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到余建强家的时候，已经是下午四点。他的家很好找，一般市民都知道，问问就找到了位置。王金印当然不会去，他要保持他的市委书记的身份。带吴中有他们去的，依然是那个市纪委书记，姓邢。
敲开余建强家的门，他们发现，里面的陈设非常简陋，一点也看不出这个家的主人曾经当过县委书记。招呼他们的是一个老妇，也就是余建强的老婆。她是一个典型的农村妇女，听明白来访者的意图后，她就默默垂泪。
余建强躺在铺上，头发花白，脸容清瘦。铺头柜上，放着一些不知名的药瓶。很显然，他生病了。
邢书记皱了皱眉头，不愿久留，拿出处分决定书，说明来意，要余建强签字。
余建强哆嗦着看完处分决定，脸色惨白，非常吃力地说：“这个字我不能签，我要申诉。”
邢书记恶狠狠地说：“余建强，今天这个字你必须得签。要是你拒绝，下次我就不会只带便衣警察，还会带记者来，让他们全程拍摄，把你丑恶的嘴脸曝光。”
看来，今天他们是带着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意图来的。本就有病的余建强气得只打哆嗦，几乎背过气去。见情况不妙，印道红急忙劝道：“余建强同志，你有申诉的权力，可总得保全性命。否则的话，即使有冤屈，你也只能带着冤屈见阎王爷了。”
这番话说得很恶毒，可余建强听了，如服了一剂良药，清醒了许多。确实，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要是连命都没了，他的案子就成了定案，冤屈就永远是冤屈。余建强慢慢地平静下来，接过邢书记递过的笔，在处分决定书上签了意见。
邢书记瞅了瞅余建强签的意见，脸露笑意，说：“两位领导，任务完成了，你们也目睹了全过程，可以走了吗？”
印道红说：“你们先走吧，我和吴主任呆一会，做做老余的思想工作，免得他再犯错误，干出什么傻事。”
反正任务已经完成，随他们怎么折腾了。邢书记笑了笑，说：“那两位领导慢慢做工作，我们先行一步了。”说完，他大手一挥，带着他的一帮子人出了余建强的家。
印道红没急着谈话，而是先在房间走了走，看房间里的摆设。然后，他才重新进了卧室，说：“老余啊，不说其它的，就讲着房子，就表明你是一个好县委书记。”
余建强苦笑一声，说：“好有什么作用？还不照样挨整，被撤了职，连党籍也被开除了。”
印道红说：“困难只是暂时的，你要相信，在我们党内，像王金印这样的腐败分子毕竟是极少数。”
余建强说：“我都成这个样子了，又能怎样啊？”
吴中有在一旁说：“老余，你得了什么病？”
余建强的老伴说：“前几天，他感到极不舒服，我送他去医院做了一个检查。CT片子上显示出一个非常危险的图样，肝脏中部偏右有个4*8mm的异常组织体。直接说了吧，就是一个肿块。”
印道红知道，人在委屈的时候会生出许多病来。他读过一些中医方面的书，书中说：怒伤肝，肝脏最容易因生气而发生病变；他还知道，如果是肝癌，病人是活不了几个月的。他还不到五十岁，他还有许多未完成的事业，他还有美好的家庭中享不完的天伦之乐，他还有冤屈没有伸啊！难道，他就这样不清不白地进了火葬场！他愤怒，是腐败，是官僚主义，是家长作风害了他。究其原因，他的所作所为，是为了党的建设，为了党风建设，为了群众大声疾呼。
这个时候，千万不能让余建强悲观失望。否则的话，他真的会带着冤屈见阎王爷。想到这，印道红故意气他道：“吴哥，看样子，我们真的没白来！”
吴中有没听明白，说：“什么没白来啊？”
印道红说：“亲眼目睹余建强同志是如何心甘情愿地接受处分，让腐败分子继续腐败啊！”
余建强听了，从铺上挣扎起来，说：“印秘书，你是用激将法，要去继续去告。我算是看清楚了，办不了的，光有热心没用；能办的，看着大官的脸色行事，谁愿意为孙子烧轻活？再说了，我现在这个样子，哪儿也去不了，只能背着冤屈等死。”
印道红听了，沉默了一会。突然，他又哈哈大笑起来，说：“你应该鼎得住！甭说你，就说我，我也有过被整的经历，被别有用心的领导弄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要是甘于被整，我还能进省政府当秘书吗？说实话，我现在不是担心你个人平反不平反，这不是主要的，我最担心的是你不平反，你反映的这个事情就不会成为事实，而它假的一面却将成为铁的事实。我希望你继续努力，有句话不是说不以成败论英雄，他不给你平反，肯定是暂时的。平反了，是党的英明伟大。你即便现在被开除了党籍，也要好好地活下去，为党继续工作下去，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那才对呢。”
