的参观骗了，回来后宣扬苏俄的成功，误导青年。
如今林子轩在文化界的地位不一样了，说出的话更有分量，能影响到更多的人。
越是如此，越要谨言慎行。
有仇俄的就有联俄的，同样有人来见林子轩。
此人叫做李达钊，早年留学日本，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科系学习，1916年回国后在北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学教授，成为新文化的一员主将。
他较早接触苏俄的大革命，并写有《庶民的胜利》等文章。
系统的阐述了十月革命的意义，讴歌十月革命的胜利，旗帜鲜明地批判改良主义。
他和林子轩谈论了苏联大革命对中国的意义，认为中国只有走苏联的革命道路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
林子轩发现自己成为双方拉拢的焦点，似乎这次苏俄之行有了特殊的意义。
这让他压力倍增，他其实更想陪着冯程程在北平走一走，看一看，过悠闲的二人世界。
只是，这个想法有点奢侈。
当他和冯程程来到她以前就读的贝满女校故地重游的时候，被校方拉去做了一场演讲。
当他和冯程程一起到她以前同学家中做客的时候，林子轩毫无疑问的成为了主角。
他觉得自己抢了妻子的风头，冯程程对此却不以为意，能看到自己的丈夫被重视，这或许是作为妻子最开心的事情了。
她也有着小小的虚荣心。
以前在北平上学的时候，梁启朝和胡拾这些大学问家是她们仰慕的对象。
如今看到这些人对自己的丈夫礼遇有加，侃侃而谈，心里有种难以名状的满足感。
那些旧日的小姐妹，命运各自不同，有人如意，有人落魄，让冯程程觉得造化弄人，感慨不已，为此向林子轩倾诉良久。
林子轩不由得想起后世的同学会，各种攀比和炫耀，令人不忍直视。
所谓的同学会是为了交流感情，不是为了证明自己比别的同学了不起。
相比较而言，这个时代的人情味更浓一些，不像后世那么的市侩，后世的道德水平实在是不好评价，只能说传统文化消失殆尽。
他和周作仁见了一面，谈论了在国外出版散文集的事情。
有了第一套新文学丛书的出版，他有了底气，虽然不算成功，但在国内造成极大的影响。
不少学者都想搭上林子轩的关系，也能在国外风光一回。
所以，这一回林子轩颇为强势，要求所有的翻译工作都要交给万象书局来做，这是担心出现上次林羽堂的事情。
万象书局要成立编译所，招揽翻译精英，这批丛书刚好作为考题，来考核翻译者的水准。
林子轩和周氏兄弟的关系越来越疏远，不仅因为和老三周建仁有过矛盾，还因为《现评论论》和《语丝》之间的论战。
《语丝》是周氏兄弟的地盘，《现代评论》由万象书局出版，林子轩最终定稿。
两本杂志都是新文学的重要刊物，它们之间的论战不仅有个人的矛盾，还有文学观念的差异和政治观点的不同。
《语丝》和《现代评论》都不是革命文学。
《语丝》主张：“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极力加以排击。”
《现代评论》宣称：“本刊的精神是独立的，不主附和；本刊的态度是研究的，不尚攻讦；本刊的言论趋重实际问题，不尚空谈。”
两者其实都提倡“自由”和“独立”的创作态度，这是一场知识分子之间的论战。
林子轩一向抱着对事不对人的态度，周作仁的散文写的确实好，这就足够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