这番话，说得绝望中的余建强心头热乎乎的，一行清泪从眼中滑出。
印道红继续说道：“你知道郑板桥吗？他也是个县令，人家不当官，一骑毛驴就走，对什么名呀利呀毫不在意。我知道你的个性，你这个人啊，就是太认真了，你肯定会斗争下去的。你如果需要钱的话，尽管找我好了。”
余建强叹了口气，又摇了摇头说：“我不要钱，没有钱人照样能活着，没有理想，这个人就焉了，我还是要去找我的理想。如果我在做官上失败了，被整成了一个反格命，那我还有笔，还有我的头脑，我还有我的心。我只要不死在肝病上，就能有所作为。只要我有口气在，我就要和腐败分子斗争到底。”
印道红摇了摇头，说：“都这个地步了，你还有斗争的勇气？不是我打击你，我不相信。”
余建强说：“信不信由你，反正我是去定了。”
见余建强真下了决心，印道红说道：“老余，实话告诉你，今天我和吴副主任是来帮你的。你定个日子，看哪个时候去北京，到时候我也去北京，帮你找一个能为你主持正义的大官。”
余建强脸露兴奋，说：“你真是好人，你真是好人，这个时间当然是越早越好。”
印道红说：“这样吧，如果你的身体允许，明天你就动身。不过，你要先去北京，把你事情尽量扩大影响。只有造成了一定的舆论影响，我才好带你去找更大的领导。这样的话，事情就好办多了。对了，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麻烦，我们不能同行。到了北京，我们再联系。”
这样约定之后，印道红和吴中有才离开余建强的家。
在路上，吴中有问道：“印老弟，你为什么要帮老余？”
印道红说：“不是你说过要我帮他的吗？”
吴中有怔了一下，说：“我哪个时候说过这样的话？”
印道红说：“就是你从北京回来的时候啊，你说要我帮谌省长渡过难关。你想想，我一个小秘书，能帮谌省长什么。不过，我们可以借力打力，借别人的力量帮助谌省长。现在机会来了，王金印的腐败是明摆着的，可他为了遮人耳目，打击报复举报他的人。喻国和是他的靠山，上次你说谌省长和他发生矛盾，就是因为余建强举报的事。很明显，就余建强举报事件来看，王金印和喻国和是一条战线上的。”
吴中有说：“我明白了，帮助余建强讨公道，扳倒王金印，就是打击了喻国和，帮助谌省长渡难关。”
印道红笑了笑，说：“我可没这样说，是你乱猜的。”
“哈哈哈哈哈哈——”说完，两个人相视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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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清早，余建强又一次踏上了去北京的上访路。老伴不知道是什么滋味，因为担心他的身体，坚持一定要陪他一起去。余建强非常感慨，自己已是快五十岁的人了，前半生一心投入工作，从来没有带着老伴去首都看看。现在，因为要去上访，却要他陪着一起受罪，心里真是愧疚啊！
余建强拿出家里最后的一点钱，和老伴一起上路了。到了北京，他再一次找到了新闻界的老同学阳知高。阳知高依然很热心，说：“老同学，你不要焦急，我帮你找个人。然后，他带着余建强在院子里转来转去，找人商量事情。
后来，有个朋友提出建议，说：“这样吧，我们给你开个记者招待会，我们把北京的新闻单位都给请来，起码每家新闻单位来个代表。然后，你把你的冤屈再说一说，大家共同努力，帮你呼吁呼吁。
又有一个朋友提出建议，说：“光呼吁还是不行，新闻单位毕竟是新闻单位，我看这事还得打官司，去法院告状。”
余建强比较赞同后面的建议，可问题是怎么去告啊？
那个朋友说：“你可以去法院的行政厅，你说你认为被撤职部队，被开除党籍更不对，这是可以打官司的。”
余建强苦笑道：“这样的难度太大了，我看还是先请新闻界的朋友想想法子。”
那位朋友说：“那可以，我们先给你租个会议室。茶叶钱呢，你出。会议室的租借费用你就甭管了，我们负责。咱们把大伙召集起来喝杯茶，你也没什么礼物没什么纪念品，再说你是背着官司去告状，大伙也不会忍心要你什么纪念品的。”
不过，余建强还是不想开这个记者招待会。他担心这样做，对党的形象不好。要是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了，那多不好。朋友们都感叹说：“你可真够忠的，都到这份上了，你还考虑影响。那好，我们帮你转转的情况。”说完，他们纷纷从余建强手中接过申诉信。
记者招待会没有开成，余建强还是照朋友们提出建议，仅就被撤职一点，向法院行政厅提出投诉。这次，他决定真的打官司了，哪怕家破人亡也在所不惜。
法院的同志很热情地接待了他，问他有什么具体申诉。
坐在法院办事人员办公桌的前面，余建强不无愤慨地从头至尾把事情说了一遍。人家听完，表示很同情。可人家又说：“余建强同志，不是我们不接受你的案子，人民法院的大门是对任何人打开的。问题是，你的这个案子不同于一般，它不属于法院所接受的案子范畴之内。因为，法院的案子不包括党委机关处理的纪律案件，这还是归党内处理，不是我们的职责范围之内。我们的工作是面对社会，比如罚款、拘留之列的，你说对不对？”
余建强失望地说：“那我这件事该怎么办呢？我说句不该说的话，党内的事，法院能管什么呢？”
法院的工作人员摊开双手，说：“你的话有道理，可是我们真没办法，你只能先回去等待。请你相信，你的材料我们会负责转给纪检部门的。”
忙了差不多两天，又是一个回老家继续等待！回老家等待？他们依然是采用踢球战术，把他从五楼踢到四楼，从四楼踢到七楼，从七楼踢到五楼，从纪检机关踢到组织部，从组织部踢到办公厅。就这么，把他踢来踢去，最后事情依然是不了了之。
余建强已经知道了他们的战术，再也不上他们的当了。这次，他和老伴抱定了决心：死缠烂打。因为，有个人答应帮他们。在北京纠缠了三天后，印道红终于来了电话，说：“老余，这几天的活动还是有成效的，你的事高层已经知道了。最近有家报纸发了条消息，不知你看到了没有？”
余建强忙说：“什么消息？”
印道红说：“报纸上讲，有位大领导去南方视察，在庙里遇到一个小和尚，是个大学生。他很诧异，问他年纪轻轻的又是大学生为什么出家了。小和尚说他看不惯当地那些腐败现象，受不了那些有权有势的人的气。大领导做他的思想工作，说还是要往前看，要相信党和政府会惩治腐败的，主持正义的，希望他能还俗，为社会建设做出贡献。现在这个小和尚已经还俗了，从事他所学的专业。你看这个例子怎么样？”
余建强说：“你举的这个例子很给我信心，我会照你的继续去申诉的。只是，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去做了。”
印道红说：“我已经到了北京，我建议你重新写申诉信，把申诉的重点放在车祸出了人命这件事上。毕竟，人命关天，这是看得到的事情。明天上午八点，你在中南海西门等我，我带你去拜访一位大领导，能不能成，就看你的造化了。”
我要进行最后一次申诉！通完电话，余建强要老板帮他准备好纸笔，开始写他的0封申诉信：
各位领导同志，今年六月，我向江北省省委书记喻国和同志提供了两个信息，说江北省省委树立的廉政典型——海川市市委书记王金印是假的，他的儿子酒后开车轧死了人。车祸发生后，王金印曾经表示要重判。可实际上，他利用特权找相关的领导，替他儿子求情，以致判了刑的儿子在服刑期间当上了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戴着国徽领章执行任务，抓人。这种罪犯办案的现象，即使是在旧社会也不多见，更何况我们这样的新社会？
这位典型没有进省委领导班子，回海川市后经常发牢骚。其语言之偏激，令人吃惊。我把这两件事用举报信的形式，向江北省省委书记喻国和同志作了反映——不是向纪委和政法机关反映。结果，我遭遇了灭头之灾。我的反映被转到个人手里还没向我这个原告调查之前，就定了我不能当党员不能当国家干部的框框。
我掌握了一定了证据和录音，据法律权威人士讲，录音内容具有法律效应。但是，这些录音在处理我之前就交到了组织上，并没有做任何参考，也没有任何调查。我所反映的问题，确确实实属实，为什么他们要指鹿为马，让我蒙受不白之冤？
自从我向省委领导反映海川市市委书记王金印是假典型之后，我就被强行带上了分裂省委和诬告王金印的帽子，被开除了党籍，被撤掉了职务。现在，我只能继续伸冤，直到问题被解决了为止。
写完之后，余建强又检查了几遍，直至满意为止。然后，他按老套路，到外面复印店复印好几份，到时候好给交给领导看。（未完待续）